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埋藏年代辨析

摘 要：三星堆遗址珍贵文物的埋藏年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共同攻关，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古发现的成果、青铜冶炼与加工技术的特点、碳14测年数据与树轮校正的结果等综合研究确定。文物的埋藏年代应晚于商末。

关键词：三星堆；埋藏年代；碳14测年数据；春秋时期

学术界一般认为，新津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是由宝墩文化发展而来。本文主要讨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年代，那些珍贵文物是什么年代埋下的？

一、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的两个埋藏坑的年代

宋治民《蜀文化》依据《三星堆祭祀坑》介绍了1986年发掘的两个埋藏坑的年代以及不同学者的分析。[1]现列表介绍如下：

对于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年代的分析与认定，以上学者的差别就很大，现在倾向于商末的较多。

二、三星堆学术会对于年代的争论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化史研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期，共分为四期：第一期约当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属新石器时代遗存，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左右；第二期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070—3600年左右；第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年左右；第四期约在商末周初，测定年代距今3100—2875±80年。[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说：“三星堆文化约当夏商时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700年—前1150年……金沙村遗址的文化堆积和年代约当商代时期至春秋，以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遗存最丰富。”[3]（未见C14测年数据）

孙华、苏荣誉合著的《神秘的王国》一书说：“三星堆器物坑的碳十四测量标本目前经过测试的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三星堆1号器物坑。”送交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检测，“是在发掘后的十多年”，一个测年数据“为前3500+295”（树轮校正为前1520—前1470年），另一数据“为前3430+90”（树轮校正为前1880—前1430年）。孙华说：“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不会晚到商代末期，两个坑的器物都是在殷墟中期偏早阶段同时掩埋的。”[4]

江章华、李明斌说：“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认真分析，而不能仅凭一两个数据就贸然对地层或墓葬的年代下断言……一两个孤零的数据，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碳14测年数据只能起提供参考的作用。”[5]关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学术界通常认为是三星堆遗址之后的重要遗址。江、李说：“关于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仅有两个碳测数据……分别为距今3520年和3680年左右……明显偏早，因此只好排开不顾。”

1992年4月1—6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8单位联合主办“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说到对三星堆的碳14测年数值是距今3100年左右，也就是商末。但会下、会后有较多代表在议论，认为在测试过程中，取样品、送样品、测试数据的多少与准确性，都存在问题。孙华等《神秘的王国》一书曾建议：选用金杖包裹的碳标本等，多做一些“测定数据”。1994年，在德阳举办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研究员说：“我将三星堆青铜器与全国出土的青铜器按两个序列排队：一是按器物壁厚排队，越早器壁越厚，制作工艺越粗糙；越晚器壁越薄，制作工艺越精良。二是按器物的合金成分排队，越早合金成分的比例波动越大，越晚合金成分的比例波动越小（越稳定）。两个序列排队的结果是：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时代。”笔者认为，李先登所说有道理。

三、关于碳14测年的发明、原理与测年数据的准确性

关于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埋藏器物的年代，从最初发掘到现在，主要依据碳14测年的方法确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于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Carbon-14 dating），1950年开始应用于实际测年，196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55年，中国的仇士华与蔡莲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负责建立中国最早的“碳14断代实验室”，并在此研究、工作一生。这两位是中国碳14测年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也是领军人物。仇、蔡合作撰成《14C测年及科技考古论文集》（以下简称《仇·蔡集》），应是这个领域的巅峰著作，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和引用的著作。[6]总体而言，与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相比，碳14测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应说很晚，是一项新兴的有待在应用中不断完善的技术。碳14，有多种写法，如，碳十四、Carbon-14、14C、C14、C-14等。（本文除直接引用外，为方便起见，一般写作C14或碳14。）

关于C14测年的原理是这样的：自然界存在3种碳（Carbon）的同位素，其中，C13占比很少，只占1.1%（其他更少），而且基本都是非放射性的；而C14则具有放射性，占比大至98.9%。宇宙射线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产生中子，中子与大气中的氮核发生核反应的结果，主要生成了自然放射性C14，这种C14原子与氧（Oxygen）化合生成二氧化碳（CO2）。自然界的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植物也就带有放射性C14。许多动物要吞食植物，因此，这些动物也带有放射性C14。放射性C14具有衰变性，例如，某种物体含有“放射性C14”，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如果这种物体具有生命，减少后又会从大气中不断吸收，使物体内的放射性C14含量保持相对平衡。但是，如果某种植物或动物死亡了，就不能再吸收，而只能衰减其放射性C14。物体内的放射性C14的衰变速度，是每隔5730年约减至原有数值的一半，即每年衰减56±14（Bq），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半衰期”。因此，所渭C14测年就是测量某种已死亡多年的植物或动物衰减后的放射性C14数值，利用其“半衰期”推算出死亡时间。这就是C14测年的原理。

放射性C14测年的应用领域有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地球化学、海洋学和考古学；而测量对象则是有机物，如木炭、木头、动植物遗体、毛发、织物、泥炭、贝壳、骨头等，最佳的测量物是木质和木炭标本。无机物是不能测量的，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对于这些无机物，只能找到与其埋在一起的有机物标本测量，间接地获取测年数据。

在《仇·蔡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撰写的《14C年代的误差问题》说：“应该承认过去由于测量精度的限制，在应用14C测定年代的基本假定和方法上比较粗糙或不够完善……”；又说：“14C年代与真实年代间的显著差别，使人们发生了怀疑，似乎应用14C测定年代的方法发生了危机……”[7]

《仇·蔡集》中的《14C测定年代与考古研究》一篇说：“14C测定的年代本身误差相当大……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上推的夏商间的年代界限本身也就有问题。因此14C年代同历史年代的比较研究要从西周初开始逐渐向前推，这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仇·蔡集》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与14C年代测定》说：14C年代测定“毕竟由于误差较大，难以解决历史时期的考古年代问题”；又说：“武王克殷的年代问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不同的说法有四十多种……14C测定并不能得出需要的年代……”[8]

三星堆遗址1号坑、2号坑是1986年发掘的，也应用了放射性C14测年，其测量误差偏大是可以想见的。《仇·蔡集》之《14C年代的误差问题》说：“有许多因素使14C年代与历史真实年代间出现差别。”在此文列举的7项误差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是第6项，即标本受到污染或特殊环境生长的标本引起的误差。[9]如何能采用到合格的检测标本？上文说；“标本长期埋在地下经历各种变化，可能受到不同时代碳的污染，如腐烂发霉，地下的碳酸盐，腐殖酸，新生植物的根、芽都可能使不同年代的碳混入标本中去……”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差，上文指出：首先要谨慎选对标本并予认真处理，其次要做到：“1.统一现代碳标准；2.作同位素分提效应校正；3.作树轮年代校正。”

动物的骨头可用于C14测年，但是骨头及贝壳样品含有的C14非常少，所以一般不用。《仇·蔡集》中《骨质标本的14C年代测定方法》说：“骨质标本的14C年代测定一直存在困难。首先，骨头中含碳量极少……可信度较差。”《仇·蔡集》中《关于考古系列样品14C测年方法的可靠性问题》说：“14C测定不能判断历组甲骨文是早是晚……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是不可能。因为树轮校正曲线各段的特征情况不一样。在殷墟这一时期，峰谷密集，总体倾斜度很小，早晚各期样品的14C年代根本无法区别，而且往往出现颠倒的情况。”[10]

现在我们明白，殷墟甲骨文的载体、大量的兽骨与龟甲的年代，都不是用C14测年技术测出来的。那么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则同样不能用C14测年确定其年代了。

对C14测年获得的数据，必须进行年代校正。《仇·蔡集》中《关于考古系列样品14C测年方法的可靠性问题》说：“14C年代不是日历年代……根据统一的现代碳标准和测出的考古样品的残留14C放射性水平计算出的样品的14C年代不是日历年代。要经过年代校正，才能转换到日历年代。”[11]校正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树轮年代校正是较为重要的一种。蔡莲珍在《考古》上发表《14C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一文说：“原先假定几万年以来14C在大气中浓度基本稳定，但事实上大气14C浓度的变化最大可达10%，因此，14C年代需要用更为精确的计算方法进行校正……树木年轮每年生长一轮，可以通过清数年轮精确确定出每一轮的生长年代……两者结合即可将14C年代比较可靠地校正到真实年代。”[12]

《仇·蔡集》中《夏商周年表的制定与14C测定》一篇说：“木头树轮系列样品……证明测试的可靠性是好的……沣西两座西周中期墓葬M121和M4的棺木，按树轮系列测定，得出最外轮年龄分别为公元前940±10和919±14……河南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1期水井框圆木，测出最外轮年龄为公元前1400±8，应该相当于水井建造年龄。”[13]

问题是，在三星堆遗址已经发掘的8个埋藏坑里，有没有这样的“木头树轮系列”样品？有没有检测过这样的样品？实际情况是，能找到这样的木头样品很困难。何况，古代人不会为几千年后的树轮校正而专门埋下一段木头。

王仁湘等说：“树轮年代学有特别的分析方法……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能延伸到史前时代的树轮年表，通过年轮对考古遗址进行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4]这就是说，“许多工作”做完了，才能有真正的树轮年代校正定年。

《仇·蔡集》中《夏商周年表的制定与14C测定》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主要有两条：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有关天文历法记录进行整理、研究认定，应用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2.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采集遗址地层或文化分期的系列样品，以及分期明确的甲骨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计（AMS）的14C年龄测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才会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与年表。总之，考古年代学需要考古学家和测年工作者的共同研究，也就是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共同研究；这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应居主导地位。

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载体的年代，也不是依据C14测量技术确定的，而是依据甲骨文刻写的人物、事件、天象等文献确定的。另外，陕西西安兵马俑发掘后，也不是用放射性C14测定其年代，而是采用了兵马俑坑出土文物上的文字。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青铜戈上刻有“寺工”二字，“寺工”是秦始皇执政时期的官名，职责是主管兵器制造等；戈上还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执政时期的宰相。因此，这件铜戈上的刻画文字就成了确定兵马俑遗迹年代的依据。还有，司马迁《史记》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墓和兵马俑的记载（二者相距1公里）。上述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就成了兵马俑年代确定的可靠依据。这是运用了两重证据法。诚如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在其《三星堆的故事》一书说：“……中国历史悠久，每一层都埋藏有历史文物，比放射性（碳14）测年还准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