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民众”：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动员群众的？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荒野上的辛勤耕耘。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从“三五文人的运动”转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笔为戎，创办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报刊，大力宣传“劳工神圣”，为工农群众发声。他们通过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识字，从中发展积极分子，凝聚革命力量。他们身体力行，不顾个人安危，领导群众向腐恶势力宣战，竭力使“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让革命的萌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

关键词：唤醒民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阶级觉悟;建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回顾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直接推动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特点。[1]然而，如何使共产主义运动从“三五文人的运动”转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使“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转变为“群众的行动的政党”，离不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群众动员。他们认识到“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2]，故“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3]。“我们总要尽量的利用机会，扶植群众，唤醒群众，指导群众，以预备或实现各种有效力的反抗运动。”[4]为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犹如“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通过创办报刊、开办学校和进工厂做工等多种方式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下共产主义的种子。

工人的喉舌

正如列宁所说“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报刊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图国民之舆论”，报刊应为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而发声，即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5]为了帮助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旗帜鲜明地宣传“劳工神圣”，“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6]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进步报刊。刊物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浙江新潮》《建设》《劳动界》《劳动音》《济南劳动周刊》等为代表，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以及《湖南通俗报》等为代表。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拯万民于水深火热”的优良传统，认为“最大的觉悟”在于“我们（先进知识分子）是中国唯一可靠的救星”[7]了，故他们用激昂、通俗的文字写下自己肩负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重任，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讲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邓中夏在《劳动音》的发刊词称，要“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和“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8]李汉俊在《劳动界》的发刊词中讲道：“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讲道：“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于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9]

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他们以笔为戎，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该时期《新青年》杂志刊发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唐山、武汉、长沙、南京等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了专门征集来的12位工人的题词。强调要成为“阶级战争的工具”的《劳动音》杂志，用大量篇幅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和罢工消息，如在第一期上，以“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值六十元”的醒目标题，报道了1920年10月唐山煤矿瓦斯爆炸，工人死亡五六百人的重大事故;第5期上报道了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情况，并指出了斗争的目标和方法。[10]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李大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通俗文章，公开为长期被压榨被侮辱的广大工农群众发声，使得工农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例如李大钊发表了《面包运动》《妇女解放与Democray》《妨害治安》《出卖官吏——蹂躏人格》《被裁的兵士》《“用民主义”》《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五一劳动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等文章，并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号召全国工人“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11]另外一名共产主义先驱陈独秀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通过工资对比的形式通俗地解读了深奥的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尽管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重心是城市工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农村和农民，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12]为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带着很大的热情来动员农民，1920年由何叔衡、谢觉哉等主办的《湖南通俗报》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和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等通俗文章，积极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例如“新字课”栏主要借字义谈政治，如“财主的斗，媒人的口”，下批：“斗本是人家常有的，为什么要说财主的斗呢？无非是说财主贪利的心过重，大斗量进，小斗量出。口本是人人都有的，为什么单说媒人的口呢？因为旧式婚姻全凭媒人说合，做父母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媒人口里说得好，就结为亲家。所以做媒人的，总是一味撒谎，满口的假话。”再如“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瘾残疾，这有什么道理？”“歹”字下注：“现在的官僚、政客，多半是歹人。”又如“谚语”栏目将“破鼓乱人打，墙倒众人推”新解为“中国有鼓破墙倒的样子，日本便是打鼓推墙的主使的人”。“儿歌”栏目编写的一首歌这样写道：“牛儿瘦，马儿肥，哥哥耕田没饭吃，嫂嫂织布没衣穿。没饭吃，肚子饿，没衣穿，房里坐。朱三公子来收租，嫂嫂忙向门后躲。”[13]

对于长期被压榨、被侮辱的工农群众来说，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知名教授为其发声的通俗文章后，倍感亲切温暖，故纷纷为这些刊物“点赞”，如一位工人读者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苦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14]又如《湖南通俗报》的订阅量从数百份激增到六七千份，不少中小学还将其作为课外必读之物;何叔衡曾经任教过的宁乡云山学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份。谢觉哉1921年6月12日日记记载：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当场卖出《通俗报》800多张。[15]

沙漠里出现了绿洲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传播开展得如何，对组织既定目标的实现及其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正因如此，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16]。他们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组织在动员群众中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王尽美在山东建立“励新学会”等。此外，他们还在北京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上海创办了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广州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等，并深入学校或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包惠僧后来回忆称：“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像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17]

当然，“沙漠里出现了绿洲”的奇迹出现，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荒野上的辛勤耕耘。他们通过同乡、同学或亲戚等争取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以减少外来的重重阻力。例如董必武、张国恩等在创办武汉中学时，为了便于立案，聘任政治色彩不浓、曾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为校长;[18]毛泽东、何叔衡为了解决文化书社的筹办资金，亲自拜访了思想较为开明的长沙县长姜济寰，并争取了省商会会长左学谦和教育界朱剑凡、易培基等知名人士等人的支持;[19]王尽美等创办《济南劳动周刊》时，争取到较为开明的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信“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20]于是，他们脱下了长袍，穿上了劳动者的服装，学习劳动者的语言，帮助其识字，极力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使其认识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进而寻求“待遇改良”和“管理权”。[21]一方面，他们极力向群众揭露阶级剥削和压迫带给人们的痛苦，唤起群众对自身命运的关切。例如1919年秋，陈潭秋、林育南等人在乡村的凉亭和集镇上自编自演了小话剧《九头蛇》。剧中叙述一个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一户佃农，这种剥削和压迫就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佃农，使之陷于死亡的绝境。演出得到了贫苦农民的一致称赞，他们对陈潭秋说：“演得真像啊！”[22]再如邓恩铭、王尽美深入济南的津浦大厂等开展工人运动时，用通俗的语言揭露“我们种麦子，人家吃白面，还嫌白面不好吃;我们忙蚕桑，人家穿绸缎，还嫌绸缎不美观;我们编席子，自己睡空床;我们工作时，全身流血汗，三餐高粱把菜掺”的不合理现实，讲解“天下工农是一家，不分你我不分他，不分欧美非亚，英美日法俄德和中华，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吧，打倒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道理，激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23]另一方面，他们还依据群众的认识水平帮助其识字，在群众中发展积极分子，凝聚革命力量，夯实建党的群众基础。例如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曾利用馆长身份和馆里的经费，以通俗教育讲演所的名义，用补助薪金的办法，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员充当通俗讲解员，下乡向农民读报作宣传，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培养了农民运动的基层骨干。他在审阅《湖南通俗报》稿件中，有时发现可以培养的对象时，便主动找作者交朋友和谈思想。如他因审稿与《田东与佃农》的作者许抱凡相识，经常送给许一些革命书刊看，指引许走上了革命之路。[24]又如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派了郑凯卿去联络纱厂工人和人力车工人;派赵子健、包惠僧到郑州、江岸的扶轮学校当教员，联络铁路工人。包惠僧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我对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号召工人阶级“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的福利”。他们还创办了多个平民夜校和识字班，多半都是以教单字为主，开始教学“工人”二字，逐步扩充使之掌握单句“我是工人”“我是粤汉铁路工人”等，并且利用各个字、词、句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为开展工人运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25]再如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后，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讲演团为工人授课时，教员们从“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讲到现实的社会和工人的斗争，帮助工人认识到组织工会、组织政党的重要性，“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抱成团儿，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26]

需要指出的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的奇迹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钱。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先进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苦为乐、甘于清贫的物质生活。例如李大钊虽然拥有每月数百元的高收入，却没有置下一处房产，而将其大部分收入用于组织活动和资助贫困青年;可是他的家人却过着拮据的生活。李大钊为了省钱，中午不能回家吃饭，自带干粮（馒头、窝头）。有的学生不解地问他，得到这样的回答：“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27]又如恽代英前往宣城师范任教时，身穿长衫，脚穿草鞋，肩挑行李，令该校工友感到惊讶。他指导学生成立进步组织，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讲授革命道理，鼓励学生到农村办小学，到田间去，了解农民的痛苦，帮助其找到摆脱痛苦的办法。他虽然月薪在百元以上，却省吃俭用，行李仅有一条棉被，一把雨伞，一包换洗衣服，经常把工资拿出来补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使其免于辍学。他鼓励学生“要有胆识，要有摧毁旧思想、旧制度束缚的勇气，要善于学习，敢于斗争”，“真正了解农民生活的人，才会同情于农民，这种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打中农民的心坎，才能为农民所信任;能得到群众信任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28]此外，董必武在春寒料峭时节将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凑足私立武汉中学的办学经费;李汉俊熬夜写稿，又当掉亡妻的首饰，以解决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经费。[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