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与“孙熊之争”

摘 要：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与滇系军阀唐继尧联手，对同为国民党人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开展“倒熊”战争，致使护法阵营同室操戈。“孙熊之争”的根源在于民国初期的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代表四川本地势力的熊克武与滇黔客军之间的矛盾难以调适。孙中山致力于在四川开拓护法基地，并因护法阵营内部纷争而选择联滇制桂。这便决定了孙中山在川滇黔张力格局中的站位，从而导致“孙熊之争”无可避免。

关键词：熊克武；孙中山；唐继尧；护法运动

1905年7月，刚满20岁的四川青年熊克武痛感于“清廷腐败，列强侵凌”，毅然东渡日本，向孙中山誓言“愿意听从先生的指示，准备随时为革命效力。”[1]此后，熊克武驰骋四川军政舞台凡二十年，自认为“都是秉承中山先生直接命令”[2]。学界肯定熊克武是孙中山的忠诚战友，并言及他在护法运动中“对稳定四川局势，使人民一度得以休养生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

然而正是在护法运动期间，孙、熊二人渐生龃龉，以致孙认定熊“于救川救国之计，根本不能相容。”[4]亲历者朱德将熊克武称作“一度曾是革命派的人怎样转变成为军阀”的“X号标本”。[5]“孙熊之争”固然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褪色”的表征之一，但要揭示革命蜕变的深层次动因，还需明晰护法运动前后的“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以及时势中人的因应，亦探究“孙熊之争”的根本动因，从而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限界。

一、客军入川与川省自治：

民国初期的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

“倒熊”之战中的对立双方，一方是滇军首领唐继尧主导的滇黔客军与孙中山主导的四川民军结成的“倒熊”联盟，另一方是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刘存厚、刘湘等川军军阀。除刘存厚外，参战各方都为护法阵营中人。这场同室操戈的症结在于民国初期的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辛亥革命后，滇黔军阀屡次在四川与南下的北方军阀交战，四川军阀内斗时也多引滇黔客军为奥援，后者遂入据四川。这之中，最为典型的是滇军首领唐继尧，图谋借大义名分联黔并川，主宰西南，进而逐鹿中原。

外来势力扩张必然招致本地势力反弹。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蔡锷率领滇军入川讨伐北洋军，熊克武也随之回川，并被任命为重庆镇守使。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后不久喉疾发作，离川就医。临行前，蔡锷将四川军政两职分别交给滇系的罗佩金与黔系的戴戡，认为“川事有罗、戴担任，可保其必能翕然无间，渐就安理”[6]。

但在蔡锷走后，四川“暗潮日甚一日”，其中“最大之两派相持最烈者”即“滇川两派”。而“滇派之所以胜利者，又在国民党之关系”，以刘存厚为代表的“非滇派又非国民党”的本地川军是为“川派”。[7]随后罗佩金主持裁兵造成“川滇黔军队留汰不匀”，引起“川派”极大不满，最终导致1917年4月至7月间的“刘罗”“刘戴”混战。时人感慨：“得不令人益低徊于蔡松坡其人不置也。”[8]

1917年6月，孙中山通电西南各省，号召武力护法。滇军中人向唐继尧提议出兵四川“名号始终以护法靖国为主”，实则“以北讨亲为名，而先靖川难，至于后来果否北讨与否，不必计也”。唐对此表示“所见亦是”。[9]8月，唐继尧宣布支持护法，表示“惟川事不定，实为大局之梗”，要“先行收川”，委托孙中山促熊克武“与滇黔一致”。[10]熊克武于当年12月通电护法，孙中山要他与唐合作，强调“川、滇、黔唇齿相依，谊等一体。”[11]

1917年12月，唐继尧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1918年2月，联军攻克成都后，唐又任命熊兼任四川督军、省长。孙中山认为唐继尧此举“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威，足生反应之患”[12]。当年10月，唐继尧在重庆联军会议上要求熊克武交出四川军政、民政、财政大权。熊予以拒绝，双方不欢而散。然而，“时四川供云南月饷，定银币二十五万，云南军辄自征之，月至四十余万，川人怨益深”[13]。

在省际张力格局中，熊克武既主持四川军政大权，必然要考虑本省利益，从而逐步与唐继尧相对立。受孙中山委托随唐入川的章太炎对此洞若观火，表示“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而四川“非无力而易欺者也，强与抑制，必有内争”[14]。张力发展至1920年初趋于顶峰。3月17日，孙中山密电唐继尧，表示“倒熊”一事“今当促其速举”。[15]唐继尧亦密电滇黔客军要“下大决心、有大准备”[16]。熊克武先于4月17日通电辞职，旋即于5月4日宣布复职，随后通电声讨唐继尧“必欲凭恃武力割据川、滇、黔三省”，标榜自己兴兵是“为乡国除残去秽”。[17]

“倒熊”之战是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发展的结果，而其亦推动了四川“川省自治”思潮的发展。滇黔客军盘踞四川致使“滇川恶感，酝酿甚深”；“所有兵匪团警以及男女老幼，均一致仇视滇军”。[18]出于“觉悟久仰他人势力之非计”，“川省自治”运动逐渐兴起；而面对“川人治川之语”，即使唐继尧“亦有所不敢违”。[19]

在“川省自治”的旗号下，熊克武与刘存厚结成同盟，依靠“民心与军心一致，官心与兵心一致”，最终于1920年10月击败“倒熊”同盟。但川军的团结景象“遂以渐衰”[20]。滇黔客军被逐出川，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遂告终结，而此后川中仍旧兵戈扰攘。当日后回忆这场苦涩的胜利时，熊克武感慨：“同志变为仇人，人民遭受祸害，在政治上是失败了。我是愿负一定责任的，惶愧无已！”[21]

二、置身事内与西南纷争：

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的川事抉择

护法运动期间“孙熊之争”的演变颇耐人寻味，最初孙中山不满于唐继尧与熊克武二人接近，但最后却是孙、唐二人联手“倒熊”。为此需要考察孙中山关于“川事”的抉择历程，从而理清“倒熊”的历史经纬。

在护法运动前，国民党重视四川便为世人所察，有时评称“假令川省一旦归入民党手中，则民党关于西南诸省之连络既成”，因而“民党现颇以川省问题为民党休戚之重大问题也”。[22]1918年2月，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四川省长张澜被逼离川，空出来的川省军政交椅随即成为争夺焦点。当月25日唐继尧任命熊克武兼任四川督军、省长。27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麾下的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暂行代理四川督军。孙、唐二人的矛盾随之展开。孙中山于3月1日获悉唐继尧的任命电，转而决定争取“军民分治”，由国民党“实业团”派的杨庶堪为省长；同时表示“至督军若非锦帆不可，亦火速公电推举，此间方能任命，倘再迟延，转恐锦忌，且无以对蓂帅。”[23]

对于孙中山“去二留一”的任命，熊克武予以忽视，依唐的任命兼摄四川军政大权。黄复生请孙中山任命熊兼代省长，而孙在复电中认为“（熊）尚未表明受军府川督任命，纵再特加任何益？且恐熊兼，则沧伯难入川。”[24]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因人事问题同唐抵牾。唐继尧称“川、粤相距辽远，恐我公未能尽悉内容。以后川省用人，尚乞先行密商熊督，俾免窒碍”[25]。孙中山一边对唐表示“尊电命锦帆兼任军民，固亦见为必要”[26]；另一边对黄复生言及“熊锦帆至今未有电来”，而“唐帅侧重熊一方，而又有忌军府之意”，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也因此希望“实业团”推动川中“一致坚决表示拥护军府”，使唐“可息自树势力于川之私意。”[27]

孙中山认为：“川事之坏，责在重私仇，而轻大义。”[28]不过，孙、唐二人虽因争夺四川而结怨，却最终携手“倒熊”，乃出于护法军政府之内斗使然。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孙陆不相能”，在护法军政府中“局道相逼”，破局之法“如弈棋，内困则求外”[29]。为了联滇制桂，1918年4月，孙中山向唐继尧表示：“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川局诸赖维持”。[30]孙中山支持唐继尧以川滇黔三省领袖行事，其在省际张力格局中的站位也就此锚定。此后，当孙中山与岑春煊等人因改组军政府一事交恶，熊克武对后者的声援，触及了孙“当今急务，在于先灭桂贼”的政治底线。[31]在孙看来，打倒桂系“必须合川、滇、黔全力图之”，而熊的此番举动使他认定“熊克武不去，则不能纾后顾之忧”。[32]

孙中山曾认为“熊氏已走，川局自可大定，今后惟望主客各军极端融洽”[33]。然而“倒熊”不满一月，“因兵工厂造币厂属川属滇之问题，吕与唐又成水火”[34]。对于“川、滇致争之由”，孙中山感慨称：“果使一方无侵略之野心，一方亦无闭拒之私意，则彼此猜疑尽泯，何事不成？”[35]可见他虽洞悉问题的核心，却对之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孙中山亦改变了经略四川的态度。发动“倒熊”后，唐继尧提议护法军政府与国会移驻重庆，表示“利用滇、川、黔势力，促进大局，非以该地为总枢不可”[36]。其后三省军政要人电促孙中山赴渝，孙乃复电称“当随诸君后”[37]。但因广东进攻桂系“甚为得手”，孙中山认为“不必往蜀”。[38]他向在川领兵的石青阳表示：“川祸连年，皆因内讧，非力图向外发展，终无宁谧之日”；而“刻下粤事极为得手”，要其待形势有变时“务必舍去川中一切”，以“达吾等远大之目的”。[39]可见孙中山始终是从全局着手经略四川，而川省并非唯一可持之地。此后川中“倒熊”同盟兵败，石青阳为此向孙中山指出：“此次川中战事，本属全胜之局，乃以意见不惬，遂至丧败如此。”[40]

三、结语

概而论之，护法运动期间的孙熊决裂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悲剧，其症结在于民国初期川滇黔省际的张力格局。主导四川军政大权者难以避免同滇黔客军势力冲突，熊克武与唐继尧的矛盾、“倒熊”阵营内部的矛盾均印证了这一点。孙中山为实现护法救国的理想，寻求经略四川以建设革命基地。但他为西南护法阵营内部的张力格局制约，在实用主义的驱使下选择联滇制桂。孙中山并非不知化解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的关键在于团结主客一致对外，但囿于时势，却不得不在张力的两端之间做出抉择。这是护法运动期间孙熊之争的根本动因。

在时人看来，孙熊之争与护法阵营的内斗是“武力之外，济以权术，联彼攻此，诡计无穷，以如是党争而犹谓诚意言和，人谁信之”。[41]亲历者朱德“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进而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42]冯自由向孙中山进言：“向来本党员一入政界，即与党中办事人意见各走极端，不能一致。此实本党前此失败之最大原因。”孙中山对此表示：“所言极得我心，然办法一时尚未确定。”[43]找寻“办法”遂成为此后孙中山开拓革命新进路的要旨。由此观之，孙熊之争虽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昏暗处，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由实践得出的思想资源。传统政治力量与民主革命理想间的扞格促使人们反思既有道路的局限，从而探索革命的新路径。这或许是所谓“X号标本”的另一层深意所在。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2]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编》防区时期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4][11][15][23][24][26][27][28][30][32][3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第291页，第416页，第334—335页，第350页，第359页，第360页，第305页，第365页，第416页，第442页。

[5]〔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6]蔡端：《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7]《川省暗潮中之假联邦说》，《申报》1916年9月4日，第6版。

[8]步陶：《杂评二：川人致岑西林电》，《申报》1917年8月14日，第11版。

[9][10][18]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1983年第2期，第35页，第33—34页，第35页。

[12][16][17][21]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第253页，第320页，第20页。

[13][14][29]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6页，第340页，第317页。

[19]《变幻莫测之川局》，《申报》1920年9月7日，第7版。

[20]《川军复渝后之局面》，《申报》1920年11月9日，第7版。

[22]《收拾政局根本问题之索隐》，《益世报》1917年5月16日，第2版。

[25]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第56页。

[31][33][35][38][3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第190页，第200页，第201页，第220—221页。

[34]续：《国内要闻：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9月19日，第6版。

[36][40][43]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7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598页，第3697页，第3703页。

[41]默：《岑之宣言》，《申报》1920年6月22日，第7版。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本文系2024年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中国粮果矛盾的形成及其因应研究（1949-1984）——以重庆长寿为中心的考察”（项目编号：CYS2401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