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中“传播”的历史解读

摘 要：作为传播学基础的“传播”二字，古已有之。东汉末年，无休止的战争破坏了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希望社会安宁的政治家和人民群众都痛恨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希望恢复安宁与稳定，以维持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建立蜀汉国的刘备集团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众多荆襄士人集团，本是两个彼此陌生的群体，为实现“复兴汉室”的共同目的，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进行信息传递活动。在建安十二年，“传播”终于实现了两个已经不再陌生的群体都盼望的效果。刘备“三顾茅庐”，拥有了《隆中对》战略规划，这得归功于“传播”的作用。这也说明古代中国很早就孕育出了“传播”的内涵。

关键词：传播；传播学；三顾茅庐；历史解读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当代学科，主要研究现代媒体传播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为媒体在产业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提供战略研究。学界一般认为，传播学是“舶来品”，其中的“传播”有着多重的语义：既可以是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意义上的“传播是传递”；也可以是数学家维纳提出的“传播是一种控制”[1]；还可以是文化研究学家赫伊津哈所谓的“传播是一种游戏”[2]，或者是斯图亚特·霍尔和丹尼斯·朗认为的“传播是一种说服或权力”；亦同时是罗兰·巴尔特所表示的“传播是散播”。然而，无论是哪种意义，都充满了浓厚的西方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使得传播本身跟传播学之建制一样，是一个各种思想交叉的场域而非拥有单一、固定的起源。

虽然传播与传播学是“西化”的，但若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视野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传播学基础的“传播”这个概念，我国却古已有之。例如，《北史》有“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3]；《宋史》有“（贺）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4]。这两段文中的“传播”包含着传扬、宣传、宣扬、传布、流传、散布等意思，指的是本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人群，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进行一种信息传递活动。因此，“传播”的概念可以放到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解读。此外，即便按照西方学界对于传播的多义阐释，“传播”二字始终逃不开的是，它是一种意义行为，也就必然需要发送主体、文本以及接受主体。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通过传播实现目的，也即发送主体和接受主体达成了共同的语义空间，使得理解变成了“常态”，而误解成为了“偶然”。以三国时期脍炙人口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例，纵观它的起源、经过与结果，都可以说是“传播”成功实现的典型案例，以下具体论述之：

一、“传播”实现的基础

——群体的共同语义空间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造成政治腐败，朝廷已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拥兵自重、霸占一方的军阀势力。战争将土地、田园、住宅等生产、生活资料糟害得到处都是凄凉、荒残。无休止的战争彻底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战争使得人民群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希望社会安宁的政治家和人民群众都痛恨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军阀混战，希望恢复国家统一和安宁、稳定，以维持人民群众基本的生产与生活。

彼时荆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将之描述为“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之在特殊的时期催生出“隆中对”这一需求与谋划的最佳结合，这亦为后续“传播”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兴复汉室”并在此后建立蜀汉国的刘备集团，其核心人物来自于两个陌生群体的结合：一方是有一定实力与需求，可奋斗20余年仍依附他人的刘备和他的早期属下；另一方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襄士人集团。这两个群体在“三顾茅庐”事件发生前，通过各种人际传播的渠道，比如从流亡大众，逃难百姓的口中对对方略有所闻，但相互之间则是完全陌生的。

刘备因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形成一定势力。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在诸侯混战过程中屡遭败绩，不得不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个诸侯。虽然颠沛流离，但他的“仁义”之声早已为外界所闻，且得到四方名士的尊敬。陈寿就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5]连一代枭雄曹操都认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曹）操耳。”[6]徐州牧陶谦、荆州牧刘表甚至产生过放弃让自己儿子继承基业，选择让刘备统领自己领地的想法。

在荆州时，刘表最初对刘备是以礼相待，后在他人挑拨下，已“疑其心，阴御之”[7]，故让他屯兵新野，远离荆州核心区域。此时的刘备已经戎马半生，他看到自己“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8]。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自己身边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等良将，却缺乏有真才实学，特别是能够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之辅助，所以屡遭失败，难以成功。

当刘备到达荆州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遭董卓之乱成为一片废墟，而荆州则基本上没有遭到战争纷扰。因此，中原人士为避战乱，大量地流寓荆州。史载“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9]。而荆州本身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那里人才荟萃。一时间，流寓荆州的中原人士与荆州本地的杰出人才，形成一个庞大的士人群体，如庞德公、司马德操、黄承彦、徐庶、庞统、诸葛亮等，都是云集在荆州的士人中的佼佼者。

荆襄士人关心政治，频繁聚会，研习经史，议论古今，纵谈天下大势，抨击当时军阀的黑暗统治，逐渐形成在荆襄一带中、小地主中有广泛影响，以大名士和地主阶级中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政治集团。他们认定刘表难以成就大事，不可能靠他恢复天下安宁，故不足相与为谋，拒绝去刘表处供职。虽然他们都拒绝为刘表出仕，却并不甘于寂寞。据《三国志》杜袭、诸葛亮等人传记可知，他们是在“待时凤翔”“冀有所望”“思得明君”。诸葛亮是荆襄集团中的一员，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抱定的是其在《出师表》中的信念：“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同时诸葛亮也会以各种方式表示他具有不同凡人的志向，《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他虽“躬耕陇亩”，表面是甘于平凡，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诸葛亮由此通过友人传递出一个信息：他是有高远志向和雄心抱负的。

刘备集团与荆襄士人这两个群体本是互相陌生的，但因为彼此痛恨战争、希望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互相认识了解而最终走到了一起。按照传播学的解释，这种共同的基础和目标，就是他们共同的语义空间。倘若刘备只思得到一块土地以割据，或者荆襄士人这一方只图偏居一隅，看重山水田园、花前月下而无心朝政的话，那么两个群体互相之间的信息发送与解读就会天差地别；或是说，他们将会对对方的行为充满误解，而达不到理解。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二者共同的语义空间，是最后传播实现的重要背景和必要前设。

二、“传播”达成的因素

——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身份重叠

古代社会的发展，离不了士人阶层，尤其是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谋略显得特别重要。当刘备终于意识到自己身边缺乏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帮助，又看到荆襄地区人才济济，便下决心从头做起，把延揽英才，招纳俊秀作为当务之急。刘备迫切寻求良辅的心情随着他的四处访求俊秀，而主动成为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发送者”。与此同时，刘备的消息引起了荆襄士人集团的注意，此处他们本应是信息的“接受者”，是一种被动式的行为。然而，他们却给予了刘备强烈的回应，也就是信息的反馈和反“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身份对调了，因此达成了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身份重叠。这便加强了作为传播基础的共同语义空间，再次为传播最终的有效实现增加了砝码。

《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诸葛亮）、庞士元（庞统）也。’”

《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沦，单福新野遇英主》就根据上述记载，有了这段比较真实的描述：

水镜……因问玄德曰：“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曰：“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备虽不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辅相，颇赖其力。”水镜曰：“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之人。若孙乾、糜竺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玄德曰：“备亦尝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奈未遇其人何！”水镜曰：“岂不闻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谓无人？”玄德曰：“备愚昧不识，愿赐指教。”……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10]

这段话中的“水镜”，即东汉末年的隐士司马徽，此人精通经学，为人清雅，学识广博，对奇门也有研究，并有知人之明，故有“水镜先生”之誉。他向刘备推荐的“伏龙、凤雏”，即是荆襄士人群体中最杰出的两位青年俊杰诸葛亮、庞统。

司马徽为什么要向当时实力并不强大的刘备推荐荆襄最杰出的青年俊杰？这是“传播”的功劳。

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之时，包括士人群体在内的下层民众，都希望迅速结束战争，恢复正常社会。当时能“取威定霸”者虽有无数，但“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因为信息“传播”的情况，在荆襄士人纵谈天下之势时，早已对当时的“雄主”有清醒的认识与品评。

曹操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他生性残暴，多疑而又奸诈，常玩弄权术，这与荆襄士人的素养和施政治国设想，有很大的差别。更何况，曹操手下早已人才济济，有太多满腹文韬武略的一流人才，荆襄士人想要在他们中脱颖而出，影响曹操决策，谈何容易？

孙权也是当时的一位“人杰”，但缺乏一统天下的雄心，所力图的只是保全江东的父兄业绩。这与荆襄士人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大业的愿望完全不同，所以荆襄士人也不看好孙权。

其他割据者如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西凉韩遂、马超等人，均为目光短视之人，完全没有恢复社会安宁之雄心，更为荆襄士人所看不起。

荆襄士人认为，刘备才是他们理想的“人主”。因为较之曹操的残忍、孙权的偏安，刘备的“仁义”颇与之契合，何况后者也确实做过一些比较“仁义”的事情。例如：刘备早期在做县令栖身的时候，就是因为招惹了当地豪族，遂遭其派出的刺客刺杀。当时刘备却不知道，对刺客很礼遇，于是刺客惭愧，交代实情之后离去。[11]

管亥围攻都昌时，北海相孔融“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12]刘备为此感动，于是率领三千兵马去解决了北海之围。

曹操大军进攻徐州时下达了屠城命令，所到之地尸骸遍野、血流成河，徐州牧陶谦求救。刘备奋不顾身，率领麾下几千人前往救援。到达徐州后，陶谦又调拨四千人与他，合作打败曹军。曹操退走后，陶谦病逝之前把徐州让给刘备，陶谦属下陈登、糜竺等人十分赞成，徐州百姓也为之欢喜。[13]

刘备又传为汉室中山靖王之后，若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能起到吸引入心，招揽人才的作用，这与荆襄士人欲结束天下分裂的理想相一致。刘备集团成员在出身上较之曹操、孙权集团，看似低微（这一特点自然颇难取得地主阶级上层集团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支持），但却易于赢得如诸葛亮所在的荆襄士人群体这样的中下层地主、庶族寒门和一般民众的同情和拥戴。

而诸葛亮，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又载：“（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