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摘 要：四川什邡是古蜀腹地，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编号为M59：21的AVI式铭文戈是从楚式戈演变而来的战国晚期蜀戈。戈上5个字符竖刻在胡部，系古蜀文字。古蜀族与彝族有亲缘关系。用彝文字符比对，借助“左言”（主语·宾语·谓语）语序，可以将什邡戈铭文释读为“虎（王）用以战斗的锋利铜戈”。铜戈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实物例证。

关键词：什邡铭文戈；战国晚期；铭文释读；民族互融

1988年8月，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县进行城西考古发掘，在M59墓出土AVI铜戈一件（M59：21），戈身铸刻铭文。[1]关于此铜戈及铭文研究，钱玉趾认为戈上文字为古蜀文字，与彝族有亲缘关系[2]；冯广宏称戈上文字为巴蜀方块字，与甲骨文、金文相近，并指出戈上像篆书“朱”的字可能为“荆”字的简体[3]；井中伟以戈出土蜀地，且戈身刻有蜀地特有的纹饰、文字符号，将戈胡部的铭文识为蜀族文字[4]；洪梅认为什邡戈属“棘戈”大类，为楚式戈而非巴蜀戈。[5]上述学者仅从宏观层面对戈的形制与铭文进行了初步探究，相关研究还存在铭文字形的摹误。此戈作为较少存世且刻有成句巴蜀符号的兵器之一，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至今为止，尚未有专门讨论此戈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决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该戈形制与铭文信息的解读，还原先秦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实物依据。

一、什邡铭文戈的特征、年代与族属

据《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载，编号为M59：21的AVI式铭文戈出土于四川什邡县元石镇政府宿舍楼址的秦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铜戈总长21厘米，援长13.6厘米，援宽3.8厘米（援窄处宽3厘米），内长7.4厘米，内宽2.8厘米，胡长12.5厘米，胡宽2.8厘米。器形较薄，多处残损，窄长援，蛇头锋，隆脊，援上刃内凹，有阑，齿部残，长胡。内上角圆杀，下角残缺，阑侧三穿，上穿为半圆形，下二穿为近长方形；内中部阴刻近长方形勾卷纹，勾卷纹内一端饰三角齿纹一列共5个，内中部勾卷纹内一钥形穿[6]；阑侧之一面阴刻铭文，约有8个字符，自胡的上部向下竖直排列（见图一，左图为铜戈原件照片，右图为铜戈拓片及摹写字符）。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还出土了众多带有“巴蜀图语”的印章。什邡丝绸厂船棺葬中的一枚方形印章，经学者考释，正面为巴蜀符号，背面刻有秦系文字“什邡大王”，是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以后最初几年的制品（见图二，左图为印章正面，右图为印章背面）。[7]这反映出秦灭巴蜀后，蜀文化并未立即消亡，还是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什邡印章上的文字受秦系文字影响较大。相比之下，M59墓内的铭文戈上未有类似的秦系文字出现，说明该戈的制作时代，早于什邡印章的时间，即早于公元前316年。

什邡M59：21AVI式铭文戈，为统一分型式的VI式（图一），出现于战国中期，窄长援、隆脊、蛇头锋的造型，与春秋时期的楚戈“黄季佗父”戈、“鄝子妆”戈相似，应是对春秋楚戈的继承与改造[8]。与该戈形制相似的巴蜀戈，除战国时期四川新都铭文戈、郫县张家碾铭文戈、峨眉符溪铭文戈外，还有蒲江盐井沟战国晚期至秦代M3：5土坑墓[9]、广元昭化宝轮院战国晚期M17：2土坑墓[10]出土的铜戈。所以，此戈应属于战国晚期蜀戈。

戈阑侧面阴刻铭文，从胡的上部向下竖直排列。字符线条、笔画规整，似为铸造时一次性刻就。铭文字符可分为两组，第一组3个字符，以形状、大小、间隔而言，与下面第二组5个字符截然不同，可能是族徽或带有某种寓意的字符，本文暂不作为文字讨论。第二组5个字符，从笔画、粗细、间隔来看是一个整体成句的铭文。

目前已出土的巴蜀文字青铜戈主要有：四川郫县独柏树铭文戈、万县新田铭文戈、三角形铭文戈（收集）、郫县张家碾铭文戈、新都铭文戈、峨眉符溪铭文戈、什邡铭文戈（M59：21AVI式铭文戈）、渠县铭文戈、湖南长沙铭文戈（收集）、常德铭文戈等。经学者考证，前三件青铜铭文戈的文字属于巴族文字，其余皆是蜀族文字。与蜀族文字相比，巴族文字笔画多而繁，字符化程度低，大小不均，排列散乱，字体古朴随意，并杂有象形字符，还处在文字的初创阶段，不够成熟，多带有原始性。什邡铭文戈字符的形态与上述巴族铭文戈上的字符差异较大，显然它们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11]有学者通过对什邡铭文戈出土地点及戈身特有的纹饰、文字符号的研究，也认为戈胡部的铭文应为蜀族文字[12]。因此，什邡铭文戈上的字符应属战国晚期古蜀文字。

二、什邡戈铭文的释读

《史记正义》引《谱记》载：“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13]姚、巂即今云南姚安、四川西昌等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古彝族聚居地。方国瑜先生说：“初期的彝族先祖，主要居住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今西昌）及普渡河流域的滇池两大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时，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为了便于管理，中央王朝设置了越巂、益州两郡”。[14]《蜀王本纪》提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15]《华阳国志·蜀志》又讲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注云：“朱提，今云南昭通；郫邑，今郫县城北二里……南中，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凉山州和宜宾地区。”[16]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也讲：“公元前316年，蜀王之后，子孙分散，分布于青衣、越巂、南中各处称王者，当然不止一人。”[17]此外，《汉书·地理志》云：“犍为、牂牁、越巂皆西南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18]《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载：“自滇池西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邑聚。”[19]史书中所载的习俗与“蜀人椎髻左衽”相同的民族，应是部分南迁的蜀人与当地各族杂居、融合的结果。由此可知，远在蚕丛时代，蜀人的势力便已深入彝区。

彝族文献《且兰考·贵州民族概略》也载，自彝族始祖孟䞣至隆穆（笃慕）31代，“世居于蜀，当周之叔世，杜宇称帝，蜀有洪水，隆穆避水至南方……诸夷奉以为君。”[20]陈英《笃慕——杜宇》说：“彝、汉古籍记载的笃慕、隆穆与蜀王杜宇应为一人，都属于古夷人部族中的蜀族。”[21]此说虽可商榷，但也说明了彝族与蜀族之间存在历史渊源。屈小强等编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也指出：“四川省博物馆藏的三角戈、郫县张家碾戈及新都铜戈上的铭文为古蜀文字，与彝文一样属于音节文字。”[22]

综上所述，彝族的祖先有一部分原居蜀地，故有学者认为，古蜀人应是彝族的先民之一，与彝族关系密切。古蜀族和古彝族在语言、文字、习俗等方面应存有某种相似性，什邡铭文戈上的蜀族字符可以借助彝族文字进行释读。

为方便叙述，现将什邡戈上的5个字符（从上到下）确定5个代码，分别为：SF1、SF2、SF3、SF4、SF5。目前学术界对戈身铭文字形的研究，大多学者都认为铜戈上的第一个字符SF1上部的U形内无点。笔者亲自去什邡市博物馆观察原件，用放大镜精细辨认，发现字符SF1上部U形内有两个阴刻圆点，上下平齐，在竖画两侧，左右对称。什邡市博物馆杨剑馆长所提供的此戈描摹图片，在SF1上部的U形内也存有两个圆点。因此，笔者为SF1慎重补上两个圆点。此外，第四个字符SF4在下部倒U的右侧，有一短竖画（略呈弧形），在中间竖画的中上部右侧有一个圆点，与竖画间有空隔（不相连）；第五个字符SF5下部倒U的右侧，有一个圆点（不相连）。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纂的超方言《滇川黔桂彝文字集》（2004年出版），其编纂原则是：“从各地现行彝文和古籍记载中，选取便于破译、书写的古彝字，以各地方言区来编排，分为云南卷、贵州卷、广西卷、四川卷。四川卷收录彝文单字21360字（剔除重复字3000多个），与全《字集》一样，对每个字进行标音（国际音标注音），标明义项（汉文表义）。”[23]本文选用以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纂的《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为主，兼采《滇南彝文字典》《彝文大观》《彝族源流》等彝字5组（每组为4、4、3、5、5个彝字）共21个彝字（见下表），分别对应什邡戈的5个字符，然后逐一进行对比、辨析及释读。

需说明的是较多的民族古文字，尤其是在文字产生、发展的早期，存在一字（词）多形、异体异形的情况。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字形的写法很不固定，例如车（車）字，早期甲骨文有十多种不同写法；同一个字往往有正写、倒写、横置、向左、向右，及多一二画或少一二画的不同相态。[24]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古文字也有类似情况。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和文字，且人口众多，分布区域广泛。彝语存在6大方言，25种土语。彝族各地区的文字比较复杂，表现在数量不同、形体不同、繁简不同，一字多形、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现象较多。[25]因此，在用彝文字符释读什邡戈铭文时，不宜过分强调字符的趋同与形态的一致性。

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说：“楚兵器铭辞多见‘某某（器主名）之（用）某（器名）’或‘某某之造某（器名）’格式，如‘坪夜君成之用戈’‘许之造戈’……”[26]刘正《中国古文字导读：青铜兵器文字》讲兵器铭文的特点是：“戈铭的位置一般在援，其次是在胡，偶尔也有在内的。”铭文意义的特点有：“明冶工之名；明持有者之名；说明制造工艺的精美；明激励之言。”其举例，商代有：辛戈、善戈、旂戈（辛、善、旂，是制造者或持戈者名）、大祖曰乙戈（大祖，指祖父中的长者；曰乙，是大祖的名字，是戈的持有人）。春秋战国有：邗王戈（戈铭有8字：“邗王是野，作为元用”）、徐王戈（戈铭有9字：“徐王之子为之，元用之”）、蔡侯戈（戈铭有5字：“蔡侯之行戈”）等。[27]以上列举兵器铭文中，都出现持有者（或使用者）的名称。兵器铭文还有一个特点，即年代越早，铭文字数越少（少至1—2字）；年代偏晚，铭文字数会增多，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屈叔沱戈”有铭文19字。[28]

“明激励之言”的铭文，如《中国古文字导读：青铜兵器文字》载，商代“善戈”，“此字为‘善’字古文，一般多以为与‘膳’字通（通假）……戈铭上刻此字，或为持有者之名，或为制作者之名。但也有威慑含义，即让敌方成为我之鱼肉‘膳食’的含义在内”。[29]又如商代“逐戈”，“此字从‘豕’从‘日’……乃‘逐’字之变体。上古神话中有夸父追日之传说，夸父善走，而日更善走。故以善走之‘日’喻兵器杀人速度之快，乃追逐、逐杀之义。”再如燕国兵器“武业剑”，有铭文11字，即“郾王职作武业之铸剑为攻”，刘正解释说：郾王，即燕王；职，是燕王之名；武业，人名（姓武，名业）；“为攻……为攻者，用于进攻也”。[30]

依据上述古代兵器铭文特点，以及古蜀文字与彝族文字的亲缘关系，下面将对什邡戈铭文进行初步的释读。文中彝文字符的读音，使用国际音标标注。为了让读者辨识读音，本文同时采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标注。同一组字符，暂且选定一种方言音表达。

什邡戈铭文第一个字符SF1，在表一中有4个相似的彝文字符。YA1，读音[1ɒ55]，罗；字义，有虎的含义。字符上部的U，像是虎的头部形态，U内两点，类似老虎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YA2，读音[si33]，嘶；字义，有主宰、主人的含义。YA3，读音[vo33]，喔；字义，有皇帝的含义。YA4，读音[pi33]，毕；字义，有毕摩的含义。[31]彝族自古以来盛行对虎的崇拜。楚雄、南县的彝族，多称虎为“罗”，彝族又自称“罗罗”……为虎族。[32]

在古彝文文献中，彝族人文始祖笃慕将其子慕阿热封为糯侯，掌蜀地之权。据《糯侯蜀国领地》记载：“成为核心的十二氏族，四周拱卫着，稳步前进……十二诸侯，拱卫着中央，中央管诸侯。糯国强如山中虎，有十七个部族，统一为一体，以虎皮为衣，用熊皮为衣，显示风度，称雄于天下。”[33]杨和森说：“古时彝族认为自己与虎有血缘关系，披虎皮象征自己是虎族。今云南哀牢山的彝族，将供奉的祖先画像，称“涅罗摩”，意为母虎祖灵即以祖先为母虎。”[34]由上可以看出彝文中的“虎”字有祖先、首领、王的含义。

彝族的毕摩是巫师的统称，据彝文文献《帝王世纪》记载，最早的祭司被称为密阿叠，出现在彝族始祖希母遮的后裔武老撮时代，为原始父系社会时期。[35]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唐、宋及以前，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36]唐代樊绰《云南志》讲东爨乌蛮“大小部落皆有鬼主，信使鬼巫，用相制服。”[37]《宋史·黎州诸蛮传》也说：“夷俗尚鬼，谓主祭者曰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38]说明从原始社会初期直至唐、宋时期，彝族的毕摩仍是酋长与祭司并兼，以密阿叠、耆老或鬼主为号。因此，早期彝族社会中的毕摩是氏族部落首领、军事首领和宗教首领三权集于一身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