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与第一部词谱《词学筌蹄》

摘 要：

《词学筌蹄》八卷，明代周瑛编著，选词调一百七十七，词三百余首。每调列图为谱，作为填词的格律规范。此编参照宋人编唐宋词选集《草堂诗余》之作品，以调分编，词题系于词后。近世《续修四库全书》收入此编抄本，始为词学界所关注。它虽然存在诸多错讹，但为中国第一部词谱，曾开创明清词学整理词体格律之途径，故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

关键词：

周瑛；林俊；词学；词谱；填词；律词

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学者周瑛编著的《词学筌蹄》八卷，今传之清初抄本原藏上海图书馆，于1998年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词谱著录，2014年收入《续修四库全书》[1]。此本版框高212毫米，宽300毫米，蓝格通行，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编者周瑛原序于弘治七年（1494年）。林俊序于弘治九年（1496年）。其选调177，词353首，分调编排。每调先列图为谱，以圆圈（○）表示平声字，以方框（□）表示仄声字，分句用小圆圈，前后段之间空一格。以名家之作或流行之词为谱例，词后小字标注词题，词下注作者名，前后段之间以圆圈隔断。每调选一词或数词为谱例。周瑛编著之旨是“使学者按谱例填词”，故此编实为中国第一部词谱。此编名《词学筌蹄》，此“词学”是指填词规则。《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蹄”借指达到目的所使用的工具或者手段。周瑛希望学习填词者以其所编之词谱作为填词的工具。此编的问世，为考察词体格律的整理过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是词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其所体现的词学观念，参照之词籍，存在之错讹，以及在词学史上的意义，兹试作探讨。

一

周瑛，字梁石，号翠渠，生于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福建莆田人，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中式，甚得主司聂大年赏识，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知广德州（安徽广德），成化十四年（1478年）任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继为江西抚州知府。弘治元年（1488年），他因吏部尚书王恕荐，起为四川参政，寻转四川右布政使，此后服母丧，遂请求致仕，卒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周瑛于理学深有理解，认为：“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也。”[2]因此其学识极为渊博，郑岳记述：

瑛丰神癯古，其学不专于该博，而于天文地志，造化物理，皆尝究心体索。为文浑深雅健，有根抵。诗格高古。字画初学晦翁，变为奇劲，应酬至老无倦意。所著有《经世管篇》《律吕管篇》《字学纂要》《词学筌蹄》《地理蓍龟》。晚年尤注意《周易参同契》作本义，屡加删定。诗文有《翠渠类稿》若干卷。[3]

今其著述存《翠渠摘稿》八卷，《词学筌蹄》八卷。周瑛自弘治初年任四川右布政使时期与蜀昭王之关系密切，其《词学筌蹄》于弘治七年（1494年）在蜀中编成，蜀王府教授蒋华和蜀士徐樀山参加编订工作。周瑛序云：

词家者流出于古乐府。乐府语质而意远，词至宋纤丽极矣。今考之，词盖柔间濮上之音也，吁！可以观世矣。《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圜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凡为调一百七十七，为词三百五十三，厘为八卷。编录之者，托蜀府教授蒋华质夫；考正之者，则蜀士徐樀山甫也。[4]

自南宋灭亡之后，由于词乐的散佚，词因被视为“小道”而为学者所忽视，以致明代学者已难认识词与音乐的特殊的关系。周瑛仅能从纯文学的观念而认为词体之源是出自汉魏乐府诗。周瑛的诗文集内存其拟古乐府题之作《有所思》《上之回》《艾如张》，原注“乐府自汉始，诗词之变，此其最古者”。其存词九首，标明“词调”，原注“此乐府之变”。词为乐府之变，这认为二者皆为音乐文学，但乐府诗是以乐从辞的，而词是以辞从乐的；它们配合音乐的关系是不同的。关于乐府诗与词的体性，周瑛以为乐府诗语言质实而托意高远，词则发展至宋代达于纤丽之极，这见到词体的艳科性质。他还认为词的此种性质同于春秋时期的“郑卫之音”。春秋卫地桑间、濮上为男女幽会之处，而词体文学亦多表现男女私情，故由此可以观察到世道民风。周瑛的这种认识否定了南宋以来关于词体的“复雅”与“尊体”的倾向，应是进步的词体观念。中国诗论中的“言志”与“性情”说的影响深远，形成牢固的诗教观念。周瑛关于词的创作本质则以为是“自道其意中事”，这特别突出填词不同于诗，以表现创作主体的思念、意念中的对事物的感受，此乃个人情感的真实。宋人以为词人张先词中表现的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故称他为“张三中”[5]。周瑛所说的“意中事”应是对宋人说的“三中”之概括，是由对词的体性引发的必然的结论。今存周瑛之《翠渠摘稿》乃部分之诗文，佚散甚多。他是词人，兹录其词三首：

临江仙·书怀

高阁日长人语静，风铃时动簷牙。故乡道路望中赊。只恁寒夜梦，和月到梅花。 春事阑珊双鬓短，襟怀半在桑麻。落英无意念枯槎。东君犹自错，留我美人家。

浪淘沙·书怀

宦思与羁情。惯见频频。丈夫泪不等闲倾。得丧路头勘破久，宠辱谁惊。 诗社订新盟。玄酒大羹。鹿声鸟语共呦嘤。只因昨夜思亲苦，白发齐生。

满江红

寓南郑题西园池亭用宋僧晦庵警世韵

宇内寓形，何须问、足与不足。天生物，五行均赋，有赢有缩。譬如车轮三十辐，迭为上下交翻覆。履前途，孰谓皆夷平，无砾碌。 荒山下，一间屋。败壁底，一瓶粟。少有人于此，肯着双目。器小不能胜大受，命穷岂是膺多福。谓从今，消释此身心，休多欲。[6]

以上三词可见作者熟谙词之体性，并能“自道意中事”。周瑛与林俊为同乡友人。林俊（1452—1527）字待用，号见素，莆田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官南京刑部署员外郎，云南按察使。周瑛有《林见素赴云南宪副过镇远赠予〈临江仙〉〈浪淘沙〉二词依韵答之》，可见他们有词唱和。林俊于弘治九年（1496年）作《词学筌蹄序》。他追溯中国韵文出于古代歌谣，经多次变化之后，又变而为词体，“则《青门引》《帝台春》《金人捧露盘》《鱼游春水》，是故言出为章，今固拘以体制；辞出为声，今固拘以音律；洪杀翕辟，伸缩正变，为天然，今固拘以刻意苦思。於呼，亦极矣。”[7]这表明中国韵文发展至词体，它的体制、音律、字声均有严格的规范，异于此前的诸种韵文，因而周瑛对词谱的编订以创建词体格律便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宋人作词称为“填词”，这与作诗不同。词人创作时是按照某乐曲（词调）之节拍、旋律谱写歌辞，要求句式、字音、分段与音乐的和谐，故称“填词”。北宋时王安石谈到词与音乐的关系说：“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8]这表明词的创作是以辞从乐的，异于其他诸种音乐文学。宋末沈义父记述从词人吴文英学习词法说：“癸卯识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9]某些不谙音乐的词人依据创调之作的句式、句法、字声平仄、分段、用韵而作词同样可以达到歌词与音乐的和谐，亦可付诸歌唱。我们可见南宋初年叶梦得作的《念奴娇》全依苏轼的声韵句式，南宋中期陈亮与辛弃疾倡和的三首《贺新郎》的声韵句式相同，而南宋杨泽民、方千里与陈允平遍和周邦彦词更严于四声相合。故在南宋时，唐代和北宋的许多词乐散佚之后，词人们是可以依据创调之作或名篇的句式、字声和用韵填词的，因此可以从文学体裁的观念而总结词体格律的。周瑛正是在词乐散佚之后，词体文学创作缺乏规范的情形下，编著词谱而试图重建词体格律规范的。他以词调为单位，每调列图为谱；图以方框（□）表示仄声，圆圈（○）表示平声，以小圆点标明句，分段处空一格；谱后附例词。兹试举小令与长调各一例：

长相思

○□○。□□○。□□○○□□○。○○○□○。 □○○。□○○。□□○○○□○。○○○□○。右谱一章八句

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移○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春园

右冯延巳

忆旧游

○○□□。□□○○。○□○○。□□○○□。○○□□。□□○○。□○□□○□。○□□○○。□□□○○。○○□□。□□○○。 ○○□○□。□□□○○。○□○○。□□○○□。□○○○□。○□○○。□○□□○□。○□□○○。□□□○○。○○□□○□○。右谱一章二十一句

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坠叶惊离思听寒蛩夜泣乱雨潇瀟凤钗暗脫云鬓窗影烛光摇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晓两地魂销○迢迢间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镰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眼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秋思

右周美成

填词者必须熟读谱例之词，然后对照图谱，依照句式、字声、用韵、分段之规范而作，这样所作之词便合格律了，而且可以体现某种音乐的效应。填词确实难于诗，但却可体现此种音乐文学的艺术形式之精美，可以艺术化地表达主体的复杂的情感。

关于词谱，我们现在所见之唐代敦煌琵琶谱，其中的《倾杯乐》《西江月》《伊州》等后来被用为词调，但仅是用燕乐半字所记之音谱，无词。宋代之词谱实为歌谱，今存之标本为姜夔自度曲是注明宫调，词字之右旁缀以燕乐半字符号；南宋《乐府浑成集》残谱亦是如此。它们皆供乐工歌妓之用。南宋中期以来流行的词选集《草堂诗余》是以事——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等分类编排的，可供熟悉词调音乐的乐工和歌妓选用以歌唱，但不注音谱。周瑛之谱采用符号以表字声，制图以为谱，这是中国韵文史的首创，重建了词的文学体裁的格律规范。唐宋的词选集如《花间集》《乐府雅词》《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皆是以词人为单位录选作品的。周瑛之谱首先采用以词调为单位分类编排。他分调是按词调名之“子”“令”“引”“慢”“吟”“犯”汇列各调的，如《瑞龙吟》《水龙吟》《丹凤吟》《塞翁吟》《青门引》《华胥引》《梅花引》《阳关引》《蕙兰芳引》《侧犯》《尾犯》《花犯》《天仙子》《卜算子》《风流子》《女冠子》《更漏子》《何满子》《南乡子》《行香子》等等。此种分调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崔令钦《教坊记》所记教坊曲名。以词调分类列谱，这样便于填词者选用词调并可按谱填词。周瑛于谱后所附之词例，有的调有数首或者十余首，这样为填词者提供名篇佳作为文学的典范，有助于理解该调之表情及适应之题材。

在《词学筌蹄》问世之后，引发了词学家们整理词体格律，制订词谱的新的词学途径的开辟。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张艇编订《诗余图谱》六卷，采用分调类，以词调字数由少至多为序排列，以白圈（○）表示平声，以黑圈（●）表示仄声，标注每段之字数及韵位，制以为图，图后附词例。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查培继编的《词学全书》收入之赖以邠《填词图谱》六卷，依《诗余图谱》之例而扩大了词调收录范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朝廷组织王奕清等学者编订的《词谱》四十卷，收入之词调与每调之别体堪称完备，采取以词调之字数为序编排，于词例之右旁遍注字声平仄，以白圈表示平声，黑圈表示仄声，半黑半白圈表示可平可仄之字，使图谱词例合一，每调下注明体制，每调内标明句或韵位，后附简要说明及别体。《词谱》的刊行标志词体格律整理的完成，成为近三百年词体的规范，推动了词学的发展和词体文学创作的繁荣。当我们回顾词体格律的整理与词体规范的建立的过程，则可见到周瑛之谱在词学史上的首创意义与启发意义了。

三

在宋代以来的各种词选集中，影响最大和流传最广的是南宋中期书坊编的以事分类的《草堂诗余》，今传之《增修笺注类选群英草堂诗余》是南宋末年书坊重编，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翻刻元代至正本。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顾从敬据明初洪武本《草堂诗余》以词调分类，以事为题系于词下，为《分调类编草堂诗余》。周瑛编著《词学筌蹄》时，分调本尚未问世，他所依据的是明初书坊翻刻的分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10]。周瑛以词调分编，将事类分注于词后，制以为图谱，使此编具有全新的性质，可作为填词的标准。

洪武本《草堂诗余》之总目标书名为《类选群英诗余》，分前集和后集。前集分为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后集分节序类、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人事类、饮馔类器用、花禽类。这应是保留宋本之原貌。洪武本之内文，所列之每事类之细目与总目存在差异，例如秋景仅有秋景和秋怨，而无秋望、秋思、闺怨、秋闺；尤其是总目的地理类之金陵、赤壁、西湖、钱塘亭之各词在洪武本中失收。由此可见洪武本之错误疏失，但宋人旧本在明代尚有存者。周瑛据洪武本《草堂诗余》为主，应同时参考了宋人旧本；因保存旧本地理类所收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柳永《望海潮·钱塘》，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词，周瑛所用之词调《海棠春》《诉衷情近》《解语花》《花犯》《行香子》《西河》《桂枝香》均不见于洪武本。此亦是另据宋人旧本者。《词学筌蹄》实用一百七十六调，内有重复者六调，另据旧本补七调，实为一百七十七调。它们是宋代流行之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