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都”改名“南京”的有关问题
作者： 李殿元摘 要：成都在历史上曾经改名“南京”，新旧《唐书》对此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可以明确四点：成都改名“南京”是在唐肃宗时期而不是唐玄宗时期；成都被称为“南京”的时间是三年而不是一年；成都改名“南京”为“府”，故“成都县”仍然存在；成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得名“南京”的大都市。对史书未记载后来取消“南京”之名的原因，我认为，一是安史之乱已经彻底平定，唐肃宗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定，后方根据地已经不太重要；二是成都的发展并未得利于“南京”其名，甚至，在文化人聚集的成都，他们还会评价“南京”之名虽然高大上，却远没有“成都”这个名称更有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改名南京；成都府；时间三年；得名最早
许多研究成都历史的学者都认为：“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自建城起便未改名称的城市。”[1]对这个结论，争议很大。屈小强与邓经武都是研究巴蜀文化的大家，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就有差异。屈小强说：“无论是‘南京’‘锦城（锦官城）’，还是‘龟城（龟化城）’‘蓉城（芙蓉城）’，都仅是成都这座美丽城市的别称。其于二千三百多年间，始终未改过本尊之名；而且它在中国十大古都中，是唯一至今未曾改名换姓、城址一直未有变更者。”[2]邓经武说：“对很多人至今还沿用‘成都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城市历史’说法、对成都是中国历史名城中‘唯一保留原名、原址’等不当之说，……世人皆知的一个事实，至少从先秦典籍中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成都且一直沿用至今天而‘城名不变’的洛阳、邯郸，就可证明成都在这个方面并非‘唯一’！”[3]其实，“成都”在历史上是不是改过名称，本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成都确实曾经改名“南京”
成都是在唐肃宗时期改名“南京”的，新旧《唐书》对此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记载：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上元元年）九月甲午，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4]
《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记载：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复诸州及官名。以蜀郡为南京，凤翔郡为西京，西京为中京。”[5]
《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六》记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罢京。”[6]
根据史籍记载，可以明确三点：成都改名“南京”是在唐肃宗时期而不是唐玄宗时期；成都被称为“南京”的时间是三年而不是一年。
不仅史籍对成都曾经改名“南京”记载清楚，在当时文人的诗歌咏唱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这里仅以唐代最著名的两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为证。
曾在永王幕府供事的李白写下了著名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该组诗的其二、其六、其十分别是：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
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
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
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组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成都的赞美，内容丰富。他在表面上颂扬唐玄宗西巡为盛事，实则是运用讽刺手法，对玄宗的逃跑主义表达了不满。
而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正是在安史之乱期间，为避战祸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来到成都。在成都期间，他写作了《北征》《春望》《梅雨》《哀江头》《进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著名诗作。他在这些诗歌中留下了“南京”这一名称。例如，《梅雨》一诗说：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
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
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
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
杜甫此诗，描写蜀中四月的情景。诗中的“南京”即是成都，“犀浦道”指唐代的犀浦县，也就是现在郫都区的犀浦镇。又如《进艇》诗写道：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
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他直抒胸臆：之所以到成都，并非情愿，是避难和谋生兼而有之。此时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
二、对“成都”改名“南京”的误解
成都确实在唐肃宗时期曾经改名“南京”，这在新旧《唐书》中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但是，认真钻研新旧《唐书》可以发现，其中并不是说的“成都”改名；被改名的是蜀郡，是益州。
两千多年来，中国因为疆域辽阔，为便于管理，从大禹治水“划九州”开始，就有行政区划了。在历史上，行政区划有变化，有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使用过郡、县、国、州、道、路、府、省、行省等名称来划分行政区域。著名的如秦始皇，首次在全国彻底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再设立县。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了“十三州”。“州”这一级属于监察性质。东汉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管理，“州”成为中国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隋代改州为郡，恢复秦制，以郡统县。
唐朝行“道—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道”以监察区为主。其行政职能虽然还不健全，但强调了中央行政区划的重要性；时以州（郡）、县为最基础的行政区划。同时，唐朝统治者还会根据不同的人口和政局，对各州的级别进行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
成都所在的区域，古称蜀。秦统一古蜀后，在此设立蜀郡；汉武帝时期在此设立益州。无论是蜀郡还是益州，其下均辖有成都县。由于成都是蜀郡或益州之首县，又常常成为“蜀”或“益”的代名词，例如“蜀都”“扬一益二”。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称蜀郡为益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又改益州为蜀郡。所以新旧《唐书》关于“改蜀郡为南京，……蜀郡改为成都府”的记载指的不是改成都县名，而是改“蜀郡”之名为“成都府”，成都县仍然存在。这就犹如民国17年（1928年）设立了成都市，下辖的两县是成都县和华阳县一样。新旧《唐书》的“地理志”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旧唐书·地理志》载：
成都府，隋蜀郡。武德元年，改为益州，置总管府，管益、绵、陵、遂、资、雅、嘉、泸、戎、会、松、翼、巂、南宁、昆、恭十七州。益州领成都、雒、九陇、郫、双流、新津、晋原、青城、阳安、金水、平泉、玄武、绵竹等十三县。又置唐隆、导江二县。二年，分置邛、眉、普、荣、登五州，属总管府。又置新都、什邡二县。……天宝元年，改益州为蜀郡，依旧大都督府，督剑南三十八郡。十五载，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
成都，汉县，属蜀郡。汉朝成都一县，管户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六。蜀，三代之时西南夷国，或臣或否。至秦惠王既霸西戎，欲广其地，乃令其相张仪、司马错伐蜀。取其地，立汉中、巴、蜀三郡。蜀王本都广都之樊乡，张仪平蜀后，自赤里街移治于少城，今州城是也。蜀城，张仪所筑。
华阳，贞观十七年，分成都县置蜀县，在州郭下，与成都分理。乾元元年二月，改为华阳。[7]
《新唐书·地理志》载：
剑南道，盖古梁州之域，汉蜀郡、广汉、犍为、越巂、益州、牂柯、巴郡之地，总为鹑首分。为府一，都护府一，州三十八，县百八十九。其名山：岷、峨、青城、鹤鸣。其大川：江、涪、雒、西汉。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金、布、丝、葛、罗、绫、绵、羚角、犛尾。
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户十六万九百五十，口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县十：成都、华阳、新都、犀浦、新繁、双流、广都、郫、温江、灵池。[8]
新旧《唐书》所谓的“成都府”之“府”，虽然是当时类似于“郡”“州”一级的行政区划的存在，但“府”是国家第一大州，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府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唐代，其地位较一般道下面所辖的州为高。安史之乱前，唐王朝设置的“府”仅三处，安史之乱后增加到了八处，其中由于皇帝暂时居住或者登基而上调的有凤翔府、成都府、兴元府。成都之所以改“州”为“府”，就是因为唐玄宗的驻跸。
所以，说成都在“中国十大古都中，是唯一至今未曾改名换姓、城址一直未有变更者”是正确的；但就全国古都而言，成都确实不是“唯一至今未曾改名换姓、城址一直未有变更者”。
三、成都改名“南京”而后取消的原因
成都是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改名“南京”的。此时，唐肃宗李亨登基已经两载，安史之乱已经基本平定。李亨的父亲唐玄宗也已经由蜀地返回长安。此时李亨下诏将“成都”之名改为“南京”，既是惯例，也有深层次的考虑。
中国古代文化，儒家学说是主流。孔子一再强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意即：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然后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是主张按周朝的制度办事的。所以，周朝又主要是西周的许多制度被后世所沿袭。
《诗·大雅·公刘》有“京师之野”，《诗·曹风·下泉》有“念彼京师”的句子。《说文》释“京”为“人所为绝高丘也。”《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有：“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意为天子居住的地方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后世因以泛称国都。“京”是象形字，本义是人工筑起的高土堆。所以，“京”就有高大的意思，当它与“邑”等字合用成了“京邑”“京师”后，就有了国都的意思，并逐渐演变为关于国家首都的专用词。天子所居住之地必然是最高大的城，所以叫京城。西周时期就有“镐京”这个称呼了。
自周代起，作为周国都的镐京在后世又多次成为国都，在汉高祖时因取意“长治久安”而改称长安，但是，世人仍然称长安为“京”。例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就把长安称为“京”，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里也有“辞帝京”。
因为安史之乱，唐玄宗不仅失去了他最心爱的杨贵妃，更失去了皇位。他在南逃蜀郡的途中，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叛。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为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远离叛军避难在蜀郡的唐玄宗不得不对此予以认可。
平定安史之乱后，太上皇从呆了一年多的成都回到长安。虽然皇位是不可能还给唐玄宗的了，但唐肃宗仍然对随从玄宗入蜀的大臣加官进爵，并按照惯例给唐玄宗这位曾经的天子所居住过的蜀郡冠以“南京”的称号。改“成都”为“南京”，不仅是惯例，是对唐玄宗的安抚，说唐玄宗去成都是去巡幸陪都，而不是去避难，这样做是为了让朝廷的面子能好看点；但更有将成都作为唐朝陪都，建立巩固后方的意思。
从经济上看，自秦统一巴蜀，尤其是李冰修建都江堰以后，巴蜀经济文化大发展，在汉代就已经成为国家的“五都”之一，甚至取代关中成为新的“天府之国”，为历次国家统一提供了充分的物资支持。到唐代，成都是全国最有名的大都市，更有着“扬一益二”的美誉。相比将大后方建在凉州陇西，去经历大漠风沙，成都物产丰富，社会稳定富裕，无论哪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越。
从政治上来看，巴蜀地域从先秦时代就倡行统一与安定，有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巴蜀作为历代地处中原的中央政权的大后方，不仅安定富庶，而且比较服从中央管辖。所以，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为高。这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最为要紧的。
从军事来看，安史之乱进攻唐朝都城长安的路线，是从东、北两线进军。这样一来就堵死了唐皇向着中原或者江南避难的道路，只能选择向西或者向南避难。相比西部的凉州、陇西，明显不如南边那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又物资丰富的蜀中安稳，因此向南几乎成了摆在唐朝中央政权面前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