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问题
作者： 纪国泰摘 要：关于笔者所持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杨胜宽先生对我有所批评。根据《汉书》扬雄传赞及其他资料分析，扬雄离蜀进京时年当三十余，因此笔者在《亦论》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即扬雄《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
关键词：永始四年;元延二年;年四十余;年三十余;一事二赋
杨胜宽先生《关于扬雄“四赋”写作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杨文》），针对笔者《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以下简称《亦论》）一文在扬雄“至京”“奏赋”时间问题上的结论和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杨文》对《亦论》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采纳清人周寿昌`的观点，将《汉书》所载“年四十余改为年三十余”;二是“将扬雄游京师的年龄改小，目的在于既要证明扬雄与王莽、刘歆‘给事黄门’的共事时间必须吻合，又要弥合扬雄年纪小了十岁以后，其‘岁余奏《羽猎赋》’与作者该赋自序的时间不相吻合的难题”;三是“在‘岁余’前擅增‘十’字，则更是难有说服力的自我作古，只是作者的主观臆断”。[1]
《杨文》的三点批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擅自增改文献记载以强合己意。须知这可是文献研究之最大忌讳，可谓罪莫大焉。因为事关重大，不可以等闲视之，故撰此文，以正视听。
一、《亦论》的写作缘起
关于扬雄“四赋”写作时间的争论，自唐人李善的《文选注》算起，已经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来，以清代学者的争论最为集中而热烈，现当代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甘泉赋》《河东赋》的写作时间，唐人李善，清人钱大昕、沈钦韩主张为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作;清人何焯，现代人李周龙、杨福泉主张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作;近人施之勉主张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作。[2]
《羽猎》《长杨》二赋写作时间的问题较复杂，争议也最大。引起争议的原因是：若按《汉书·扬雄传》所载，《羽猎赋》当为元延二年作，《长杨赋》当为元延三年作;但是，据《汉书·成帝纪》所载，汉成帝“幸长杨宫”是在元延二年，并且不载“羽猎事”。对此，钱大昕解释为“《纪》失之也”，戴震则“断为《传》误”，沈钦韩解释为“先闻有校猎之诏，逆作赋，在行幸长杨之前”。
台湾学者李周龙，针对上述各家观点，作了如下点评：
以上诸说，仁智互见，然皆未能得实。必如李、钱、沈诸说，假令《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元延二年上，则与“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不符。元延二年距雄待诏，则已三年，雄已为郎、给事黄门矣……平心而论，何焯之说，最为可取。焯虽失考王音卒年，然谓《甘泉赋》永始四年上，则与李善《甘泉赋·注》同……子云于永始元年至长安，（永始）三年待诏，岁余奏《羽猎赋》;则《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当是永始四年写进。《汉书·成帝纪》云：“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虽未言羽猎，然记传阙略，亦时或难免。况《羽猎赋·序》仅云：“其十二月羽猎。”既不言长杨宫，亦无胡人，更非大校猎，与《本纪》元延二年所言“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迥异，安得混而为一？[3]
李周龙认为：扬雄“待诏”“除郎”是在元延二年之前，如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为元延二年作，就跟《汉书·扬雄传》所载“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不相符合。他提出扬雄“于永始元年至长安，（永始）三年待诏，岁余（即永始四年）奏《羽猎赋》”[4]的观点。
因为李周龙坚持扬雄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至长安”的观点，如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为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所作，那么扬雄进京与作赋的时间之间相隔了整整五年，就跟《传赞》所载“荐雄待诏”后“岁余奏《羽猎赋》”差了至少三年;所以，他提出扬雄于永始元年至京、永始三年待诏、永始四年奏《羽猎赋》的观点。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扬雄虚岁38，与《传赞》“年四十余”差了几岁。李周龙解释说：
子云自蜀来游，当在三十八岁，王音召以为门下史，又荐为待诏。疑其时手续繁杂，行政迟缓，故久久未见召，于是蜀人杨庄乃复为之荐。及雄赴待诏之时，或已永始三年。时音死已久，而子云亦已年届不惑矣。事后追忆，人名易记，而时日则难免讹乱。遂含胡言之，谓“年四十余”[5]。
《亦论》针对李说，指出“其不近情理者有三”。为省篇幅，此不引述。[6]
杨福泉在其《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一文中说：
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该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并由此推断：扬雄至京的年龄，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应是“三十余”。先为王音门下史，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7]
杨福泉的“推断”，既掩盖了扬雄“年四十余”进京与王音“荐雄待诏”之间的矛盾，又解决了争论不休的“岁余，奏《羽猎赋》”的问题，似乎已接近历史真相。
问题在于，杨福泉“推断”的前提真的可靠吗？一句“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该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就成了“推断”的前提。什么叫“应该”？
不难看出，扬雄离蜀进京的时间，不仅是考证扬雄“四赋”写作时间的关键，亦是扬雄生平研究中最具争议的一道难题。试图解答这道“难题”，便是《亦论》一文的写作缘起。
二、“新思路”一说的由来
笔者发现，讨论扬雄“至京”年代的古今学者，总是把“王音”作为关注的焦点，以致于左右失据，很难自圆其说。于是，笔者从认真分析《传赞》全文入手，才总算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缺乏对《传赞》全文结构的正确理解，尤其忽略了其中“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所传达的信息。
《汉书》今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将《传赞》分为四个自然段，问题就发生在第一自然段（“初，雄年四十余”至“而桓谭以为绝伦”）。第一自然段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开头至“除为郎”）介绍扬雄入仕的经历;第二层（“给事黄门”至“恬于势利乃如是”）赞美扬雄“恬于势利”的高尚人格;第三层（“实好古而乐道”至“而桓谭以为绝伦”）介绍扬雄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今本《汉书》的标点断句，将“除为郎”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断为一个层次，又将“给事黄门”与“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割裂为两个层次的内容。这样一来，便造成扬雄与王莽、刘歆“给事黄门”时是“黄门郎”还是“待诏”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奏《甘泉赋》”时间的确定。
按照今本《汉书》的标点断句，扬雄应当是以“黄门郎”的身份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但是，无论是将《羽猎赋》的写作时间确定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还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都不恰当。因为早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就已经被封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了，哪有可能跟扬雄、刘歆一起“给事黄门”呢？这就难怪杨福泉要有意回避“给事黄门”的本义，说：“班固‘赞’文提到‘与王莽、刘歆并’，是说扬雄与他们一起在朝廷任职，亦即‘同官’之义，而不是说此时扬雄与王莽、刘歆同为黄门侍郎。”[8]而王青《扬雄评传》虑不及此，认为扬雄是以“黄门郎”身份跟王莽一起“给事黄门”的。
《传赞》中的“给事黄门”是什么意思？《通典·职官·侍中》记载：“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所谓“禁门”，即皇宫宫门，因以黄色涂饰，故称“黄门”。汉代在宫中设“宦官署”，亦称“黄门署”，是专为皇帝宫中事务服务的官署，其属员有 “郎”“待诏”太监等。所以在宫中做事就叫做“给事黄门”。这里的“给事黄门”是专指在宫中做事，绝非泛指意义上的“在朝廷任职”。
因为王音“荐雄待诏”，所以扬雄才有了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的资格和机会。“奏《羽猎赋》，除为郎”是“给事黄门”以后发生的事;如果不在“除为郎”后面用句号，标明叙事的层次，就容易给人造成扬雄是在“除为郎”之后才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的错觉。王青《扬雄评传》就让人有这样的“错觉”。杨福泉文虽然没有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但其是用泛指意义上的“在朝廷任职”，来解读专指含义之“给事黄门”的。
理清《传赞》的叙事结构之后，笔者遂“突发奇想”：如果能确定王莽“给事黄门”的时间，扬雄“至京”的时间，不就有了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吗？
《汉书·王莽传》记载：
阳朔中，世父大将军（王）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王莽在“阳朔中”（公元前24—前21年）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资治通鉴·成帝纪》记载：
阳朔三年八月丁巳，凤薨。九月甲子，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以上两则史料告诉我们：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死，由王音继任大司马，封车骑将军;受王凤临死前请托，王莽得以拜为黄门郎;王莽迁射声校尉是在“阳朔中”，意谓着他任黄门郎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年头，因为阳朔四年以后就改元为“鸿嘉”了。
“迁射声校尉”，意谓着王莽就不再“给事黄门”了。据此可以断定：扬雄离蜀至京的时间，绝不会晚于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晚于阳朔四年，他就不可能有跟王莽一起“给事黄门”的这段经历了。
笔者有根据断定：扬雄离蜀至京的时间，绝不会早于阳朔二年。这个根据就是扬雄所作的《反离骚》。《反离骚》中的“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说明《反离骚》作于汉成帝阳朔年间。《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带着《反离骚》的竹简“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说明《反离骚》作于蜀地。这正是陆侃如将《反离骚》的写作时间考定在阳朔二年的主要依据。
分析至此，扬雄“自蜀来至游京师”时的年龄，应当是“年三十余”，而不是“年四十余”。这个观点庶几可以成立。至于“年三十余”与“岁余，奏《羽猎赋》”之间的矛盾，待我们考定“四赋”写作时间后再讨论。
有必要跟杨胜宽先生商榷的是：他在《杨文》中说《亦论》“如果非得要理解为扬雄与王莽、刘歆同时为黄门侍郎，那就必须把扬雄入京的年龄改小”。请问：《亦论》（即他所谓的“纪文”）在什么地方把扬雄“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这句话“理解为扬雄与王莽、刘歆同时为黄门侍郎”了？笔者是据历史逻辑推断出扬雄离蜀进京时应当是“年三十余”的，其中并没有“就必须把扬雄入京的年龄改小”的意味。
自从胡三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对班固《传赞》表示异议以来的近千年中，还没有人像笔者《亦论》这样，通过考证王莽任黄门郎的时间，来反证扬雄离蜀进京时的年龄;所以，笔者给《亦论》加上一个副标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加副标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继而深入展开讨论。
三、《杨文》与《亦论》的分歧
在关于“四赋”写作问题的讨论中，《杨文》与《亦论》的分歧，绝不仅仅是结论的不同;最为重大的分歧，是在对资料价值的认识和论证逻辑与论证方法的差异上。
（一）《亦论》的结论与论证方法
关于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亦论》的结论是：《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据《汉书·成帝纪》载，自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及雍五畤的祭祀以来，汉成帝在一年中“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的祭祀活动，一共四次，分别在永始四年，元延二年，元延四年，绥和二年。《汉书·成帝纪》又载：“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
《资治通鉴·成帝纪》记载：“元延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既祭，行游龙门，登历观，陟西岳而归。”值得注意的是，汉成帝在元延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的时候，比其他三次多了一项“行游龙门，登历观，陟西岳”的旅游活动。
《汉书·扬雄传》所载扬雄《河东赋·序》云：“其三月，将祭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还，上《河东赋》以劝。”据此，可以确定的是：《河东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