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与阆中略论

摘 要：从巴蜀大盆地生命史的整体观出发，可看到巴蜀民众在发展对外交通方面的努力，由此形成的东南西北4条“蜀道”，对巴蜀民众走出盆地，乃至走向世界，都有重要贡献。其中北上中原的路线是最早发挥重大作用的蜀道。它位处陈仓道与嘉陵江水道交汇枢纽的阆中，既凝聚着巴人的生命史和所创造的文化内容，又呈现出华夏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众多阶段的特征。

关键词：北上蜀道；聚焦阆中；天文学

一、一句蜀道难，缩微华夏史

2013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四川省成立“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因为蜀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密切关系。这里，先做一个界定：蜀道，指巴蜀先民为了更好的生存，历经沧桑而建造并不断完善的伸向大盆地外部的主干通道，主要有东南西北共4条。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4条蜀道的功能效应在不断地变化。树立全局视野的“蜀道”观，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巴蜀大盆地的历史，从而进一步认清华夏历史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某一个阶段的运行特征。其大致是：

（一）北上中原的主干通道。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也就是狭义的蜀道，有陈仓道（金牛道）、褒斜道、傥骆道（骆谷道）、子午道、阴平道。这是巴蜀大盆地与关中平原三秦大地的主干通道，也是沟通南北，连接黄河和长江两大文明区域的要道。需要强调的是，开辟这些通道，最初是从民间层面的物资、人员的来往，引发民间“以物易物”的商业行为，进而被地方和国家政权所利用，逐渐成为“官道”。这正如一位文学圣人所讲：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四方贡献方物，“蜀人以文翰”作贡品。面对蜀国问题，商王经常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甲骨文中多处“蜀”的出现即是证明。殷墟和周原卜辞中，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等记载。《史记·秦本纪》说“躁公二年（公元前411年），南郑反”，“（惠公）十三年（前387年），代蜀，取南郑”。《尚书》关于巴蜀大地8支部落军队北上参战，尤其是关于“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的记载，是殷商被周王朝取代的一个历史聚焦点。华夏的早期历史演化过程，通过蜀道历史得到高度呈现。秦昭王时，已有“栈道千里于蜀、汉”。《史记·蔡泽列传》记载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五丁开山”神话故事反映的是金牛道建造与完善的真实历史，也让世人看到了华夏各地域和各族群逐渐汇融聚合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进程。这些也体现在大汉王朝创建初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蜀道的节点上，也体现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里，即三国时期剑阁险要“一夫当关”等蜀道故事中。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一个本来相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大盆地，融汇成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格局之一板块；尤其是秦始皇的“车同轨”等大一统法令，对蜀道的通行质量和长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上蜀道成为已是华夏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与巴蜀地区之间信息、物资、人员往来乃至军队行进等多方面的官道。

北上蜀道的陈仓—金牛道中的嘉陵江段，因为有嘉陵江的水运配合陆路交通，更由于在机械技术发明之前人类对水运产业的倚重，该干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承担着巴蜀大地与北方中原，或者说承担着南方地方官民与中央王朝交往的重任。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嘉陵江，北上通甘肃、陕西，下接重庆汇入长江，为沟通长江与西北的主要水道。其广元段的明月（朝天）峡，集鸟道、栈道、纤夫道、水道、陆路于一峡，可谓将蜀道的各种特征尤其是“蜀道难”都进行了呈现。

北上蜀道的终点，世人常常定位在汉中，这是不谙历史。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与金划定以陕西大散关为界。陈仓（宝鸡）城郊秦岭脚下的大散关处，历史上早已界定为“益州门户”。因为“凡谋事梁益者，必取道于此之誉，故名益门”。而翻越秦岭后的南边，即大巴山以北的一块平原，就是汉中，旧称兴元府（辖今汉中市及南郑、勉县、城固等县）。直至元代初期，汉中还隶属于“广元东川路”下辖的“利州路”，此前，蜀汉巴都是“益州”或者“梁州”的构成部分。宝鸡城外秦岭脚下大散关旁边那个“益门堡”，就是通往益州的门户标示，这才是蜀道的北端终点，或者说是蜀道的北端起点。古人曾有诗说得明白：“益门堡镇古道口，散关烟云锁咽喉。观音山上钟声响，青石崖下瀑布流。云盖古寺祥云绕，水出帘洞福水悠。秦岭顶峰南北界，陈仓栈道通益州。”元代末期的宝鸡县令李思齐为防备蜀军攻打，在清姜河西边的西山堡筑城；明代弘治年间再重修城堡时，县令许庄亲手书写“益门雄镇”碑文。清代乾隆时宝鸡县文化人杨甲木，曾任凉州府武威县学训导，有《游益门镇大王祠》诗曰：“高原虎踞万山中，赵宋二吴立战功。西北能争秦栈险，东南可使蜀江通。厄关有将擒千虏，当道无人返两京。试看岩头玠璘迹，顿令血泪洒秋风。”该诗说的是南宋抗金名将吴玠（1093—1139，甘肃静宁人）在蜀籍名臣、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的扶持下，与兄弟吴璘镇守川陕边陲十余年，大破金帅完颜宗弼所部重兵，官至四川宣抚使、川陕宣抚副使，淳熙中追封涪王。南宋朝廷特地在益门镇中关帝庙之西百丈崖敕建大王祠祭祀之。

这里顺便补说一句，今天很多学者说南宋诗人陆游参加“川陕”一带的抗金活动，不确。这是把元代才划归陕西的兴元府（汉中），提前到宋末。南宋的四川宣抚使衙门，以及利州路衙门，就设立在兴元府。较早的四川宣抚使是安丙，还出任过保宁（阆中）军节度使兼兴元府知府、利（州）东路安抚使等。“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守蜀余二十年”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仍然驻扎兴元府。宋乾道三年（1167年），宋廷再将利州东、西路合为一路，授吴璘为“知兴元府、充利州路安抚使、四川宣抚使”。

（二）东下的长江水道。水道在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之前，承担着人类交通运输的首要重任。早在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中，已清楚地说道：“蜀守冰凿离碓（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亿万计，然莫足数也”。李冰为避免水害而开凿离堆，所形成的水道之首要功能是“行舟”，“有余”才用于灌溉农田。道理很简单，一条6米长1.5米宽的木船航行于内河，载重量可达40吨。假如陆地运输，这个重量需要多少人肩挑背扛才能完成？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初战略，就是正确地实施了攻占巴蜀，利用巴蜀雄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顺江而下战胜最强大的对手楚国，继而渐次灭亡六国。自此，在巴蜀大盆地与外界的各种交往中，东下的长江水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效，并且常常承担着国家层面的重担。如三国争雄、明清时期的“川盐济楚”、抗战时期的卢作孚在1938年秋，用民生公司自己的22艘轮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不顾日机轰炸，用40天时间，赶在枯水期前，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抢运入川，保证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内迁的工厂设备、学校和机关，继续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和重构，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会让水运蜀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四川的泸州、宜宾等长江沿岸城市，近年来即大力宣传和打造“港口城市”等。

（三）南下的五尺道与身毒道。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四条古道组成）以成都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另有支线“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五尺道是秦将常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公元前122年，“通西域”的张骞向汉武帝禀报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见闻：“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这条道路的形成，首先还是民间的经济利益驱动，即司马迁《史记》记载的“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蜀地商人偷偷摸摸地运载货物，走出了一条进入西亚的道路，结果就有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在阿富汗和伊朗等地惊奇地突然看到蜀中特产邛竹杖和黄润细密的蜀布。（具体详情可见《史记·大宛列传》与《史记·西南夷列传》。）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对身毒道是熟悉的。他在游历考察北方以及荆楚和江南各地之后，“迁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近侍，有过一次大西南的身毒道行走活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次大西南之行，他还“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司马迁还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述了这条道路上的一个传奇故事：“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自汉代开始，以司马相如奉命开通西南夷为标志，还有蜀中资州人王褒奉命写作《金马碧鸡赋》，召唤金马碧鸡从遥远的云之南归来等韵事。它说明入汉以来，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逐渐抱成一团，为国家一体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被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南下蜀道，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以及国家一体化进程，对东南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西亚、南亚、东南亚国家浓郁的中国文化因子，主要来自于这条通道。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曾多次发现刻有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马骨，说明两国在公元前6世纪或许就已有直接联系。19世纪，英国完成了对缅甸的全面殖民化，法国完成了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殖民化。东南亚诸国与云南、广西接壤，西方人便由身毒道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从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古老的身毒道又承接着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交汇的功能。

（四）西去的茶马古道。对这条古道的形成原因，明代谈修的《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也。”[1]以打箭炉（康定）为主要集散地的川茶主要供应西藏：“炉（打箭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2]。“川省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3]。藏人通常用马匹、牦牛、硼砂、肉桂、虫草等当地特产来换取所需茶叶，从而形成“茶马古道”。由于国家一体化进程加快，到了元明清时期，蜀道功能大增，由原来以民间商贸为主的功能，扩展到承接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多种功能。凡是到拉萨的人，都知道位于拉萨市大昭寺东北侧的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以及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等。中央政府与藏地的往来等，如军队换防，物资运输，官员赴任与退休等各种事宜，都是经由成都开始的这条道路去实现，即所谓“川省与西藏表里”。这是以邛崃、雅安、康定、理塘、巴塘一线为进藏的主要路线，即“行者由南道理塘者为多”。康熙末年开始“自打箭炉至拉里，曾将四川绿旗、土司番兵，共留三千五百余名，挽运粮饷……自打箭炉至拉里，设有六十六站，不可无兵防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茶马古道的沿线设立众多兵站，以保证各种需求；乃至于漠西蒙古使者由青海入藏，清廷同西藏联络和掌控漠西蒙古使者动态时，皆需绕经四川，原因便是当时青海至西藏沿线未设台站，“凡奏折传事，俱从四川驰递”。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川总督孙士毅在一份上奏中，把整个蜀道连接成为一条全线整体：“省城由打箭炉出口，直至藏中，业照上届所定安设台站、马匹。其自广元入境至省城锦官驿出省，均为文报往来必经之地。”这里明确了一个事实：当时朝廷的公文递送，须翻越秦岭由蜀道北段的广元正式进入四川，再从省城成都（由红牌楼出）西行，经由邛崃、雅安、康定等进入“藏中”。清嘉庆《四川通志》载：“打箭炉（今康定城）在大渡河外直黎雅之西，雍正七年设雅州同知分驻其地，兼辖番汉。自理塘、巴塘以西，直抵西藏……而打箭炉实为诸番朝贡、互市之要口。”藏羌地区如有麻烦，通常是由四川总督解决。如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清朝命“四川绿旗兵丁，着散秩大臣品级、銮仪使周瑛带领……”为应对西藏局势，将达赖喇嘛暂时移至四川理塘加以保护，因此命“四川重庆总兵官任国荣，带领进藏兵丁二千名，前赴理塘暂住防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藏地，“四川省派调满汉官兵及屯番各兵，前往协剿”。由此还形成制度：“西藏居住之四川二千兵内，应留兵五百名……俟三年后，仍于四川官兵内派换。”入元以来，四川地区一直是朝廷经略西藏的依托，在军事支撑、行政支援、后勤保障、交通联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蜀王建造成都市南郊的红牌楼（坊）的目的，就是迎接西藏前来送贡礼转道京城的官员，以及进行商贸活动的藏族同胞，故按藏族的风俗习惯将牌坊涂成红色。

一句话，蜀道的开拓与发展，投射出华夏民族国家一体化与多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面貌。

二、华夏史的微缩标本 天地人之沟通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