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川帮”对中医药文化的贡献

摘 要：作为中医药文化中的“川帮”，蜀地有丰厚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以川医、川药、川方支撑着四川的中医药文化。四川自古出名医，从汉代至明清，见诸文献记载的四川医家就有一千余人，影响医坛两千多年。这期间形成的中医药“川帮”对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四川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中药材资源优势显著，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无川药不成方”的美誉。对于中药炮制而言，“川帮”为国内四大传统帮派之一，其特色是道地药材的炮制和复制法。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川帮；丰厚传承；资源优势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西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四川在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中医药文化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以川医、川药、川方为支撑的四川中医药文化，被尊称为“川帮”。

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前言”中说：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洛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1]

这里的“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就是对蜀地中医药文化的充分肯定。

一、蜀地有丰厚的中医药文化传承

四川古称“蜀”，拥有丰厚的中医药文化传承，这是形成“川帮”的基础条件。

《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山海经》用较大的篇幅记载了远古时期古蜀、古巴地区的中医药情况，其中涉及的植物有160种，保存了动物、植物、矿物药材档案共计有113处。《山海经》记载的药物有草、木、鸟、兽、鱼等五大类，还记载了通过佩、席、养等途径用药物进行治疗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巴蜀地区上古先民采集药材、预防保健和疾病治疗的经验。

三星堆遗址所出铜人不同寻常的面貌及形象狰狞的面具，说明这些铜人的身份是法师或巫医，其形象的独特是为了驱逐疫鬼。在上古时代，面对瘟疫和战争时，人们便会组织“驱傩”等活动以驱赶瘟疫和诅咒入侵之敌。在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中都发现有朱砂，这是我国传统中医将其作为安神定惊的良药。

在成都平原诸多古遗址都出土了不同质地、不同形制的酒具，表明古蜀地区酿酒业兴盛和酒文化发达。在中医药里面，酒从最早的中药汤剂，演变为中药的辅料，不管是在内用和外用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彭祖被认为是中国“道家先驱”。他以善养生而长寿，是中国养生学的开创者。他的重生与弃物，服食、吐纳、守静、导引、房术中等养生理论，对道家、道教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阳国志·蜀志》在“犍为郡”中记载“彭祖家其彭濛”，武阳县有“彭祖祠”“大贤，彭祖育其山”。[2]

秦统一巴蜀后，巴蜀之地迅速走向经济繁荣。繁荣的经济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巴蜀文化，也带来了繁荣的巴蜀中医药文化。

2012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发掘的老官山汉墓，出土了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还出土了920支竹简，其中包含9部医书，除《五色脉诊》外，其他8部医书经初步整理暂定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从对出土的9部医书予以分析，部分医书极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这是中医发展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在这些竹简中，还有184支竹简的内容为如何医疗马匹疾病的《医马书》。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载：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闲，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着《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3]

所谓“方术”，即是特殊的技能。《后汉书》这段记载提到了涪翁、程高、郭玉三位医家。郭玉是东汉时期广汉郡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而他杰出的医疗技术来源于涪翁、程高。他们三人是两汉时期四川医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汉代的古蜀针灸学派。涪翁所著《针经》《诊脉法》，为承前启后的重要医著。

唐朝的药圣孙思邈是医术医德一流的典范，被后世称为“药王”。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几次提到他在四川的一些活动，如在峨眉山行医、采药，炼“太一神精丹”，发明著名的峨眉山膏药老鹳膏。今峨眉山清音阁后面的牛心寺后有“药王洞”，即是他当年的炼丹处。孙思邈晚年云游至青城山，发现这里简直就是药物宝藏，深感以前所著《千金要方》尚不完备，遂决定编写一部《千金翼方》，以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孙思邈发现青城山有种植物的块茎可行气开郁，祛风去湿，能治头痛眩晕、胸腹胀痛、经闭、难产、痈疽疮疡等症，且还能入食制成药膳，延年益寿。他和当地药农经过多年努力，将这种野生草药驯化为种植的名贵中药，并取名为“川芎”。

唐末蜀地名医昝殷为了提高妇产科医疗水平，减少因难产而死者，编撰了一部妇产科专著《产宝》，推广天下。这是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由于昝殷的《产宝》非常实用，受到了历代医家的重视。昝殷还撰有《食医心鉴》，是现存最早以食方为主要内容的食疗学专著。

前蜀时期，家居梓州（治今三台）的著名词人李珣（波斯裔），对香药有着比较广泛的研究。他将自己撰写的药学专著即命名为《海药本草》，又称《南海药谱》，记载了很多海外药物，如师草、砗磲、金钱矾、波斯白矾、瓶香、宜南草、海蚕、海红豆等。这对于传播外国药物尤其是阿拉伯医药，丰富我国的本草学，促进我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是有重要贡献的。

曾任后蜀翰林学士的韩保昇，主持完成了中医方剂学著作《蜀本草》。后人编本草时常引用本书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药有相反之论，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序例》中，其“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之句，虽道出用药之注意，但具体内容与根据还是含糊不清的。而韩保昇在对前人本草中的药物配伍关系予以了较为详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后世所说的“十八反”的具体意见。

出身于宋代蜀州晋原县（今崇州市）世医家庭的唐慎微，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于宋元丰年间编写和出版了药物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受到官家的重视和民间的普遍欢迎。这是第一部国家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附方3000余首，明代《本草纲目》即是以之为基础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称此书“要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因此，唐慎微可以当之无愧的堪称是中华中医领域的药学始祖。

附子是著名中药材，四川产者质量最优，习称“川附子”。彰明县（今江油）自古是附子生长的故乡，产量质量居全国之冠。宋元符二年（1099年）春，杨天惠任彰明县令后，在深入调查后写出了《彰明附子记》，纠正了以前一些药学著作对附子品类的混乱认识。《彰明附子记》具有深厚的中药历史文化价值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评论说：“读之可不辨而明。”

北宋时期，眉州（今眉山）人史堪以辨证的态度看待五运六气学说，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观点。其《史载之方》一方面将疾病的发病机理主要归于五运六气的变化；另一方面注意到普遍规律之外的特殊情况。在北宋运气学说非常盛行，“言必称运气”的同时，他能保持头脑清醒，认识到天气变化的异常情况，以及患者体质等方面的因素，显出其比较科学而富于实践的眼光。

明代四川泸州人、医家韩懋著有综合性医书《韩氏医通》，为明嘉靖时期的中医名作。虽然全书篇幅不长，但短小精练，言简意赅，内容切合实际。韩氏发展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医案程式，具体指出四诊对病证鉴别的重要性，创用了三子养亲汤等常用效方，在临床上对补法的运用尤有心得。书中还记载了半夏曲、霞天膏等制法。

众所周知，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被称为“东方药物巨典”。在《本草纲目》的扉页上写有一段很明确的话：“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撰。”[4]这段话指出了李时珍与四川蓬溪（今属遂宁）有着一段深厚的渊源关系。据《明史·李时珍传》，李时珍其子李建中曾任四川蓬溪知县，而当时李时珍的蓬溪知县则只是一个没有俸禄的荣誉职务。不过，李建中受父亲影响，曾在蓬溪十年任职期间，遍访名医、遍采百草，其成果直接体现在《本草纲目》中。《本草纲目》的最终稿是李时珍祖孙三代人共同完成的。

清末，蜀南邛州（今邛崃）人郑钦安被时人称为“郑火神”“姜附先生”。后世学者推其为中医“火神派”开山鼻祖，传人及私淑者遍及川滇两省乃至全国。郑钦安治学严谨，医技精湛，行医课徒之余，撰成《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均流传于后世。

四川自古出名医。据历史文献记载，从汉代至明清，见诸文献记载的四川医家就有一千余人，影响医坛两千多年，历久不衰。

二、四川中医药文化在当代蓬勃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沧桑的中医药，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教育、医疗、科研等方面齐头并进，一大批中医药大家焕发青春，一大批新起的中医药名家默默耕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显神通，中医药事业欣欣向荣，“川帮”在中医药界的影响名副其实。

新中国刚刚成立，党和政府就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一项卫生工作方针。1950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交流和总结了过去卫生工作的经验，讨论并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建设的方针。其中之一是关于团结中西医、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问题。会议号召“西医学习中医”。[5]

1953年3月，四川省卫生厅设置了中医科。1954年，在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即在成都外东锦官驿的四川国医学院办学基础上，建立“四川省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开展对中医药学人才的培养和中医药学术的研究、整理。

1954年和1956年，四川省先后召开两次全省中医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

四川名医众多。1955年，省卫生厅向卫生部呈报的四川省著名中医就达47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蒲辅周、冉雪峰、杜自明、王文鼎、王伯岳等近20名四川名医先后奉调进京，分别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等单位主管或担任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成绩斐然。在川工作的中医学家李斯炽、中药学家凌一揆等多位中医名家，各有精专，建树卓越，深受群众喜爱，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1956年，周恩来总理批示，在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建立四所中医学院。7月，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基础上成立了“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委员会筹备处”；9月，新创建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年改名成都中医药大学）正式开始招生办学。1958年3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李斯炽为成都中医学院院长的任命书。

李斯炽是成都人，早年师事成都名医董稚庵，尽得其传。20世纪30年代初，有感于医道衰微，李斯炽乃辞去所有教职，一心以医为业。他积极参加反对“废止中医提案”的斗争，倡导并组建医药学术团体，创办中医刊物，举办国医学院。他于1949年前曾担任四川医学会主席、四川国医学院教务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宣教部部长，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一、二、三、四班班主任，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中医教研组主任，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9年，李斯炽“因对发扬祖国医学工作积极，成绩卓著”，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成都中医学院开办时的师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的凌一揆教授等知名中医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