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及《夏本纪》的可靠性问题

摘 要：《史记》之《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应基本可靠。但其他历史文献却多有不能与考古材料相对应者；或者考古材料明显不是，或对其解读亦有偏差。这便造成历史文献的可信性或可信度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可否采用考古学材料前置的做法？

关键词：司马迁；甲骨文；验证思考；前置

史前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均是以族群的相关事件或成就等展开，即描述的对象多为史前时期的重要人群。关于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问题，自顾颉刚先生等发起的“疑古”思潮以来，已有诸多的研究。本文从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稍作探讨。

一、司马迁的著史态度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著史态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严谨客观的探究和记述态度。在《五帝本纪》的结尾，司马迁有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为了写作而遍访遗迹，此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放在今天亦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坚持历史真实而不因权贵胁迫而更改的实事求是态度。如《史记》中的斥责汉武帝言语让其勃然大怒，并将《史记》手稿付之一炬，亦说明了司马迁在对历史事件真实记录方面的秉直。当然，不可否认，每个时代的历史记录者不管如何持身中正，总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但至少，司马迁对于著史的严谨和真实态度还是会让我们对于《史记》的具体记载内容保持乐观。

二、司马迁所能接触史料的丰富程度

在严谨的著史态度之下，司马迁作为大汉的史官，可以遍览当时国家的所有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四处游历、遍访遗迹，以充实、佐证或勘误史籍内容；可以接触当时各个地区的各种人群，从今日所称“口述历史”的角度甄别各种历史记载的错漏之处等等。总之，就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所处的历史维度以及他的历史角色，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史料，是今天的我们远不可及的。历经两千余年的岁月侵蚀，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仅为其时的冰山一角，既达不到司马迁当时所能接触史料的丰富程度，又不一定有司马迁为了著史超越死亡的学术态度。今天的我们，为何还要绕开司马迁《史记》的相关记载而另起炉灶呢？

三、文献中史前诸事件的史料来源分析

尽管司马迁的著史态度值得称道，当时的史籍等材料也颇为丰富，但五帝时代及夏商时期毕竟已距汉初千年之遥，其时的故事又是如何流传至春秋战国以降的史书上的呢？是否会在流传中变了模样？或者如顾颉刚等学者所言形成“层垒”的历史呢？

春秋之前的商代历史，从殷墟的发掘可知，其时已经有了成熟的记述系统，如甲骨文。《史记·殷本纪》详尽的帝王世系及连贯的事件记述也体现了这种成熟文字系统的存在。《夏本纪》虽暂未有考古学文字材料佐证，但其记述内容在帝王世系的清晰程度和事件流畅度等方面与《殷本纪》差别不大，说明夏代或也有了记述历史的机构及专门的人员，并形成了流传当时及后世的口传史迹及相应记载。

较多的争论可能更多的是在五帝时代的相关故事和传说中。一方面是其时是否有相应的文字记述能力，一方面是其时尚未完全统一，相关的记载或口述传承是否均能客观中正？若没有记述能力，则只能口口相述。口口相述中不可避免的两点，一为错漏，一为追加。笔者认为，五帝时代的相关记述，人名、山水名称、世袭等皆有可能在传述中出现错漏，但所传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框架结构，却是最不易出错的一环。毕竟在口口相传的时代，这些先祖伟业的精彩事件才是其中最为精髓的核心记忆点。如果连这点都错了，那么其时的相关历史便可全部否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至于因口口相传或后代附会所形成的错漏、追加等情况，司马迁也经过“礼失求诸野”似的边地寻访，在多方综合分析后尽量避免了。

四、出土典籍对《五帝本纪》等文献相关内容的佐证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竹简，被李学勤先生称之为“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1]。学界近年对清华简的解读纠正了《史记》的部分错漏，但如清华简《良臣》中对于黄帝以降诸位明君圣主与其当时贤臣的记述，[2]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五帝本纪》及《夏本纪》至少在所述族群对象上的可靠性。而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中，不仅有着与《史记》相应的人物与族群，在记述内容方面也有着与《五帝本纪》等较高的一致性。[3]

五、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内容的证实

在甲骨文未曾面世之前，学术界对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持有与《史记》前两篇一样的谨慎态度。但殷墟甲骨的发掘，以及通过对甲骨文字的解读，再现了有商一代的帝王世系。两相比较，《殷本纪》的世系记载竟与甲骨文所载高度一致。至此，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使得《殷本纪》成为学界共识的信史。那么，既然《殷本纪》是可信的，同为司马迁所书的《五帝本纪》与《夏本纪》当然也不会是胡诌之语。

六、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对《史记》前两篇可靠性的验证思考

《五帝本纪》等相关典籍的记述对象多为史前时期的明君圣主及其族群等。而考古学领域的类似概念则属于考古学文化。那么，考古学文化是否能和史籍所载的史前时期各支族群一一对应呢？

族群是基于文化相似性而言的，有着自发性同时又有着功利性的社会群体概念。其乃基于排他性的文化认可而形成，但这个文化认可的程度却可根据自身族群的切身利益等有所收缩或扩展。因此，族属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因为时代背景和利害关系的原因，其伸缩性和包容性都很强，[4]可扩大文化包容度吸纳进他族人群来壮大族属，也可因势分化解体成次一级的族属。而考古学文化则是相对地域性更强的另一类范畴，离开了传统区域还是那支考古学文化吗？恐怕学界对此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因此，考古学文化是否能和族群完全对应，在考古学界，特别是国外的考古学界，历来是颇具争议的；甚至对于考古学文化是否客观存在，西方学界也一直存在异议。但是，这些批评总的来说集中在对考古材料明显不足所表示的谨慎担忧，以及考古材料分布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等同于族群的解读差异上。[5]学界既不同意二者之间的简单等同，但也并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笔者提出上述学界重大课题，不是要直接对其进行定性讨论，而是想在此种异议存在的客观基础上，思考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用考古学材料前置的做法来检验上述的问题。

（一）核心问题：考古材料前置

考古材料前置，即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即用考古材料已经完全得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观点或结论，再用此种结论去对照文献记载，看是否有完全相合或大体一致的相关记载。如果相合，则便是用考古材料直接佐证了文献的真实性；如果不合，则是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或者考古材料的解读存在问题。此种案例最为典型的便是从殷墟甲骨得出的结论对《殷本纪》的证实。反之，用尚未完全证实的文献去分析考古学材料，则立论的基础便不牢靠，很容易形成在考古材料中寻找类似文献记载特点的主观倾向。

（二）方法论问题

李伯谦先生曾在考古学文化与文献族群对应的方法论角度归纳过5点：即年代相符；地域相合；文化特征与文献所载社会发展阶段相符；文化面貌与史载族群特征相符；考古学文化间关系与文献所载相应族群间关系相符。[6]

上述方法论并不是要从文献方面去勾勒年代、地域、文化特征等（如此则又落入了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等同族群的争议）；而是说可以立足考古学材料，先从考古学材料的角度，依材料本身解读出考古学上显示的年代、地域、文化特征等，再看文献中有没有类似记载。若有，则可以进行联系分析；若没有，则仍以考古学材料展现的立体社会面貌构建该地的文化及历史等，用考古学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来检视文献。上述之外，其实还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对照：即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和流布（形成和消亡）与文献反映的世系（及世袭）关系及相应重要事件相符；文化地域变迁与史载相关部族的动向相符；考古学文化变迁或人群迁徙前后的格局演变是否和史载的功绩相符。按照上述思路，若能得到考古学文化角度和文献角度的完全对应，[7]则算是在本文基本认可《史记》前两篇可靠性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提出了一种理论角度的可能性分析途径。

注释：

[1]王洋：《追忆李学勤——他发现了司马迁都没见过的东西》，“人文清华讲坛”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18日。

[2]杨栋、刘书惠：《由〈吕氏春秋·尊师〉论清华简〈良臣〉中的“世系”》，《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

[3]陈剑：《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9页。

[4]参见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477页。

[5]（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140页。

[6]参见李伯谦、常怀颖：《追迹三代，探源文明——李伯谦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7]类似成果参见刘文强：《尧放四罪的考古学观察》，《西部史学》2021年第2辑。

作者：眉山市彭山区第一中学一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