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卓文君》

摘 要：百年前问世的历史剧《卓文君》，成为当时反封建争自由的时代精神符号，但该剧作在郭沫若的创作历程中的价值，尚未得到社会阅读界的充分重视，一些重要的选本阙如。郭沫若的《卓文君》，即呼应了五四时代的精神，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意象的积淀，揭橥了大众的内心隐秘，是作者“把人当成人”的现代思想的展露。

关键词：凤求凰；两极阅读；社会悲剧

一

郭沫若一生建树甚多，仅以文学而言，他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艺美学理论等方面，都有着别人难以取代的贡献，所以成为所有的文学史家难以绕过的谈论对象。在戏剧创作领域，郭沫若主要选择的是历史题材，世人大多专注于其抗战时期的六部历史剧尤其是《屈原》在社会学领域的政治意义，却对他的第一部历史剧《卓文君》关注不够。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以历史上的女性为主角，先后创作了三部剧本：反抗父权和封建礼教的《卓文君》，蔑视权奸的《王昭君》，反抗暴政的《聂荌》，并在之后形成合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于1926年出版。

1935年，中国新文学界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所获的成绩进行总结，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每种文学体裁都由该领域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负责编选，例如蔡元培的大系《总序》、胡适主持《建设理论集》、郑振铎主持《文学论争集》、茅盾主持《小说一集》、鲁迅主持《小说二集》的作品选录以及撰写相关评语等。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本来选定郭沫若主持该集编选，后因故换人）收录郭沫若25首；洪深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收录郭沫若的首部历史剧《卓文君》，这意味着大系将此视为郭的戏剧代表作和一个时代影响较大的剧作。洪深在《诗集·导言》中专门强调：“不是从舞台而是从文学走向戏剧的，如田汉、郭沫若、成仿吾、叶绍钧等”。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伊罗生在鲁迅、茅盾的帮助下编选介绍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却拖延至1974年才在美国出版。其新版中，补入了郭沫若的《卓文君》。于此可见这位美国记者对郭及其剧作的推崇。[1]

《卓文君》问世以来，社会反响强烈，形成极其鲜明的“两极阅读”现象。一方面，很多中学尤其是女子学校纷纷将该剧搬上舞台；另一方面，传统卫道士则斥之为“伤风败俗”，百般压制。郭沫若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记》提到，1923年，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上演《卓文君》时，“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校长”。这种“两极阅读”现象，其实在汉代就有了。其时司马迁以独立成传的形式，给予司马相如超过《屈原贾生列传》的殊遇，甚至不无小说笔法叙写“凤求凰”逸事。班固紧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后，以《汉书·司马相如传》再次以盛赞，又在《汉书·叙传》中强调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在《汉书·扬雄传》中，班固还不忘再次强调其“弘丽温雅”“竞为侈丽闳衍之词”；但另一方面，班固的《汉书·典引》却说：“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概言之，该剧对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广大青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只是后来社会矛盾的变化带来文学理念的变异，反封建争自由的五四启蒙思想，逐渐让位给阶级斗争时潮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接踵而至的“救亡文学”，然后再又是“工农兵文学”……因文艺美学的评判价值标准变异，致《卓文君》逐渐被冷落。

《卓文君》问世后，较早对之作较为系统全面评论的，是上海文化人章克标，其在《创作评》（《创造》第2卷1号）里认为：

郭沫若的《卓文君》是三幕的剧，第一幕很有一点诗意，虽没有什么活动，但在这沉静的景况中，实在有一点悠悠之感。但是俏使全剧的本意，是要借来表示一种女子的性格的；就是以文君之出奔做中心的，那么这一幕只能说是累疣。因为是极经济的表现法。但是这一幕却有其自身之价值。

第二幕卓王孙和程郑都像丑角，尚使是独立的一幕，也未始不可以发挥一种别趣，俏使是借来反衬文君，那只便得到相反的效果，就是有了一种滑稽的气息，在第三幕的严肃紧张味，要全然被他破坏了，又年翁、父台、治下，等称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代的。我以为不大好。还有琴的焦桐的香味，这不是用蔡邕的焦尾琴的典故么？若是，则蔡邕是三国初的人，无论怎样，前汉的考古家，总考不到将来的。虽则是很小的缺点。

第三幕从人物的活动看，要算最有剧的效果了，但是因了第二幕卓程给观众的滑稽的印象，所以在争辩的中心，也没有什么使人动心的地方了。在这剧中，如其卓程不用这一副性格，而是一种很严肃的人物，那么这段争斗，可以白热化了，而在观者，也可以留得深深的印象。又红箫刺秦二时，秦二没有一点抵抗，这太出人意外了。作者如果要如此做，那么对手秦二的心情，应当再仔细加一点说明，至少要使观者知道，秦二已经有死的觉悟的，一种暗示。这一柄剑，也来得太奇怪，是卓王孙挪在文君面前的；但是卓登场时，并没有说他带剑，又在室内，亦无剑挂着，也不曾去取下来，虽则都是很小的毛病。也得注意一点才好。

总之这三幕，各自有一个焦点。而不能相调和的，所以在一起，就互相打坏了。[2]

抗战时期，“孤岛”女作家恽涵，将郭沫若的三幕剧扩展到七幕，她在《卓文君·前记》（1940年）中，解释了为何选择这个故事以及自己的创新之处：

我们也觉得郭沫若先生曾在三个叛逆的女性里曾写过卓文君的三幕剧，不过郭沫若先生在当年，或许仅是偏重于鉴赏，所以在第二幕的台词，比较很难适于演出性，如果认为戏剧不是少数人鉴赏的，这种台词未免太深了，简直使观众不能了解。[3]

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说：“戏剧在中国，还没有被一般人视为文学的一部门，自从田、郭等写出了他们的那样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即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供人们当作小说诗歌一样捧在书房里诵读，而后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算是固定建立了”。今天的文学史家概括“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指出：“积极浪漫主义是这时期话剧创作的主潮，田汉、郭沫若是其代表……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以畅快的笔墨塑造了历史上三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专制制度的‘叛逆女性’，充满理想的色彩和主观表现的倾向，具有浪漫主义的鲜明特征……郭沫若的作品则奔放、热烈，恰似雷霆闪电。”[4]确实，直到今天，学界还是公认，《卓文君》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先河。

二

郭沫若《卓文君》问世时的轰然震响，既有呼应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原因，也有中国文化传统意象积淀因素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自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经过《汉书·司马相如传》以及葛洪《西京杂记》等的继续放大，历代有关司马相如的评价，较多地聚焦于“凤求凰”故事，成为一个特定时代文化观念的体现甚至是热点话题。司马迁是史学家群体中距离卓文君生平最近的一位，几乎可以说是“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铺写了极为详细的文字，后世对卓文君生平故事的拉伸、改写，甚至在各种艺术种类如戏剧等的改编，几乎都是从这一部分文字衍生出来的。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对此说得很清楚：“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可以说，千百年来“凤求凰”故事，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连续不断展现，早已经积淀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内心深处。在唐代诗人中，杜甫在成都凭吊司马相如故迹而有《琴台》诗：“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岑参在成都驷马桥缅怀司马相如以《升仙桥》诗感叹人生：“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李贺有《南园》诗：“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在宋代，陆游有诗作《文君井》：“落魂西州泥酒杯，酒耐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弱束，又向文君井畔来。”赵番的《卓文君》称：“成都共逸为琴心，岂不尝闻赋丽淫。重聘茂陵今已晚，不须多赋白头吟”；元代马致远的《双调·拨不断》则谓：“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桥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

除了诗词曲外，属于大众通俗艺术的小说，早有宋人词话《风月瑞仙亭》（见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冯梦龙的《情史·卓文君》。其后还有：元孙仲章著杂剧《卓文君白头吟》、明无名氏著南戏《司马相如题桥记》、明朱权著杂剧《卓文君私奔相如》、明孙柚著传奇《琴心记》、清袁于令的传奇《肃霜裘》、黄韵珊的《玉生香传奇四种曲·卓文君当垆艳》等。戏剧种类涉及的则有：京剧如荀慧生改编《卓文君》（宝文堂书店，1960年）；评剧，徐汲平编著《卓文君》（宝文堂书店，1954年）；秦腔，孙仲涛、白雨编剧，西北通俗读物编委会编辑《卓文君》（长安书店，1956年）；越剧，高琛、张淳著《卓文君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文琴剧，刘芥尘改编《卓文君》（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以及众多的川剧作品。有人统计：“自明以降，有朱权、陆济之、孙柚、杨柔胜、袁晋、椿轩居士、朱凤森、舒位、黄燮清、澹慧居士、韩上桂、朱瑞图、许树棠等作者的剧本，还有几种有目无文。清末民初至今同类题材的剧本估计在30种以上”[5]。有“明代第一才子”之称的杨慎在《丹铅杂录·上林赋》卷八中，盛赞司马相如说：“能通庄氏之寓言，兼战国之游说，而后可以得其旨也”，“司马长卿，去战国之世未远，故其谈端说锋，与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谓之非正也。孔子论五谏曰：‘吾从其讽’……故战国讽谏之妙，惟司马相如得之”。

据有人统计，“凤求凰”故事，宋代有五种：杂剧一、小说三、戏文一；元代有九种：杂剧五、南戏一、传奇二、散曲一；明代二十种：杂剧九、传奇九、小说两；清代有十种：杂剧二、传奇七、小说一；近代有四种：传奇一、话剧一、弹词一、章回小说一；凡共四十八种。[6]民国时期，除了各类剧种演出的“凤求凰”故事外，董秋蝉的弹词《凤求凰》二十回（天津益世印字馆1926年排印），曾在天津《益世报》每天连载。而影响更大的，则是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凤求凰》，共十四回，曾在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连载。此外，有冯志刚执导的电影《司马相如》，1940年由香港英华影业公司出品。1957年，由香港宇宙影片公司和华达电影制片公司出品、吴回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演。

需要注意的是，当郭沫若动笔写《卓文君》之际，“凤求凰”的故事千百年来早已通过诗词曲、话本和小说、传奇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等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心深处。故事本身蕴含一个人生幸福之路的指示，揭橥了普通大众的内心隐秘，这就是：穷书生娶富家（高官）女，从而咸鱼翻身，享尽人间繁荣。故事原型的天然自由民主精神应和着时代呼唤。郭沫若针对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关于“凤求凰”故事的“两极阅读”现象，要“严正地替她辩护”，称“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指出“她的行为是道德的”。概而言之，郭氏传递的就是“把人当成人”的五四时代精神：

卓文君的私奔相如……有许多的文人虽然也把它当成风流韵事，时常在文笔间卖弄风骚，但每每以游戏出之……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从一而终”的不合理的教条，我觉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她大归了，私奔了相如，这是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亲是十分触怒了的。这全部的事实虽不能作为“在家不必从父”的适例，但她在“不从父”的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标本。从来不满意她的道德先生们当然不止是不满意于她的“不从父”的这一节，不过这一节恐怕也是重要的分子，而这一节在我的剧本里面要算是顶重要的动机。[7]

1927年，21岁的留法女生陈学昭发表四幕剧《文君之出》。被郭沫若塑造为轰轰烈烈地离经叛道、果敢刚毅地追求女性解放的卓文君，此时在苦苦寻求生存与独立的女青年陈学昭的笔下，则遭遇了一场其痛苦难以言说的惨败。作者用大才子另娶茂陵女的事件，借助《白头吟》来宣泄她对自身遭遇的悲愤。[8]

三

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通过当代人对生命咀嚼的反刍，已经由作家按照某种意图进行了碎片化地再组合，故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场景还原。中国历代传流叙事的“凤求凰”故事，被郭沫若灌注入“把人当成人”的现代思想。而关于戏剧创作的技术来源，郭沫若是这样说的：“小时候喜欢看戏，也读过《西厢记》之类的杂剧本子。后来到了日本留学，看了一些外国戏，读了一些外国剧本，就模仿着写起戏来了。”[9]其实，1921年《女神》出版时，书名下曾标注有“剧曲诗歌集”，这就是说，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剧《卓文君》，实际上已经有前面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部“剧曲”的练笔作为基础；还有1922年发表的《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等诗剧做先声。同时还可以看到，作者阐明《女神之再生》“此剧取材于”《列子·汤问》《说文》《山海经·西次三经》和《山海经·大荒西经》《楚辞·九歌》，以及德国诗人歌德的名篇《浮士德》等。这又显示了作为一个剧作家在史学领域的修为积累。再联系到郭沫若与宗白华的相知，是始于郭去信对墨子研究的见解，由此种种，一个天才史学家的雏形便跃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