赵城：1835年的血光和酷刑

一

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历史老师即兴讲起清代道光年间本县（赵城）一个大事件——震动朝野的“曹顺起义”，印象最深的是一段歌谣，开头两句：“耿峪耿壁好大胆，豆腐刀子造了反。”

说来惭愧，我业余喜欢看点乡邦文献，可是几十年过去，对本县历史上这个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不大了解，也没想过要去弄明白。当然，我对先前那种一味歌颂“曹顺起义”的做法早就产生质疑，认为“起义者”不问青红皂白，把一个有作为的知县及其全家老少一个不剩统统杀掉实在野蛮。产生质疑的直接原因是，我的书柜里有一部清道光版《赵城县志》，常会取出来翻一翻，而被“起义者”杀掉的，正是县志纂著者、湖南长沙人杨延亮。

杨延亮18岁考取湖南乡试解元，20岁中进士，分发山西。清道光元年（1821年）补授赵城知县，时年26岁，一干就是15年，赵城应该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我从清道光七年（1827年）纂成的《赵城县志》里，大略知道一点他的治绩：

修缮常平仓。常平仓是古代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而在各地设置的官仓，这一制度设计一方面对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以及赈济灾民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官府还可以将常平仓的粮食出借给农民作为种子或口粮，以供不时之需。赵城的常平仓在县署南面，年久失修。杨延亮到任后，将九座仓房修缮一新，每个仓口都挂着一块正方形的匾额，一匾一字，连起来便是：“时和岁稔人寿年丰登”。按他的记载，每年给孤苦贫寒百姓发放救济粮，都“在仓动支，按月报销”。

破除馈赠陋习。赵城本地的西瓜成熟较晚，农历五六月间市面销售的西瓜都是从南边运来的。按旧例，每到这季节，前几任县令都要“责民供献”，馈送州府官员，“民不胜扰”。杨延亮到任后即“罢除之”。

化民成俗。杨延亮有两则简短的政务日记，各记载了一件趣事。一是县城南15里上纪落村，传说为汉将军纪信故里，是官道穿行之地。此处有个青石坡，“上下百余步，峭若壁”，往来车辇都须雇用村中马匹，才能牵挽上坡，马户以此谋利。马户之间抢夺生意，“时时构讼”，影响交通；遇到下雨天，又“恣意索值”，过往行旅挨了宰，背后骂这地方的人太黑。杨延亮便与村老相商，将马户编号，依次受雇，不分晴雨，每匹马受雇一次挣20文，恣意索取者受处罚。这个规定镌刻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人们一望可知，按约行事，从此马户客户两便，官道也畅通了。再一件是旧俗男女婚约没有庚帖，一些不讲信义的人家随意悔婚，诉讼不断。杨延亮断过几起悔婚案之后，定下新规矩：换庚帖。将庚帖分为红柬、绿柬，男家用红柬，女家用绿柬，定亲后互换庚帖，以资凭信。我小时候经见过换庚帖的乡俗，却不知与这位杨知县敦化有关。

振兴文教。清乾隆年间赵城南关、北关各有一处义学，北关义学完好，南关义学年久荒废。杨延亮到任后，即在南关城隍庙复设了一所义学。在他看来：“富者读书易耳，贫者欲教其子弟，先苦于延师之难。尝有天资聪悟，终其身未能入塾者，此义学之设为不可少也。”我在别的资料里看到，辛亥革命元老、著名诗人张瑞玑的祖父，是县学的廪生，深得杨延亮器重，杨氏编印的《赵城课士录》“载其文甚伙”。三晋名儒、清光绪《山西通志》副总纂张铁生（于铸）更是杨延亮一手培养起来的，据《山西献征》载，铁生“十岁作文已可观”，杨延亮初到赵城主持童子试，对铁生“特奇赏，拔擢第一，遂招入署伴诸子读，且授以诗古文词诸学。”铁生后来中举，历任绛县教谕、蒲州府教授。张之洞巡抚山西时，创设太原令德堂，延聘张铁生（同时延聘的还有杨深秀、杨笃）“住堂充襄教事”。据1924年赵城进士乔海峰撰写的《重修杨昭节公墓碑记》：“邑之秀而文者，经公裁成，多蔚为时望。……溯嘉庆一朝，吾邑文风久衰歇，至公而振兴之。洎至清末近百年，而历任山西学使者，尤称赵城文风为岭南诸县冠，盖公之流泽长也。”杨延亮谥昭节，岭南即韩信岭以南。清末民初，山西还流行一种说法：“南赵北崞，文化人多”。

纂著《赵城县志》。这部县志上承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旧志，下迄清道光七年（1827年），再往后，一直到1954年赵城县建制被取消，与洪洞合并，120多年间赵城再无新志。从丙戌（1826年）春组织采访，到丁亥（1827年）秋独立完编，年青的知县“或驻马邮亭，或肩舆陇上，随时采录，久而成编”。通编避冗繁，显精粹，弃迂阔，求真实。兹举一例，旧志载城西北10里的许村有“蔺相如墓”，此说相沿已久，民间还衍生出一种习俗：童子入学，佩戴墓上产的“灵棘”，可变得聪慧。杨延亮根据《史记正义》《广舆记》，申明“蔺相如墓在邯郸”，进而指出：“《史记》载相如为赵人，所谓赵者本邯郸赵，旧之误以赵城当之。墓之附会，盖由于此。”墓且不存，灵棘焉附？所谓童子佩戴相如墓“灵棘”的习俗，后来便消失了。对绅民的义行善行，杨延亮则尤为重视，他说：“予访荐绅，求所谓义行之士。”“予于善行，虽小必书，愿悭鄙者知所愧厉也。”他治县的目标是：“教之以睦婚任恤之谊，深之以诗书弦诵之文，其士抱义戴仁，其氓含哺鼓腹，洋洋乎坊里之太和哉！”他的文风朴实、尚简，县志自序仅200字，艺文卷亦不收自作诗文。年青知县的襟抱，于此可见一斑。

赵城立县千余年，有作为、有名望的宰官，可考者寥寥，我只知道三位：第一位是宋代的宗泽，他为力主抗金忧愤而死，临终前犹三呼“过河！过河！过河！”。第二位是清光绪丁戊奇荒中殉职的刘祥瀚，他的事迹在百姓口碑里。第三位便是杨延亮，却被“起义者”杀掉了。死前他已推升云南南安州知州，即将离赵，一家老少全部罹难，竟无一幸免！

二

今年春节前，寓真先生招饭，闲谈时点题，让我围绕“曹顺起义”给山西法治文化研究会的刊物写篇史话。我便网购了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乔志强编），不料一读之下，怦然心惊，沉重的历史气压让我感到窒息！

交了寓真先生的差事，心里却难平静下来。我仿佛被历史的铁钳挟制在200年前家乡的土地上，耳边响起早年听过的歌谣：

“耿峪耿壁好大胆，豆腐刀子造了反……”

“耿”在赵城方言里读diě。耿峪、耿壁是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城东10里相邻的两个村子，按那时行政区划，属东乡耿壁里。县志载，“东乡水地居半”，灌溉之利仅次于南乡，在知县杨延亮眼里，“其民喜操作，无悬耒而嬉者”。村东10里便是峰峦入云的霍山。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这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陶片，有钵、尖底瓶、罐、盆等，谓之“耿壁遗址”。

“豆腐刀子造了反”并非纪实，只是个形象化的说法，形容参加起事的人势甚众，因为这里的村民大都会做豆腐。武器呢，当然也不是小小的豆腐刀子，据史料记载，起事者尽出“各家刀棍农具”，“将弯的改直，圆的出尖，像是矛枪样子，连夜打造。”

何以如此仓促？

原来这年农历二月十六日，先天教教主曹顺与师父韩鉴等数十名教徒，在韩鉴家商议造反，决定“陆续敛钱打造军器”，到中秋节那天，同时在赵城、洪洞、霍州、平阳府“起事”。各村头目传告下去：“事成大有好处”“将来可以做官”。不料三月初三，在县署当差的狄思亮，神色慌张地来到耿峪，向曹顺急报：耿峪等村秘密习教之事，杨县官已经侦知，正派差役查拿。狄思亮是曹顺数月前新收的教徒。

曹顺与韩鉴等人紧急磋商。

韩鉴顾虑较多，他75岁，20年前（1816年）因加入先天教犯过案，那时他的师父直隶人傅济被正法，他本人“枷杖发落”。韩鉴心有余悸，说：“咱人少，没有兵器，难敌官兵。”

曹顺32岁，个子不高，两眼如鹰。对韩鉴说：“若被县官拿住，都没性命，不如先动手。”

59岁的杨潮法，是城北五里窑子镇驿站马号里的马夫头，见过些世面。他接过曹顺的话说：“赵城地方是往来大道，如果将官府的文报截住，各处消息不通，救兵一时不能前来，这样就可以裹挟多人，守住险要的地方抗拒。”

韩鉴不再说什么，曹顺当即决定：“明日（三月初四）夜半起事”。

苗三娃粗通文墨，奉命起草传单：“老母限期已满，吾主定于初五日子时起手，将你人马发起，如一人不到立时杀死，一家不到杀个鸡犬不留。于初四日晚间一齐入城。”

李吉星字体端正些，誊真几份，每张传单都盖上一颗铜印。曹顺派人揣着传单，分几路到各村传知。又叫韩鉴等人“搜取各家刀棍农具”，连夜改造成军器。

三月初四傍晚，“纠得徒众并逼胁村人共有二百多人”，在韩鉴家的院子里聚齐。曹顺给大家分发器械，“叫他们头上扎挽绸布做记号，红色为大，蓝的为中，其余都挽青结。”红、蓝、青三种结都叫“英雄结”。又封韩鉴胞弟韩奇（37岁）、张汶斌（39岁）为领兵元帅，李吉星、苗三娃为军师。人群里有胆子小的，害怕衙门守卫的枪炮。曹顺给大家壮胆：“我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炮！”

接着，派杨潮法到窑子镇驿站做准备，待攻占县城后，将驿站的号马分给众人骑乘，北攻霍州，南取洪洞、平阳。派狄拉子进城往福慧庵送信，叫僧人道洪（俗姓韩，耿峪村人）预备夜里的饭食，县差狄思亮准备火把在县署接应。派韩五达等人骑马四路探听，截取文报。又让刘世孝、郝来喜立刻动身，前往平阳府城埋伏，预备里应外合。

一切布置停当。三更过后，领兵元帅韩奇带着耿峪村六七十人，各拿刀枪棍棒，向县城进发。曹顺、韩鉴、李吉星、韩金宝等在耿峪村坐镇指挥。

曹顺何许人？他怎么成了起事的主谋？

据山西巡抚鄂顺安等清廷官员的审讯档案记载，“曹顺供：是耿峪村人，年32岁。”在这份供词里，曹顺说他平日学习阴阳，会治病，兼学拳棒，与本村素习先天教的韩鉴交好，道光二年（1822年）拜韩鉴为师，习练闭目运气，常念咒语，供奉无生老母。道光十一年（1831年），直隶人傅邦疑（其父即韩鉴的师父、20年前被清廷正法的傅济）来山西传教，韩鉴让曹顺拜傅邦疑为师。傅邦疑临走前，教徒们向他供奉了一千文盘缠，此后每年定期上供。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韩鉴因年老把教事交给曹顺，让胞弟韩奇、儿子韩毛狗、侄子等人拜曹顺为师，又帮曹顺在周围各村网罗信徒。曹顺便成了赵城一带先天教（民间又称“烧香会”）教主。

那时曹顺父亲已经过世，母亲曹申氏75岁，妻郝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曹根兴才6岁，女儿只有6个月。曹顺在供词中说：“小的贫苦难度，因想傅邦疑远在直隶，年年收用众徒弟的银钱，小的近在本村，多传几个徒弟即可多得银钱。”早几年，因曹顺“素习阴阳兼通医道”，常到城中福慧庵，跟行医的僧人道洪闲谈，借过道洪一本《九莲经》，很是痴迷。接任教主后，为多得银钱，曹顺“捏说”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能“知人前生”，且有“挑莲”之功。所谓“挑莲”，就是用手指插入人口，向上一挑，据说可长气力兼祛疾病。曹顺托道洪借行医之便，四处哄诱煽惑，乡人“多半信服”。不久，曹顺又“捏说”入教的人大都有些来历，韩鉴是吴汉转世，韩奇是海瑞转世，张汶斌是魏延转世，李吉星是徐庶转世，苗三娃是杨四郎转世，马香娃是哪吒转世，马香娃的儿子马丑样是吴三桂转世……于是拜曹顺为师者接踵而至，曹顺还给各村指定了头目。东乡的耿峪、耿壁、苑川、赤霍村，南乡的杨堡村，北乡的仇池、益涧、后沟、下跑蹄村，周围十几个村庄，几乎家家烧香，户户念咒：“观音老母造法船，造在婆娑海岸边。……有朝一日船开了，想上法船难上难。”县署的差役狄思亮、赵法玉，书吏董良史，便是这时候入教的。教徒们供奉的银钱，或数十文，或一二百不等，悉归教主所有。曹顺乘势自立门户，断了给直隶那位傅邦疑师父的例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