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摘 要：成都东华门遗址是汉至清两千余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它展现了古代成都城市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特色，是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而独具创造性的千年文脉的城市载体，是成都历史文化、天府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对于发展成都市品牌，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特色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核心区域；城市品牌

一、东华门遗址的城市历史文化意义

（一）名称及遗址范围

东华门遗址因东华门街而命名。东华门即清代四川贡院东门。清朝灭亡后虽贡院不存，东华门街仍保留了清代贡院遗留的地名。东华门遗址考古发掘面积约为5.27公顷，约合80亩，西入后子门体育中心，东至体育场路，仅占成都城市历史文化核心区的很小部分。

东华门遗址大致包括自两汉六朝、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三个大时段经历两千余年的若干重要文化遗存，包括国内首见的五代宫廷御道、隋唐至两宋生态人文胜境摩诃池、明代规模最大的藩王府邸园苑区，以及南方地区少见的唐宋园林庭院等。

（二）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

截至2022年3月，国务院已将141座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成都名列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历代成都城市的中心区域，都集中在北起武担山，即今江汉路，南至红照壁，东起顺城大街，西至东城根街大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是两江环绕明清城垣内的成都传统老城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为城市传统的核心区。因此，东华门遗址实际上是成都城市核心区域的历史文化浓缩与精华。东华门遗址揭示的历史文化，就是成都城市的历史文化。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是成都作为中国古都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城市建筑艺术的实证展示、时空标尺与历史记忆。

二、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地理空间特色

（一）确立超稳定型的城市格局

东华门遗址发现的从汉唐宋元明清延续2000余年的宫廷、官府和园苑遗存，展示了成都城市核心区域的超稳定型的结构。

秦汉时期，在秦灭巴蜀后，张仪、张若相继在成都仿照咸阳筑城，建成两个相连的城池，即由大城和少城组合而成的城市。其城垣周长达12里。少城是工商业区，大城是官府区和居民区。汉代的成都由于人口增加，商业繁盛，遂扩建外垣，开有18个城门。彼时城市人口众多，是西汉后期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扬雄《蜀都赋》说：“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可见汉代成都的盛况。

到三国蜀汉时期，随着刘备在成都即位称帝，成都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这一宫城在汉代成都城北部的武担山一带。蜀汉灭亡后，其宫苑到西晋时期，按照左思的《蜀都赋》描述，仍然有遗存。

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除公元3世纪初成汉在成都短暂建都，成都一直是西南的地方首府。杜甫初到成都，见到成都的城市布局说：“层城填华屋，季冬草木苍。”可见唐代的成都，具有大城与子城的双重城垣景观。

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和后蜀两个王朝相继在成都建都，大规模地建筑宫苑，使成都城市中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皇家宫殿群与园苑，即著名的“宣华苑”。这是成都城市核心区发展的新阶段。蜀宫建筑及园苑是中国古代成都城市景观与建筑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在成都的城市中心建设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蜀王府。王府四周以长达九里的城垣环绕，开创了成都城市核心区的最后一个古典辉煌时代。蜀王府气势恢宏，建筑华丽，所以民间呼之为“皇城”。蜀王府的选址大体上与唐宋宣华苑相同，并且利用宣华苑的部分水域。这座壮观秀雅的蜀王府，在明末遭到张献忠农民军的毁灭性地破坏，宫殿被焚烧，园苑被平毁，仅余正门门洞。清代平定蜀中局势后，在蜀王府旧址建贡院，作为四川全省科举考试和阅卷的场所。但民间按明代王府传统，仍称贡院为“皇城”，所在区域为“皇城坝”。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和现代。

两千多年来，以东华门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城市核心区域，在城市变迁中出现三个特点：

位置稳定，始终固定在北起武担山，南至锦江滨的城市中心地域。《元和郡县志》载：“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径（经）县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万顷，蜀人又谓流江。”所谓县南，是指在今正府街一带的唐代成都府衙，距流江7里。唐制1里约等于现今415米。7里按今天与锦江的实际距离（约2.6公里）基本吻合，可见其位置的稳定。

范围稳定，核心区始终保持约2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

功能稳定，始终在宫苑—官府的不断交替中保持了城市功能。

可见由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成都城市空间格局无论怎样变迁，都表现出超稳定型的结构。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二）依水布局的城市规划

东华门遗址发现的摩诃池遗存，是成都古代依水布局的城市规划的实体展现。

在古代成都城市风貌中，不仅有密如蛛网的河流，而且有众多的湖泊。从汉代开始，成都的城市规划开始依水布局。其中对城市风貌与建筑影响最大的是摩诃池。隋代蜀王杨秀在秦城中取土扩建子城，在城中取土筑城垣，取土之处形成湖泊。由于面积广大，当时胡僧认为其中有龙宫，称其为摩诃池。杨秀为何在城市中心挖湖取土建子城，一种解释是为减少工程量；但城中土质不好，筑城垣易崩颓，所以杨秀所筑子城到唐代后期即崩坍。而秦代张仪筑城时在城外取土。取土之处掘为几个大湖，遗迹于近代犹在，即为白莲池。由于土质良好，到宋代秦城垣尚存。杨秀当时开挖摩诃池，并非不知城内土质不好。他是有意识地在成都城市中心建设依水型的宫苑，展筑子城仅是次要目的。

唐代摩诃池水域面积可达数千亩。北宋时宋祁《过摩诃池》诗说：“十顷隋家旧凿池，池平树尽但回堤。”这是说摩诃池在北宋时水面仍有十顷，即上千亩面积。宋代陆游《摩诃池》诗自注也说：“摩诃池入王蜀宫中，旧时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可见其在唐代水域应更为浩瀚。蜀王杨秀在成都子城内开凿摩诃池后，环湖一带成为蜀王的宫苑区，湖光波影，宫室壮丽。成都城内的宫苑湖泊水系开始形成。

摩诃池不仅在唐代成为成都官吏、文人的游览宴饮之地，在战乱时期，还成为成都百姓的救急饮用水源。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南诏再次围攻成都。在南诏围城的一个多月间，被困于城中的数十万军队和居民的饮水，主要依靠摩诃池的蓄水来维持。当时南诏入寇，“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阇里皆满……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新唐书·南蛮列传上》）。在南诏军队围城期间，由于成都军民的坚强抵抗，加之南诏军队缺乏重型攻城设备，成都城这才免于陷落。

摩诃池之名从隋代一直使用到唐末，到前后蜀时，改摩诃池为宣华池。摩诃池在宋代开始淤塞，但仍有相当大的水域面积。摩诃池的水面直到明代还有部分存留。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今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隔岸，林木蓊翳，游者寄古思焉。”摩诃池的开凿，使唐代成都城内的湖泊水系开始形成。

围绕城市中心的湖泊进行城市布局和景观建设的中国古代城市不多，除成都外，就只有北京、杭州、南京、扬州等城市。北京围绕什刹海、北海、中南海三海建设宫苑豪第，杭州城市以西湖为核心景观布局，南京沿玄武湖和莫愁湖发展，扬州沿以运河河道形成的瘦西湖发展，都是城市布局和建设的成功之作。

从秦代张仪建筑成都城垣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格局是城市依托河流湖泊建设，但并不紧邻河流两岸。从秦汉到明清，成都的城市核心区距郫、流二江约有2公里多的距离，外城垣与两江之间留存较广阔的空间。之所以与河流保持一定距离，是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古代的成都平原河湖沼泽密布，经常发生水灾。在有关秦汉时期成都的传说中，对成都城市西部的水患威胁也有较多的描述。如说后来城西圣寿寺内，“有秦太守所凿石犀，今在殿前。殿中有井，相传与海相通，所谓龙渊也”，如移动就会引发洪水。杜甫《石笋行》说，益州城西门的石笋“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说成都民间认为城西石笋为镇压水怪的海眼。杜甫在《石犀行》诗中又说：“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除了摩诃池外，历代王朝对成都城市内外的河道进行了大规模地开凿与疏浚。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解玉溪，由成都城西北郊外的内江引水入城，沿东南方斜贯城中，经大慈寺南，于东南方出城与内外江汇合。宋祝穆《方舆胜览》载：“解玉溪在大慈寺之南，韦皋所凿。用其沙解玉，则易为功。”既然解玉溪中之沙可以解玉，说明溪水清澈透明，水质极为优良。

唐末宣宗时，白敏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在成都城内开凿金水河。《雍正四川通志》载：“金水河在成都城内，唐白敏中所开，旧名禁河。旧志云：王明叟、席大光、范成大相继修之。明初建蜀府，改曰金水河。”金水河源自成都西郊磨底河，经西门水门入城，流入城中心的清代贡院，再由东门外水门入府河。而清代贡院即唐代摩诃池和宣华苑旧址，可见唐末五代的金水河是注入摩诃池，再由摩诃池流出。由于摩诃池和宣华苑在五代前后蜀时是皇家禁苑，所以金水河在五代和宋时又名为禁河，水量很大，可以行舟楫。

由宋人李新《后溪记》和吴师孟《导水记》所记，我们知道，唐宋成都的城市水系，以解玉溪和金水河为主干，摩诃池为核心，派生出城内众多大小河渠，形成密如蛛网的城市水系，最后又汇入高骈筑罗城后，城中仍然存在的郫江故道，出城汇入锦江之中。这个水系是一个由西北向东南贯穿整个城市的河道系统，不仅为成都带来了清洁的水源，而且使城市建筑有了临水而居的灵气。唐宋时期成都城内的著名景观芳华苑与江渎祠，即充分利用了这一城市水文化内容与景观功能，成为唐宋时期的著名古迹名胜。

成都的城市水系经过唐代的修浚，基本定型，城内如网络的水道再加上绕城而过的内江与外江，隋唐至明清的成都，街巷临清溪，园苑环碧湖，是一个河流湖泊密集，街坊与波光辉映的依水城市。城市水系的形成，直接推动了园林的发展。当时的成都园林风格多以水景为核心，可谓无园不水，无水不景。

自秦汉以来，成都城因水而兴。水是成都城市的灵魂，水成为成都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东华门遗址区域发现的摩诃池，并非死水。它由郫江上游引水入湖，湖水再排入郫江下游。水滨高耸的楼阁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建筑，水上倾城的遨游成为成都人最喜爱的娱乐，是隋唐成都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正如高骈《锦江春望》诗所描述：“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

三、东华门遗址与成都城市文化空间特色

（一）城市建筑的古都气派

在东华门遗址区域发现的官衙—帝宫—王府—贡院的历史延续，包括冠绝于西南地区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建筑遗存，是成都城市建筑之古都气派的象征。

秦代成都城垣即历史上著名的大城与少城。秦城内有城墙把城垣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为大城，西为少城。大城为官署及居民区，少城为商业区。东华门遗址区域，在秦汉时期应属大城范围。成都秦城城市建筑风格仿照秦都咸阳，标准很高。

汉晋时期的蜀汉宫苑，位于东华门遗址区的北部，武担山之南，即今新华西路之南。西晋文学家左思《蜀都赋》说，成都“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把蜀都与魏都、吴都并列，可见成都在汉晋时期的城市风貌，在当时全国的城市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城市中心的蜀宫说：“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其宫内飞阁瞰江，华殿高堂，重门深院，金铺玉砌，外有宫墙环绕，豪华壮观之极。蜀汉宫城，成为西南地区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皇城”。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封其子杨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之北也。”唐李昊《创筑羊马城记》说隋代成都子城 “壮观崇墉”，因此隋代蜀王府必然是富丽豪华。

唐末五代时，东华门遗址区域又成为前后蜀君主的皇家宫阙和御苑。前后蜀君主围绕摩诃池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御苑，沿池周绵延十里之多，称为宣华苑。宣华苑“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穷极奢巧。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摩诃池与宣华苑奠定了隋唐至宋明时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域，时以湖泊为中心的宫殿园苑区的城市格局和建筑风貌蔚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