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蜀道助推葭萌作出历史大贡献

摘 要：连接巴蜀和中原的重要关隘和交通要道的昭化提出“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这样的广告宣传语无论是从历史文化还是学术定位都不恰当。昭化是杜葭萌建立苴国的都城所在地，是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一个国家的国都遗址。秦统一中国的进程是从葭萌开始的，葭萌是最早纳入大一统国家体制的都市，是巴蜀之地在以后的历史中始终成为国家统一的坚强后方基地的开始，故是国家统一之源。刘备、诸葛亮集团是从葭萌开始走向建国之路的，葭萌是蜀汉立国的发祥地。所以，昭化是“苴侯立国之都，国家统一之源，蜀汉建国之始”，这三条独具特色的宣传语才准确概括了昭化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值得大力推广。

关键词：昭化地方名片；苴侯立国之都；国家统一之源；蜀汉建国之始

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古称葭萌，是连接巴蜀和中原的重要关隘和交通要道。在古代，唯一从关中进入蜀地的道路——金牛道就穿越其间，故为入蜀第一站。金牛古蜀道全长约600公里，从成都出发，翻越天下闻名的剑门关，再穿过明月峡栈道，抵达昭化，最终到达陕西汉中。金牛古蜀道将成都平原与八百里秦川连接起来，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葭萌”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古蜀道助推葭萌作出了历史大贡献。作为城镇的“葭萌”在历史上多次改名，直到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始有昭化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废葭萌县入昭化县。不过，今昭化区昭化镇西门外约10公里处仍有葭萌关，那是“峰连玉垒，地接锦城，襟剑阁而带葭萌，踞嘉陵而枕白水，诚天设之雄也”的一处险要关隘。古葭萌作为金牛古蜀道在蜀境内的起始站，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很值得研究。

一、昭化的历史贡献不是“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

地方为推动旅游、经济发展，都纷纷打出文化牌，亮出鲜明的地方名片。这是一条较好的发展思路。不过，所亮出的地方名片必须与地方历史文化大致相符，才有利于推广而不被他人诟病。昭化为提升自身形象，提出了“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宣传语；可是，无论是从历史文化还是学术定位来看，它都有一些问题。

据昭化当地领导解释：秦统一巴蜀后设置数十个县，葭萌是秦军入蜀最先经过地，故为第一县；成都是蜀国第一都，而刘备是从葭萌开始建蜀国的，蜀国丞相费祎曾在葭萌开府，故为第二都。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吻合。

“葭萌”何时建县？史无明载，但可以肯定它不是“巴蜀第一县”。

巴蜀本无县，郡县制是中原的发明。巴蜀是在司马错、张仪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推行郡县制的。《华阳国志·巴志》：

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1]

《华阳国志·蜀志》：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2]

周赧王元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为公元前314年。学术界公认，这一年为秦在巴蜀正式推行郡县制之年。在蜀郡首先设立的县是成都、郫、临邛。

《华阳国志》所载“葭萌”不是在《蜀志》而是在《汉中志》，未记载葭萌置县时间。研究《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虽然认为“秦灭巴蜀，置葭萌县”，[3]并未具体阐述何时置县。

秦在巴蜀地统治时间长达90余年，其间陆续设置了巴、汉中、蜀三郡和数十个县。《华阳国志》两处说到秦时巴蜀二郡共31县，但《汉书·高帝纪》载：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4]，或系初置部分县，以后陆续新置，在秦末达到41县。

葭萌县的初置时间不可能超过史书明确记载的蜀郡最早设置成都、郫、临邛三县的时间。

《史记》有《河渠书》没有《地理书》，而《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五》则谓葭萌县是“汉高后置”，属广汉郡。[5]

《辞源》说：“秦置葭萌县，汉因之，属广汉郡。”[6]《古今地名大辞典》则明确说“汉置葭萌县”。[7]

这样看来，葭萌设县时间是有争议的，但无论怎样计算，昭化也不可能是“巴蜀第一县”。

至于“蜀国第二都”，很难理解其依据。在蜀地称为“蜀国”的，有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五代时期的前、后蜀国，恰恰没有费祎为丞相的刘备、诸葛亮所建之蜀国。称刘备在蜀地所建国为“蜀国”，不确。刘备所建国的国号是“汉”，之所以称“蜀”乃是封建正统论的需要，是“敌国之丑称”[8]。所以，这里的“蜀国”如果是指刘备所建之国，可以用地域加国号，称“蜀汉”。

如果说“蜀汉第一都”是成都，因为刘备在葭萌（今昭化）“厚树恩德”、费祎在葭萌开府就该称“第二都”，那怎么解释这两个问题：若以刘备在葭萌“厚树恩德”，这是在成都之前，那就该是“第一都”；若以费祎开府论，那诸葛亮在汉中、蒋琬在涪城（今绵阳）都曾经开府，都早于葭萌，那就该是“第三都”或者是“第四都”，请问“第二都”是怎么计算的呢？

其实，无论是古葭萌还是今昭化，都因此地紧靠金牛古蜀道而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作出过突出贡献，很值得宣传；但是，它的历史大贡献不是其宣传语所谓的“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而应该是：“苴侯立国之都，国家统一之源，蜀汉建国之始”。

二、葭萌是苴侯立国之都

“葭萌”为何意？有人认为，它首先是植物名，然后是人名，再然后是地名。

众多论著都认为古蜀地是中国最早的产茶地，例如《四川茶叶》一书就说：

（秦于公元前316年征服巴蜀时）成都盆地边缘山区，已开始栽培茶树，发展茶叶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据杨慎《郡国外夷考》的考证，“葭萌，《汉志》：葭萌，蜀郡名。葭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这说明《蜀志》所说“命其邑曰葭萌”是因当地产茶而命名。葭萌故城在今广元县昭化区，原为昭化县。至今昭化及其邻近的旺苍、平武、南江等县，仍是四川的主要茶区。[9]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唐朝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篇即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不过，茶一开始是作为药来使用的，茶从药用成为日常饮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园有芳蒻、香茗。”[10]当年周武王在“巴蜀之师”的鼎力相助下，最终取得了伐纣的胜利，建立了周朝。随后，周武王将其宗亲册封为巴王；后来，巴王就将珍贵的茶作为礼品进贡给周天子。而“园有芳蒻、香茗”这句话则表明，至少在西周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有茶园存在了。

可见，“葭萌”是植物名，是茶在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蜀地内的称谓。不过，“葭萌”作为人名，又因人名而成为地名的影响更大一些。

《华阳国志·蜀志》：“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11]在公元前316年前，葭萌为苴国都邑别称，是东周战国时期开明氏蜀国的分封国，第一代君主是蜀王杜尚（开明氏九世）的王弟杜葭萌。

蜀王杜尚是一位在古蜀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君王。周烈王姬喜八年（前368年），他趁巴国忙于攻打南方小国之机，果断派兵灭掉（今广元昭化一带）、平周（今四川旺苍）二国，控制了蜀地北部地区，有效地遏制了东部日益强大的巴国向西扩张之势。其新占领的区域在川甘陕交界处，是水源充沛之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在地缘上又北接秦国，南邻巴国，东可抵达庸国，是极为重要的商业及军事要地。攻占此地对蜀国而言意义十分重要。

对新占领地区，重要的不仅是占领，而是如何守住又不枉费军力开支，还要避免与强盛的秦国发生冲突。何况在新占领的这片土地上，有很大一部分原住民是氐族和羌族，也有部分巴人、秦人——多样的民族结构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对这片土地管理的难度。杜尚考虑再三，认为最佳方式是不直接兼并这片土地，而是建立一个藩属国。他决定封王弟杜葭萌为汉中侯而置藩属苴国；就是说，让自己的弟弟杜葭萌去管理这片新疆域。

不过，蜀王开拓的新土虽然靠近汉中却并没有到达汉中。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其实是想把杜葭萌进取的视线引到汉中方向，而不要窥伺自己的蜀国王位。

苴侯国介于汉中之南、苍溪以北地方。在当时，有这么一大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杜葭萌还是很高兴去赴任的。作为苴国第一位国君的杜葭萌，虽是蜀圣帝的次子，却并无继承王位的可能，所以他对王兄封他为汉中侯，建立苴国，尽管是藩属，也很感恩的。他将苴国都邑建在嘉陵江与白龙江交汇处、又紧靠金牛古蜀道的土基坝。当地人将其城称为“吐费城”，也作土费城，别称葭萌城。他对蜀国称臣，在宗主国古蜀国的帮扶下，积极发展生产。在杜葭萌的经营下，苴国的国力发展很快，领土也有所扩张，为日后挑战宗主蜀国奠定了基础。

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正是杜葭萌建立苴国的都城所在地，今仍然存有雄伟的葭萌关。作为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一个国家的国都遗址，昭化自然有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需要。

三、葭萌是国家统一之源

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是从葭萌开始的。葭萌是最早纳入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的城市。

春秋时期的混战让国人思考统一。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七代君主共同奋斗，逐步形成一条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在秦本土和关东各国大量的第一流人才的帮助下，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有希望完成统一天下任务的承担者。这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奠定了统一天下的经济基础；司马错则谋划了国家统一战略，首先伐蜀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军事基础。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秦已经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强大到将统一其他六国提上议事日程时，正遇上国都在葭萌的苴国来求救——真是好时机啊！

原来，苴国在杜葭萌的经营下，对内积极发展生产，对外示好当时强盛的秦国和巴国，渐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与当时开明氏蜀国、巴国齐名的强国。到开明十一世时，苴国的管辖范围已经扩大到今四川北部的梓潼、剑阁、青川、利州、昭化、朝天、旺苍、苍溪以及甘肃、陕西南部的康县、宁强、略阳、南郑等区县。可是，苴国虽然壮大了，却被蜀国要求缴纳的贡税也日益繁重。苴侯遂生抵触、反抗之意，终在巴国的拉拢下多次联巴抗蜀。

当时，蜀国的政治中心在成都，而东边的巴国则以重庆为中心，两个部族居相错，行相仿。葭萌封疆裂土后，出于环境、现实等方面的考虑，竟与蜀王的世仇巴王修好，友善往来。这些行动触犯了蜀王的禁忌，盛怒之下竟向葭萌兴师问罪。葭萌只有区区一侯的实力，在蜀国大军的攻打下，只好中断与宗主蜀国的来往，逃往巴国避难。《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12]

公元前316年，得势的蜀王不肯善罢甘休，在挥师直捣巴国的同时，还决定另立新苴侯。蜀王杜芦（开明氏末世）令“五丁力士”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石牛道，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为了抵抗蜀兵，苴侯葭萌慌不择路地向北方秦国求援。《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13]

原来，强盛的秦国此时正在商议统一天下之策，有主张先伐楚者，有主张先伐韩者；而苴侯的求救，则提出了另一种更为可行的思路。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很充分：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其战略地位更是“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再说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攻取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成功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