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洪洞方志编纂概略（连载）

我国的地方志，主要记载一定区域内和一定阶段自然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自然与社会的变迁愈剧烈愈复杂，赋予地方志的内容就愈庞杂丰富，它记载的内容就愈丰富多彩。

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在这百年中，洪洞县社会和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地方志的编纂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百年中两个不同的时代，随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地方志编纂高潮。20世纪初，洪赵两县出版了5部志书。21世纪前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编纂高潮，出版了新编洪洞县志和一批寺庙、村镇以及不同行业的方志。本文试图对百年中方志编纂作一历史性的回顾，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延续历史传统弘扬洪洞文化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其典籍有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的体裁。据《周礼》记载，周时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为此中国文化发展最早的就是史志。到了隋朝史志有了较大的发展。宋朝方志最为盛行。元明时期方志的发展无论品类和形式都比较齐全，从理论上也有了定型。我国的方志大多编于明朝，到了清代方志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存数量最多的就是清代的方志。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不太安宁，虽然也编有少量的方志，但只不过是清代编志的余绪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和1960年曾有人提出修志，因政治因素之故终未开展起来。直到1980年初国家政治改革，人们思想解放，经济繁荣发展，党中央提出盛世修志，一场规模最大的中国历史上修志高潮得以掀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各省、市、县基本上都编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方志。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中国自有史以来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大体是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以保持中国历史记载的延续，使中国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地方史志在这种文化中就占很大的比重。全国现存的地方志达7453种，有10万多卷，其中宋代28种，元代11种，明代860种，清代6514种，民国时期40种。以山西而论，历代编纂地方志592种，亡佚的有145种，传世的447种，其中清代编志335种，占到全省方志的75%。

洪、赵二县历史上编县志14种。《洪洞县志》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创修，到民国5年（1916年）共计8个版本，其中明朝创修本已经亡佚，国内外均不存，其他版本国内尚有留存。

《赵城县志》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创修至道光七年（1827年），共有6个版本。明嘉靖创修本与清顺治二年本已亡佚不存，无法查考。日军侵华时，日伪赵城县长李慎言1943年有个翻印道光七年石印本，这个版本每页行数字数与旧道光版本相同，只是增加了3篇文稿，即：《杨昭节公墓碑》《新民小学史碑》《修理汾河碑》。除洪、赵两县14种县志外，民国时洪洞编了《洪洞县水利志补》2册，《古大槐树志》2册，赵城编了《霍山志》2册。

以上从明朝创修县志到民国22年（1933年），洪、赵两县共编县志14种，其他志3种，共17种。亡佚3种，现存14种。

现就清末民初到现在百年来洪洞、赵城两县编志情况分述如下：

二、民国时期洪洞修志成就卓著

中国史志文化的传统，历来都是当朝人编纂前朝史，当代编纂当代志，这似乎成了各朝应有的历史责任，否则就好像是一种不应有的严重过失。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并不太安宁。民国政府1919年和1928年都曾提倡编修新的地方志，全国各地也编出了一部分县志，山西在抗战前的26年中，曾编出新志书40余种，值得一提的是洪洞在此时编了志书4种，可谓编志成果卓著，现分述如下：

《重修洪洞县志》 民国4年（1915年），河北玉田人孙奂仑任洪洞县知事，孙虽是一名拔贡，当时却颇有文名，孙在序言中说他“乙卯岁权斯洪洞”。孙下车伊始即想修县志之事，当年开始修订县志，第二年编完，第三年（1917年）编成印刷。同时又编印了《洪洞县水利志补》二卷，编志不可谓之不速，成就不可谓之不丰。

《重修洪洞县志》是在光绪初年李享山等人草稿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韩坰在序言中说：“光绪壬午（光绪八年即1882年）诏各行省修辑通志，檄下州县採取风土利病，即先贤名迹、耆旧轶闻，于是吾邑有重修县志之举。时主笔为李享山、申实庵两先生，文章渊懿，学有本源，体制较前完密，书成就正乡先辈王顾斋先生，时先生方修正通志，未及笔削，遽归道山，文孙祖侗出示志稿，付曰：此先祖未尽之绪也……”民国4年，孙奂仑到洪洞任知事，询及县志事，韩坰拿出这个草稿，孙奂仑当即组织李琴声、柴汝桢等人，分门编辑。由于草稿已过30余年，到了民国4年，辛亥以后民国成立，屡有革新，如增加了学校、邮政等不少新的内容，约数月后完成编辑即排版付印。所以此书很快出版，这就是重修洪洞县志的编纂经过。

洪洞县志，篇幅浩繁，体例完备，内容新颖，文字简练，甲于历代各种版本。此书一出，受到当时北方政府的嘉许，北洋政府内务府赞其“考据尚属精详，体例亦称完善足详”。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中国地方志辞典》刊登洪洞县志条目，可谓名县编名志称于世。此志1979年曾与《水利志补》同时影印出版。

《重修洪洞县志》共18卷，全书以图、表、志、录为纲，卷首图表，卷末为叙录，卷一星度表，卷二沿革表，卷三职官表，卷四卷五选举表。上五卷为表。卷六宦绩志，卷七輿地志，卷八建置志，卷九田赋志，卷十学校志，卷十一武备志，卷十二、十三人物志，卷十四烈女志，卷十五、十六、十七艺文志，卷十八杂记志。全书图、表、志、录、记俱全。

古人编志慎重严肃，既是政府要责，又是各方权威人士编纂，是政府行为，又有权威性。过去人说，县长3件事：要银两、断官司、编县志。洪洞县志的编纂分工细致，责任明确，县长任总裁，有副总裁1人，总纂1人，分纂4人，提调5人，校阅4人，绘图3人，采访14人，参订14人，编修人员达47人，其中举人7人，拔贡下10余人，这些人都参加实际工作，非虚设人员。可见古人编县志十分严肃认真。

《洪洞县水利志补》 民国5年（1916年），孙奂仑编完《重修洪洞县志》后，立即编辑《洪洞县水利志补》，因县志时已印刷，故水利志编完后，另印制2册，以补充县志水利篇的内容，故称“洪洞县水利志补”。此书第二年编完，民国6年（1917年）印出。

本书共分上下两卷，不分章，以每个渠道为一节。卷首有41个渠道综合表，各渠都附有渠道灌溉面积地图，甚为详尽。由孙奂仑作编纂叙，赵城知事陈膺虞受孙嘱托亦作序（因水利事业关系两县），韩坰作序，李琴声作跋，贺春寿、李登云、马汝麒等参订。

洪赵是水利资源丰富的县份，因为水利是人们生活的命脉，特别是农业生产一遇天旱，各地因使水不均，上下村落经常打架斗殴，甚至毙致人命。孙来洪洞第一年大旱，第二年更旱，孙来洪洞已积水案数百起，时仍每日发案数起，水册水规就是断案的依据。孙就任知事后，对各渠道水册水规收集整理，并到乡下勘察划图，渠册不完整者补充修正，从而集多成册，编成了这部《洪洞县水利志补》。此书以水渠带村述史，记载了洪洞41个渠道的历史沿革、灌溉村庄、浇地亩数、轮浇日期，兴工夫数以及历史上的诉状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唐、宋、元、明、清渠册、碑文，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历史资料，有重大的地方文献价值，甚至有过于县志者。此书编成后成了各村村民遵守水利制度的准则，也是孙奂仑断案的依据。正如跋文所说：“乙卯春玉田孙公来尹吾邑，值夏秋多旱，宿麦播种维艰，明年再旱……争水构讼者日数起，公亲履勘察，验得其要领，片言立决……此志一出，健讼骶法者无能逃其鉴。盖千百年无此专书也。”

《古大槐树志》与《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民国3年（1914年），洪洞贾村人景大启等，因前朝宦游山东河南等地，北方各省之民，均言为洪洞古大槐树下迁民，很多人思念故乡心切，不忘迁民历史，景大启目光远大，塾堡村人贺柏寿在河南也有同感。二人与刘子林等相约筹资建成了古大槐树处古迹。到了民国6年，景大启开始收集资料，到民国10年（1921年）编成《古大槐树志》一册，此书由景大启汇集，赵戴文、韩坰、马汝麒3人各作序，韩坰审订，景钟麟、郭逊校对，孙森缮书，于民国10年十一月石印，初版发行。到了民国20年（1931年），景大启已作古三年，由于又收集到一些新的资料，柴汝桢等人又汇集成册，分上下两集出版，名曰《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此书由当时洪洞县长柳蓉作序，柴汝桢汇集。柳蓉与前县长曾广钦以及温寿泉、李冠军、柴汝桢、刘大升、杨茂斋、郭象蒙、陈玉堂等人也分别作序。由刘大升、景宝敬、李培棠等9人参订，景钟麟校对，孙燕翼缮书，民国20年十一月由洪洞积祥斋石印局代印。

本书分碑类、记类、歌类、行类、赋类、五古类、五言类、七言类、七古类、五律类、七律类、词等16类，分上下两卷（两册），由洪洞各商号与各士绅捐资出版，共印200册，该志记述了修复古大槐树古迹的经过，简略记载了明朝迁民的事迹，多为序言及怀念故土诗词之作，资料价值甚微，这是我国历史第一本以树为志的方志书，甚有纪念意义。

《霍山志》 霍山一名太岳山，在洪赵境东部，长约17千米，宽5-10千米，其主峰在县境东北部，古称冀州镇，为全国四大镇之一。霍山峰高而秀毓，气清而势雄，山清而秀，峰高而翠，蜿蜒磅礴，宝塔冲天，殿宇巍巍，碑碣林立。霍山区域内，古迹甚多，有兴唐寺、慈云寺、广胜寺、红崖寺、喝石庵、真武庙等。1927年7月，力空和尚进住兴唐寺受戒，成了妙舫法师门下弟子，1933年冬，力空编纂了《霍山志》2册，约11万字。此志系遵妙舫和尚意愿而作，力空在自序中谈了编纂《霍山志》的经过。自序中力空叙恩师语曰：“兴唐开寺于霍山之麓者，越千三百年矣，霍山为华夏之太岳，雄标晋南，名列中镇，古天子敕建，唐崇祀典，且山境内寺宇林立，名胜古迹不可无乘以载之，吾子盍辑一志，以备观乎。”力空根据法师的意愿，询长老，搜罗石刻，于1933年编成《霍山志》，在太原印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三宝第子赵戴文与郭象升、历弘、马甲鼎四人分别作序。全志分上下两册，分地舆志、圣迹志、师范志、名胜志、艺文志、杂记志，并附有霍山全景、飞虹塔、佛像等图表。这本志书保存了霍山文物古迹、佛教等宝贵资料，是民国期间赵城编成的第一部志书。

上述民国时期，洪洞县编志4部，即《重修洪洞县志》《洪洞县水利志补》《古大槐树志》《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赵城编《霍山志》《广胜寺志》2部。民国时期，洪赵二县共编6部，原洪洞县编志成就卓著。

三、民国时期赵城修志留有遗憾

赵城县志自道光七年杨延亮编纂以后，一直是一个空白，很多历史资料丧失殆尽，无法弥补，留下了170余年的空白，实在是一大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

到了民国时期，赵城县只有力空编纂了一部《霍山志》。1943年日伪赵城县长李慎言将杨延亮志石印本以翻印，每页行数字数均不变。不过李慎言作了一个短序，还加了3篇文稿，即：①《杨昭节公墓碑》，由乔海峰撰文，张瑞玑书丹。②《新民小学碑》。③《修理汾河碑》，这个版本就是社会上流传的石印翻印本。据说李慎言还将东街一个木牌坊挖补刻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日伪县长所做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