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的文物见证
作者： 黄黎摘 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签名册、两易其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个不同版本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几组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珍贵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齐心协力筹建新中国的历史，记录了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拟定《共同纲领》、修改《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制定五星红旗的重要片段，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关键词：
签名册；共同纲领；政府公告；五星红旗
北京天安门，曾在1900年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49年的秋天，它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
文物虽然无声，历史却有回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建新中国为主线，选取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馆藏的几组珍贵文物，讲述75年前的那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一、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天书”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闭幕后，82页644个珍贵签名，按单位顺序被装裱成厚厚的两册。签名册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制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的会徽和林伯渠的题款。它真实记录了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会”的盛况，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历史片段。
拟定这样一份代表名单的过程颇费周章，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重视，常常参加讨论。经过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终于在大会临近开幕时确定了最终的代表名单。当中央统战部把参加大会的单位、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厚厚的表册呈送中央后，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感叹：“这是一本‘天书’啊！”
1965年10月，全国政协将这两本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后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
“天书”是如何写成的呢？要从1948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讲起。
摧毁旧政权的目的，在于建立新政权。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城南庄会议，讨论通过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的第五条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然而，新政权该怎么组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静静地观望着。1949年4月初，国共北平和平谈判破裂以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于6月11日在香山举行。为什么使用“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委：“‘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在重庆和王世杰谈判时他提出来的。此人反动失败而去，‘政协会议’的名字却被我们留下，再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就是我们人民民主的统一阵线，包括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的联盟。” [2]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筹备会的任务：“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3]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4]
新政协筹备会进行了近三个月紧张而有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民主协商代表名单。对此，中共代表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民主人士作出明确的界定：“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5]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
根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经过反复协商，确定并邀请了参加会议的45个单位代表510人和候补代表77人，并特别邀请了民主人士75人，共662人。在这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就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
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闭幕，但各项筹备工作仍在继续。即便在日理万机、精心部署各路大军追歼国民党残敌的日子里，毛泽东也曾两次亲往北平车站，迎接爱国民主人士。一次是迎接宋庆龄女士，另一次是迎接国民党元老、长沙起义将领程潜。至此，曾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各界民主人士都来到了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精诚合作。
从9月15日开始，中南海陆续迎来各界参会代表，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的长桌上按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顺序摆放着印有政协会徽的签到纸，供与会代表们签名报到。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为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为她准备了一支钢笔，也没有在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特邀新疆维吾尔族代表赛福鼎和乌孜别克族代表阿里木江写的是维吾尔文，是仅有的两位用少数民族文字签名的代表。一些在9月21日政协会议开幕前因故未能及时签到的代表，都在到会后补签了名字。最终，实际报名签到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共644位，与662位代表名额相差18人。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是第一个报到的。周恩来等代表陆续报到签名，把首页的第一、二行留给了毛泽东。负责接待工作的孙小礼回忆说，9月21日晚7点左右，毛主席要来勤政殿开会，同时签到，并有摄影记者陪同。签到其实很简单，可毛主席要签到的那张纸上，后面的三行已经签满了周恩来、陈云等其他代表的名字，这样拍摄出来的画面不太好看。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张新纸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折叠起来，盖上后三行。这样，在镜头下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
二、两易其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到《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历了一年的修改，先后两易其名，最后于1949年9月29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从1948年9月起陆续云集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为了在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时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起草工作，于10月27日写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为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10部分，共46条。其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规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反映了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
1949年初，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修改稿。与第一稿的结构有所不同，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尤其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了新的规定。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6] 就这样，关于政协的使命，又有了新的内容。
随着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8年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了新中国经济的五种成分。七届二中全会后，他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五种经济成分”理论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鉴于形势的不断变化，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决定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由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的周恩来负责。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三小组成立会议，在布置共同纲领起草工作时指出：“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我们也曾两度起草。可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现在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第二次的草案也已不适用。” [7]
由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所以共同纲领的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如果说，起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时的指导方针是重在革命，那么这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的指导方针就把重点放在了建设新中国。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8月22日，周恩来将12300多字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个表述上的重大变化：“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久之后，共同纲领的名称也因新政协名称的变化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结构上作了较大的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平列“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共60条，7000多字，比原来更为简洁精练。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正如周恩来的报告中所述：“初稿写出以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七次的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8] 。
怀着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共同愿望，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代表着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终于在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那天，周恩来对纲领草案专门作了说明，没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上的掌声就如雷鸣一般。它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共同意志。” [9]
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从它的一系列内容来看，《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也是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开国文献。
以《共同纲领》的颁布为契机，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很好地发挥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积极性。胡乔木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建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