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对钟鼎文字的态度转向

摘 要：人们普遍认为章太炎不信钟鼎。但从章氏书信、年谱及著述中有关钟鼎彝器的观点，可发现其对钟鼎由“疑”到“信”，只是对宋、清人的释文评价甚低。章氏曾搜求铜器，对铜器的制作材料、铜器拓片以及钟鼎著述都有过关注或研究，还参考钟鼎文字解释《说文》以及《三体石经》等。章氏对钟鼎文字与《说文》关系的讨论，反映了他作为传统小学家“以《说文》为中心”的主张；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以《说文》解释古文的局限性，因此也兼采彝器古文。

关键词：章太炎；钟鼎文字；说文解字；小学

章太炎先生（1869—1936）为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广涉经学、史学、小学、医学等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章太炎研究日新月异，但关于章氏对钟鼎的态度，学界至今未有积极定论，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信”或“疑”的单一问题上，对由“疑”到“信”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问题都缺乏深入的关照，因而未形成一个相对客观而全面的认识。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章氏著述中所引的钟鼎文字材料，也有学者开始重新整理、论述章太炎对甲骨等出土资料的态度。这对章太炎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 章太炎“不信钟鼎”辨析

（一）章太炎对彝器真伪问题的态度转变

章太炎对于钟鼎的真伪问题，始终十分谨慎。他在1910年10月31日与弟子钱玄同的书信中说：“若钟鼎则真伪难知，无宜傅会。”[1]态度较为模糊，但并未全盘否定。同年，他的《理惑论》一文对当时钟鼎的出土情况提出了五点质疑，认为近世出土器物众多，不合常理。一些学者凭此文即认为章太炎对铜器持否定态度。其实细读文章后，可知章太炎针对的是铜器的出土情况，而不是器物本身；并且文中还说“然则吉金著录，宁皆雁器，而情伪相集，不可审知，必令数器互雠，文皆同体，斯确然无疑耳”[2]，指出铜器真伪杂糅，但若这些器物铭文有相互吻合者，便无疑。其态度是缓和并且积极的。之所以给读者造成对钟鼎言辞激烈的错觉，是因为章氏在文中对甲骨的发难，但实际上章氏在此文中对二者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而“数器互雠则确然无疑”的这一观点，在1913年《文始》叙例中也再次被提到：“自宋以降，地臧所发，真伪交糅，数器相应，足以保任不疑，即暂见一二器者，宜在盖阙，虽捃摭不具，则无伤于故训也。”[3]所以这个时期，章太炎对铜器是比较认可的，只是因严谨的态度而不甚显眼。

章氏晚年已确信大部分彝器及其文字的真实性，这时也不再“讲条件”，只是依旧保持谨慎的意见。1935年章氏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上讲《小学略说》时说：“钟鼎重器，铸造匪易，故伪者尚少。”[4]比之《理惑论》时期，态度更为肯定。章太炎在这次演讲中曾两次言及钟鼎文字的可信程度：“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大抵钟鼎文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5]同年6月28日，他在与金祖同的书信中，也提到“钟鼎可信为古器者十有六七”。[6]另外，章氏与马宗霍的一封书信中亦说：“彝器真赝虽难尽定，其可信为真者，终有十分之七。”[7]

张虹倩认为，章太炎对金文持“信物疑释”的态度。[8]即是说，章氏对钟鼎器物本身是相信的，但对钟鼎铭文的释文持疑。章氏在与马宗霍的书信中曾明确表达过此观点：“若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直是无知妄作，无一言可信。器自真，释文自妄。”[9]又，章氏在与金祖同书信中将钟鼎与《红崖碑》和《埃及碑》类比，称它们皆非赝造而“释文无一可信者”。[10]

章太炎这样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章氏认为由于宋代离三代已逾千年，故钟鼎文本已不可识，尤其是相较于《三体石经》这样文本确凿的古文字材料。所以其《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既以三体相检，其字有定，不容立异，非若铜器款识者人人可以用其私也。”[11]第二，章氏认为释钟鼎文字者既不得自“师授”或“故老”，亦无征于字书，所以其释文不可信。如1922年5月5日章氏与易培基书说：“自宋以来，为彝器款识作释文者，皆取之胸怀，既非师授，亦无显证。”[12]1931年11月13日，他在与吴承仕书信中说：“后之作钟鼎释文者，绝无传授，以臆释为何字，此所谓不知而作者矣。”[13]1935年其《汉学论（上）》云：“循彝器释文之说，文不必见于字书，音义不必受之故老，苟以六书皮傅，从而指之曰，此某字也。”[14]对考释者不正统的考释方式提出批评。在章太炎看来，宋人清人的释文各有弊病——“宋人之识钟鼎，皆略取形似，笔画增减，一切不论，其失在鹘突。清人之识钟鼎，皆皮傅六书，强为仞定，其失在专辄。”[15]他认为宋人“望气而知”，太过模糊；而清人因治小学的习惯，一味以“六书”为识读的指导方法。

这一评价虽犀利，但的确指出了宋清两代铭文考释最突出的问题。宋代金石学初兴，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金石学家也不通小学，因而“穿凿附会、误释误认的字自然也不少”。[16]而清代学者专治《说文》，“六书”之说又是应用于以《说文》为代表的六国文字和秦篆的文字规律。于省吾先生曾言《说文》以小篆为主，所引的古籀文皆是晚周文字，并非文字的本源。[17]清人对许书“极推崇之能事”，自然无法正确地追本溯源，以致误释铭文。

（二）章太炎对钟鼎文字的相关研究

如果说上文所述章太炎对钟鼎的态度改变还只是一种观点的演绎，那么数年后，章氏访求铜器、研究拓片等一系列活动则是在实践上具体和深入了。1918年，国内政局复杂，章太炎辗转西南和两湖地区。[18]10月，章太炎返沪，先后与弟子钱玄同和吴承仕通信，问及铜器事。10月31日，他与钱书云：“近日铜器价值甚廉，亦见何物否？”[19]11月13日，他又致信吴承仕：“闻宛平铜器近甚易得，贾直亦轻，足下能为访求一二否？”[20]12月6日，其又与吴书：“端居无事，且思得一二铜器以为娱乐。在蜀亦得数品。北都此物仍贵，足下似亦不好。”[21]有意思的是，章氏在这封信尾称“勿以玩物丧志为笑”，似乎因自己搜求铜器的行为而略感羞惭。无独有偶，章氏在1920年与吴的书信中提及自己“近得四川虎一具”，亦自嘲曰“聊以玩物害志焉。”[22]

虽然章氏这时只是自称以铜器为娱乐，但紧接着却对数种铜器拓片展开了考证。

1919年6月26日，章太炎与易培基的书信中说：“昨得手书，并无异敦拓本[23]、《湘军志平议》，展玩尺札，如对故人……无异敦释文无误。”“商周铜器，可尽拓以见遗否？”[24]可以猜想，章、易二人在这之前还曾有过书信讨论过赠送拓本事宜。1922年5月5日，章氏与易书，称已收到所寄《散氏盘》拓本，并赞其字画精湛，允为名宝。[25]对于拓本中某些字，章氏还作了考释，不过他本人对此番考证并不笃定：“仆本不欲妄说，今此所释，亦未敢自信。”[26]但一月后，章氏又致信易氏，说散盘近又考出一字。对于这次考释的结果，章氏颇为满意：“此字释，觉字形文义，确当不疑，甚自快，兄以为何如耳？”[27]又自写释文于其上，寄回给易培基。可知上次信后，章太炎继续释读拓本，仿佛还有些乐在其中。又，1923年12月21日，章氏与王宏先书信中讨论所得黄河崩岸磬形铜片拓本，论其形制云云。

1925年，章太炎发表《铜器铁器变迁考》一文，考证铜器、铁器在古代生产和战争中的使用情况，并论冶炼锻造之术。[28]文中谈及钟鼎的制造材料：“然此诸器，惟鉴燧必用铜锡，铜鼎亦宜以铜为之。”[29]五年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作为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名著，此书开始运用出土铜器进行殷周制度考证。虽然章太炎对铜器的研究不及郭氏深入，但于古史考证也有所补益。

此外，从章太炎的一些表述中可以得知，他对《集古录》《考古图》《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钟鼎著作都有涉及。1906年9月在日本演讲《论语言文字之学》时，章氏说：“欧阳作《集古录》，虽于钟鼎彝器有所考征，而文字之原非其所识。”[30]1932年他与黄侃书：“孙生来，所得《考古》《博古》二录，欣快之至。《款识》释文，自昔是非无正，沿袭既久，以为固然。”“永叔《集古》不录正文；录正文者，莫先于吕氏。得此，则首都在吾掌中矣。”[31]按章氏的说法，得此二书，将便于款识释文的研究。1933年，章氏《古文六例》驳阮元说：“阮氏仍之，乃云黼画斧，实有其物……其说见《积古斋钟鼎款识》及《研经室集》，乃如阮氏得意之论。不知《说文》夔字说解云……”[32]1935年4月在《说文解字序》中，章氏认为薛尚功以钟鼎为法帖，视作美术之一，为最有识者。[33]

章太炎曾于1935年6月30日与金祖同通信，自白“于铜器款识讨究数十年”。[34]那么至晚1915年，章氏就已开始研究铜器了。从其早期所引钟鼎文字的情况来看，确应属实。1906年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氏就曾说过：“考之仪器，龜字作，雞字作，環字作，宛然象其物色。”“发声之维，古彝器皆作隹。”[35]而由章太炎1908年至1909年在日本国学讲习会上讲授形成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授课笔记》）中亦征引钟鼎文字。[36]章氏所言不虚。

二 章太炎论钟鼎文字与小学的关系

（一）关于“以钟鼎改《说文》”

章太炎从始至终都反对以钟鼎驳斥或者校订《说文》的行为。1913年以前，这一观点比较集中。在《理惑论》（1910年）中，章氏批评吴大澂“毁瓦画墁，以相欺绐，不悟伪迹”，而“疑经典有讹，《说文》未谛”。他给出的理由是彝器文字“素非精理”。1911年1月24日，章氏在与钱玄同书中谈到王菉友“以钟鼎改《说文》”时，说古文一字数体，即使钟鼎之形精审，对应的《说文》古文未必就是错的，而且钟鼎文也不一定都正确。章太炎接着又称以钟鼎改《说文》是“多歧亡羊”，容易使治学者泛而不专。同年5月2日，章氏与钱氏信中感叹“高者如孙中容之伦，已不免摭拾铜器，擅改形声。”[37]其《文始》叙例亦见“刮摩铜器，以更旧常”之语。章氏亦想通过李斯和班固的例子说明《说文》中也收录了不少彝器文字；又以钟鼎文字“荧眩奇字，不审词言之符，譬之瘖聋”，认为质疑《说文》的行为会因小失大。[38]

章太炎晚年时，对“改《说文》”的态度不再如以往那般尖锐。章氏1932年11月22日与吴承仕的信中说：“今于《说文》所录形义有不可知者，参之彝器、石经，容可相说以解。”明确提出可适度参考彝器文字来解释《说文》。1933年7月4日，他与黄侃的书信中又说：“大氐研寻古文者，当以《说文》为律度，著其信善，而匡其纰缪。”[39]章氏一向回护《说文》，这两处的语气却十分中肯。然而1935年，章太炎发表《小学略说》的演讲时，态度似又转还，称今人喜据钟鼎驳《说文》之风至今约六七十年，“诡谲者流，以为求古文于《说文》，不如求之钟鼎。然钟鼎刻文，究为何体，始终不能确知”；又称“以钟鼎而驳《说文》，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40]如上文，1913年以后，章氏研究铜器的记录已较为多见，并且我们推测出章氏实际开始研究钟鼎的时间应该更早。但章太炎似乎晚年仍旧对“改《说文》”之事戒之慎之，着实令人疑惑。

实际上，章氏的主张一直未变。他不赞成因对钟鼎有研究就质疑或改窜《说文》，这也是他屡次批评吴大澂的原因。吴氏著《说文古籀补》，“取古彝器文择其显而易见、视而可识者得三千五百余字，汇录成编”[41]。客观而言，《古籀补》开古文字工具书之先河，对古文字学发展实有奠基之功。而章氏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主张，综合考虑，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主观上对《说文》的维护。章太炎虽第一个提出“语言文字学”这一名称以取代传统小学，[42]但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依然是传统小学，即形体、音韵、训诂三方面。[43]章太炎支持小学独立于经学之外，而《说文》之学又在清代小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章的治学沿革，以及后来为“激发民族种性”而提出的“国粹”主张等都和《说文》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治学环境下，章太炎与《说文》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1910年12月9日与钱玄同书信中，章氏谈道：“然非如段君精审，必不可轻改《说文》……仆自作《文始》后，觉许君说解一字一语多为精意所存，比类观之，益见深妙。”[44]而以钟鼎改《说文》的做法，势必会动摇甚至变更《说文》的正统地位。所以即使章氏关注其他文字材料，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对《说文》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