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朋友圈

摘 要：从交游角度切入观察历史人物的生平，是一条可以信赖的途径。唐代大诗人杜甫创作了大规模、高比例的赠诗，涉及400多位对象，但鲜少收到反馈，可见他生前交游质量不高。梳理杜甫青年快意轻狂、中年困居长安、晚年漂泊江湖的三个阶段的朋友圈，可以发现杜甫热衷交游，拥有上自宰相下至草芥的大批朋友；攀附过权贵，在政治上频频失意，也收获了不少真正的朋友。尽管朋友圈交际暴露出杜甫的性格缺陷，但丝毫不影响杜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和作为一位值得信赖与交往的朋友的纯真善良。

关键词：文人交游；朋友圈；李白；房琯；严武

作为站在中国文学史巅峰的人物，杜甫最不缺的就是后世的鲜花与掌声，更不乏对他作品的精辟解读、对他生平的详细研究。然而，在繁花锦簇之中，我们容易忽视杜甫那并不如意，甚至称得上贫困漂泊、默默无闻的一生。

交游应酬是人生在世的重要内容，从“朋友圈”切入观察一个人的生平便是一条可以信赖的途径。朋友圈里隐藏着主人公所处的阶层、喜好和奋斗，朋友圈的反馈则映射出主人公的地位声望、冷暖得失。朋友圈的质量，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人生质量。

杜甫的一生，大约有1500首诗歌传诵至今，其中属于在朋友圈明确写给他人的赠诗就有736首，占存量总数的将近一半，涉及杜甫的402个人脉关系。杜甫赠诗超过10首的亲友，分别有严武30首、高适20首、章彝13首、李白13首、郑虔13首、李之芳10首。相应的，杜甫却仅仅收到16首赠诗，收赠比低至1：46；回应他的仅有8人，即李白3首，严武3首，高适3首，岑参2首，韦迢2首，郭受、贾至、任华各1首（另有学者研究，杜甫生前收到18人27首赠诗），不及赠诗对象的五十分之一。[1]尽管由于诗歌佚失会影响对比结果的精准度，但我们仍然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热衷于赠诗、却鲜有回应的杜甫形象，进而知道杜甫交游应酬的质量并不高。

个人交游和人生的状态、际遇密不可分。杜甫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追求不同、命运各异的三个阶段，从而塑造了内涵各不相同的三个朋友圈。伴随着大唐王朝的盛衰起伏，杜甫快意轻狂过；也强颜欢笑过；攀附过权贵；亦长期困顿于失意与贫困的泥潭，每一段都是他真实的人生。

裘马清狂的快意交游

杜甫的前半生，也就是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西入长安之前，似乎不知困苦为何物。受惠于蒸蒸日上的盛唐国势，有赖于杜氏家族祖荫未消，杜甫沉浸在读书和壮游之中，漫游齐赵，飞鹰走狗，度过了十多年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

海内升平，一个官宦公子纵马驰骋在樽中酒常满、良夜人尽欢的清风明月之下，堪称盛世大唐的一个注脚。杜甫自诩为官从政是家族“素业”，自我确立的人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漫游途中，他不时迸发出心底的雄心壮志。在巍巍泰山顶，杜甫留下一首《望岳》，结尾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传千年，成为泰山最著名的题咏之一，流露出诗人不凡的抱负。在画作前，杜甫热情地歌颂雄鹰和骏马（如《画鹰》《房兵曹胡马》），留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豪迈之言。尽管科举落第、年纪渐长，杜甫依然相信前面有一条金光大道在等着自己。年轻的杜甫固然飘在云端，有好高骛远之嫌，但他目光并未完全高高在上，只盯着豪门士族。他还将纸笔朝向州县内外和百姓疾苦。他的赠诗对象从皇亲国戚到贩夫走卒，不一而足。他终生保有那份少年的纯真，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只要所遇之人足够有趣或难忘，都平等相待，一律诉诸笔端。

这一段时间，杜甫结识的朋友，奠定了朋友圈的基调。后人称呼杜甫为“老杜”，除了亲切，还有赞誉他是属于平民大众的意思。杜甫朋友圈中高比例的普通人，是研究者通常首先关注的：

在杜甫的“朋友圈”中，普通民众是大多数，哪怕是他们没有具体姓名的“田父”。比如流落山东一带的京兆武功人苏预，京畿王倚，成都家中“花满蹊”的邻居黄四娘和喂鸟的朱隐士，夔州做生意的胡商和仆人阿段，羌村看到杜甫一家人团聚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邻人，隐居在东蒙山的道士董炼师和元逸人，以及唐十五诫、唐十八、寒儒李衔、僧人赞公等等。此外，杜甫也有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艺术家朋友，比如梨园弟子李龟年、画师曹霸、画家王宰、书法家顾戒奢等。[2]

可贵的是，杜甫始终与这些普罗大众保持平等往来——不以自己或交往对象的境况的变化而改变。二十年后，担任华州司功参军的中年杜甫，遇到故人卫八处士。当年青春的两个故人，都已经携家带口，鬓发花白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二人就黄粱米、春韭菜配着酒浆，促膝畅谈。三十年后，流落夔州的杜甫有过两年躬耕田园的生活，来自异族的仆人阿段不避虎豹，不与他人争水，而是深入山林，用竹管引来泉水。杜甫写诗（《示獠奴阿段》）称赞阿段的聪明能干：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

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在生命的倒数几年，杜甫沦落湖湘，遇到了同样落魄的著名乐师李龟年。外面江南春花飘零，杜甫仿佛回到了当年同样温煦飞花的盛唐长安，回到了自己和李龟年都最美好的年华，遂提笔写下《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可以说，杜甫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人选。一个人在青少年期奠定的言行特性轻易是不会变更的。杜甫快意交游的前半生，最值得一书的便是他与李白的友谊。在即将结束人生第一阶段的杜甫，在33岁时于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彼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比杜甫年长11岁。李杜二人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同游梁宋，其间同样默默无闻的高适加入进来。三人畅饮酣睡，纵游秋冬，慷慨怀古。中间一度分别后，杜甫又与李白于第二年在山东短暂重逢，又因为人生状态不同而各奔东西——杜甫西入长安，闯荡庙堂，李白则漂向江湖深处，从此再无聚首。

杜甫与李白、高适的交游，没有任何功利考量，而是寒微之交，是基于才华、志趣的精神之交。这也是杜甫对朋友交往的一贯认知。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没有因为时间短暂、天涯两隔而淡退，情谊历久弥坚。杜甫将李白视为终生挚友，思念因时空距离而肆意生长，由是流传下来13首致李白的赠诗。在赠诗中，杜甫一如既往地倾注自身的抱负思想，比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既是夸赞李白，又何尝不是自诉自勉？留存下来的李白致杜甫的诗歌虽然仅有3首，可考虑到诗仙他老人家洒脱疏简、不尘于世的个性，已经足以证明这段友谊在李白心中的分量了。

如果杜甫继续快意滋润的生活，唐代文坛会多一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人；只是这样的诗人在当时并不少见。杜甫也将在游历途中认识更多的文人雅士、凡夫俗子，继续壮大自己的朋友圈，不过那样的朋友圈风平浪静，缺乏层次感；杜甫的人生也将是单面相的，欠缺色彩的。改变发生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杜甫走出舒适圈，一头扎进恢弘的长安城求官。从此，大地上少了一个轻狂潇洒的公子，大唐多了一位命运多舛的文豪。

36岁的杜甫告别了杜公子，涅槃重生成为老杜。

困居长安的失败者

大唐长安，是汇聚神州精华的帝国明珠，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天下士人而言，更是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天堂。唐朝开放政权恭候天下才学之士，种种制度设计为读书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江南北，无论豪门寒庶，无论读书人抑或有心人，犹如虹吸一般从州县乡镇流向长安城。其中就包括杜甫。

人到中年，杜甫痛下决心谋取一官半职，为杜氏门楣、也为自己。

在长安，“求官”与“交际”几乎是同义词。官职永远是稀缺的，机会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虽然可以经过考试或凭借才华得官，求官之路依然是千军万马蜂拥的“独木桥”。以最为舆论瞩目的进士科为例，每次录取二三十人，而长安城内应试者数以千计。聚集于此的竞争者需要广泛交友，谋求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提升声誉。所有交游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官员选拔过程中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提升中选权重。这些活动主要是两类。第一类是目的性极强的干谒、行卷，直接针对能对选官发挥作用的达官显贵。杜甫中年认识的朋友王维，21岁就高中状元，少年得志，与他结交亲王公主，在应试之前就名声远扬关系重大。第二类是务虚性较强的各种唱和、宴会等活动，广泛地扩大人际关系、提高声望。这类交游，参与者身份地位比较平等，又因为唐代以诗为贵，通常以诗会友，参与者容易志趣相投，结识的人脉往往更牢靠。大量唱和诗、赠诗便诞生在第二类活动中。唐朝越往后，长安城交游的风气越盛。因此，唐代的科举选官本质，与其说是“考试”，不如说是“选举”更贴切。对应试者的交游能力要求很高。

杜甫初至长安，延续了酣畅快意的交游风格。当时，长安舆论将居住在长安的八位善饮文士：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称为“酒中八仙人”。他们嗜酒、豪放、旷达。杜甫选择这一流行题材，以白描的手法创作了《饮中八仙歌》。我们无法获知杜甫与其中几人有过交往，抑或八仙都是杜甫的朋友，但诗歌显示即将迈向不惑之年的杜甫，心态是乐观、放达的。可惜的是，他的这份乐观，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逐步崩塌，直至粉碎。

随着岁月的推移，家族的祖荫逐渐褪去，又没法融入当权者的人脉视野，加上不算殷实的家底难以支付昂贵的都市生活，杜甫的客居生涯在困顿中越陷越深。几次仕途选拔，又为权相所阻。杜甫不得不面对现实。个人难以与强大的当权集团作对，最务实的对策还是努力挤入当权者的圈子。杜甫转而将精力倾注在向权贵的针对性行卷上。他的朋友圈中出现了若干个不和谐的身影。

京兆尹鲜于仲通在剑南节度使任内，轻启战端，损兵折将，因为依附权相杨国忠反而安然无恙，安享富贵。杜甫却写下洋洋洒洒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称赞鲜于仲通“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异才应间出，爽气必殊伦”，“脱略蟠溪钓，操持郢匠斤”，简直是姜太公再世；还称赞鲜于家族人才辈出：“凤穴雏皆好，龙门客又新。”末了，杜甫才表达写作的目的：“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希望鲜于仲通能够向朝廷举荐自己。可惜，鲜于仲通无动于衷。

当朝驸马、太常卿张垍是排挤李白的黑手之一。多年后，张垍附逆安禄山，出任伪职。可以判断，张垍人品是有问题的，杜甫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称赞这样的人。可叹的是，杜甫写下了《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从官爵、文章、名望等方面全方位地吹捧张垍：“轩冕罗天阙，琳琅识介圭。伶官诗必诵，夔乐典犹稽。健笔凌鹦鹉，铦锋莹鷿鹈。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逾青琐，亨衢照紫泥。灵虬传夕箭，归马散霜蹄。能事闻重译，嘉谟及远黎。弼谐方一展，班序更何跻。”杜甫是没有政治靠山、没有仕途人脉的一介寒儒，困居长安数年，一筹莫展，只要是手握实权的大官都是他需要攀附的“伟人”。在诗歌的末尾，杜甫以极低的姿态，哀求张垍施以援手：“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只是，张垍也无动于衷。

吊诡的是，当杜甫官职到手之日，却是他对先前道路的否定之时。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甫44岁了，八年的奔波乞求终于换来了“河西尉”这一微末小官（后即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此刻，他没有梦想成真的释然，没有理想实现的畅快，相反有些排斥这个鞭挞黎民的官职。求官的目的是实现胸中抱负，而不纯粹就是为了当官。可叹的是，太多的人在汲汲于功名的过程中将手段异化为目的。杜甫虽也一度沉沦在追名逐利的浊浪中，但胸中的是非始终分明，善恶一直彰显。他终究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释褐为官，杜甫仍旧是那个白衣杜甫。

当年十一月，杜甫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省家，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小儿子饿死了！这趟经历促使杜甫反思人生抉择。他结合困守长安的感受，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清醒认识到在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型的大时代浪潮中，官僚制在中华大地确立，读书人从此成为这套新体制下的蝼蚁，“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杜甫见闻了长安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付出了尊严和热忱，却依然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没能换来合适的职位，更谈不上实施年少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了。变革大潮中的失败者千千万，杜甫是其中最著名、最具反思精神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