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古蜀神话研究概说（下）

摘 要：百年来的古蜀神话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大体分作民国时期（包括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前后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时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时期、新世纪以来时期。这四个时期产生的论著和学术观点，充分地显示了以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或古蜀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在起源和面貌上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关键词：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古蜀神话研究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全国的神话研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学科建设的边缘化而陷于缓慢进行的阶段，只有极少一部分学者在坚守，其学术成果也是呈零星面世的状态。特别是在“文革”十年间，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整个神话研究都处于学术研究的停滞期，几乎没有发表和出版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受抗战时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启迪和影响，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研究传统仍在延续，古蜀神话的研究也因之得以延续。这种研究重点体现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研究和巴蜀民间文学研究两个方面，主要由生活在四川地区的学者主导完成。以吕子方、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邓少琴、袁珂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本土学者立足四川，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等角度深入地研究巴蜀本土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的相当部分涉及古蜀神话。

在巴蜀古代史（巴蜀考古）方面，四川学术界的学者们继承了抗战时期的学术传统，继续在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中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和断代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巴蜀地区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重塑巴蜀古代史，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带有强烈神话色彩的传世文献资料就成为历史学界和民间文学界共享的第一重证据。学者们力图通过传世文献资料来还原或透视巴蜀古史，客观上带动了古蜀神话的研究。

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巴蜀古代史的研究重点，是集中在《山海经》《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与巴蜀有关的传世文献上，特别是集中在《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等地方文献上。学者们力图通过对这些传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来探寻古代巴蜀史的各种问题。其中，吕子方先生写于1951年的《读〈山海经〉杂记》和蒙文通先生于1962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二文，属于这一时期与古蜀神话研究关联最为紧密的研究论文。

对于记载远古神话最多的先秦典籍《山海经》，吕子方先生通过其山势和篇名南、西、北、东的记叙方式指出：“《山海经》以山为主，按左转的方向叙述，但不提东南西北，而是以南方为首位，从四川的招摇山谈起，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和线索。经文的第一卷《南山经》开宗明义就说：‘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我认为一个人著书立说，总有一个重点，要是叙说地理地形，重点常常放在他所居住过的、最熟悉的地方。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就是所谓地方性或地方色彩。例如孔子是鲁国人，对鲁国情况最熟悉，他修《春秋》即以鲁国为主，取鲁国的材料最多。而《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都是按南西北东的次序排列，以南方开头，又首叙四川的山。大而言之，可以说这种排列法是南方作品的特征；小而言之，是古代蜀国作品的特征。（拙著未发表的《五天廷》一文，详细探讨了招摇山上应招摇星，是蜀国的山名。）”[30]

蒙文通先生赞同吕子方先生的说法。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多次引用吕子方先生的观点，同时通过《山海经》和《世本》所记古代帝王和神话人物的比较，认为“《山海经》是区别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外一个文化传统”[31]，这个文化系统就是巴蜀文化系统。具体来说，蒙文通先生认为：“《五臧山经》不仅是以巴、蜀、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其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32]除此之外，蒙文通先生还从水系考察入手，提出：“《海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在《海内东经》还载‘白水出蜀，东南注江’，这是《山海经》中唯一提到蜀的地方。此外，《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而其他部分却不见开明的记载，应当承认，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33]

吕、蒙两位先生对《山海经》产生地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其部分篇目出自蜀地的看法，拓宽了古蜀神话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古蜀神话的研究内容。

另一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研究中对一些流传甚广的古蜀神话进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在《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一文中对《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所载望帝故事时说：“望帝化为子规，是蜀人历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早已流传于中原。《说文》于嶲〔音髓〕字下云：‘嶲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汉魏时人称蜀人为叟，叟即嶲周的合音。后人或省称为嶲，又称为子嶲，即子规，因其为杜宇所化，又称为杜鹃或子鹃。杜宇化鹃本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许慎是经学家，‘淫其相妻’不合于儒家伦常道德，所以称其‘惭，亡去’。点金成铁，实在糟蹋了这个故事。李商隐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才是这个故事的正解。望帝禅让就是因为鳖令治水成功，民得陆处。说他如尧禅舜，这样解释也就可以使人满意了。但却要把惭愧德薄委国授之而去作为禅让的又一理由，这岂不是对禅让的谴责吗？”[34]

而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则从文献、文物、考古三方面结合对巴蜀史进行了大量地研究，提出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其在“文革”期间撰写的《蜀故新诠》一文侧重从个案入手进行考说，涉及不少古蜀神话，如该文“岷山是昆仑之伯仲”“蜀中传说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夏禹出自西羌石纽”“蚕丛氏之蜀”“杜宇之世蜀之振兴”“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石棺椁与石笋”“石牛道之平治”“李冰治水”等小节，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古蜀史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古蜀神话研究的重要成果。[35]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1960—1962年期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完成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华阳国志》作为世所公认的巴蜀地方志书，是晋代以前巴蜀古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其中大量保存了古蜀神话资料。任乃强先生在校补图注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学者的校注形式，在注释中采用了考说的方式进行，往往一条注释就是一篇短论，在很多涉及古蜀神话人物时的注释尤为详尽，如蚕丛、鱼凫、鳖灵、杜宇、开明等。[36]这种方式，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华阳国志》所记载内容及作者的学术观点，大有裨益。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袁珂先生为代表的典籍文献神话的搜集整理，在这一时期成绩最为显著。在袁珂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古蜀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

1950年，有感于茅盾先生所说“中国神话向来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37]的现状，袁珂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神话整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这部简本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第一次将散见于文献典籍中的神话片段连缀起来，使之成为类似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神话叙事系统，打破了国外关于“中国没有神话”的成见。该书一经面世，就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重视，短短几年间多次重印。后来，该书几经修订增幅，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神话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在《中国古代神话》第七章“鲧和禹治理洪水”第五节中，袁珂先生系统地梳理和介绍了“望帝化鹃”和“李冰治水”的神话，连带梳理和介绍了蚕丛、鱼凫、鳖灵、开明、五丁、二郎神等神话故事。可以说，这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第一次将古蜀神话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推介，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神话的了解和重视。[38]

1963年，袁珂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神话故事新编》一书，其中有《含冤的望帝变做杜鹃鸟》《五丁力士拔蛇崩山》《李冰化龙计擒蛟龙》三篇涉及古蜀神话。[39]

1964年，以神话文献整理见长的袁珂先生逐渐把目光投向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他对四川中江地区搜集整理的《伏羲、伏羲，教人打鱼》《大禹治水除九妖十八怪》《杜宇变鸟》《五丁开山》等民间口传神话故事高度重视，并专门撰写了《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一文刊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上。袁先生在文中说道：“中江县并不是我们特地选择的一个搜集神话的地区，只不过是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方便，偶然进行搜集的，就已经有这么丰富了，推而至于全省全国，其蕴藏的丰富自然可想而知。这也是我们文学的瑰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40]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神话的现代传承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除此之外，袁珂先生还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搜集整理了《李冰父子凿离堆》[41]《二郎擒孽龙》[42]等神话故事，并写下了大段的附记，较为详尽地记叙了蜀中二郎神话的流传和演变。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尽管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巴蜀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是还是有相当部分学者在艰难地前行。他们默默地从事研究工作并积累着能量，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推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末的古蜀神话研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定。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至世纪末，伴随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学术界也从十年动乱的沉寂中走出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在这一时期，原有的神话研究被激活，国外的各种神话学理论也陆续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使中国的神话研究出现了20世纪以来的第二次研究热潮。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说：“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43]

就古蜀神话研究而言，在第二次中国神话热的大背景下，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话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一是神话作品的搜集整理。

在神话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个特点特别明显，一是老一辈学者积淀多年的学术成果得以出版面世并继续发挥余热，二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

从成果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古蜀神话研究仍是集中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两个方面。

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方面，1979年4月，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从1981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先后编辑出版了一套“巴蜀史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徐中舒先生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先生的《巴蜀古史论述》、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任乃强先生的《四川上古史新探》、邓少琴先生的《巴蜀史迹探索》等。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先生的《羌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尤中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汉骥先生的《冯汉骥考古论文集》。199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龚萌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继周先生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这些著作，大量采用蜀地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对古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不少地方都涉及对古蜀神话的研究，是我们今天研究古蜀神话的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川西考古发掘取得很多重要突破，尤其是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近千件，尤以大型青铜雕像和金杖、金面罩等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贵器物为奇特。[44]三星堆遗址大量文物的出土，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文化的高度关注。围绕三星堆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出土文物，学术界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45]与此相应的是，古蜀神话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并进入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