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角下的国共经济博弈探析

摘 要：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因其客观、详实记录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开辟和发展以及政权建设、民主建设等相关史料而被关注、征引;但通过学术梳理，仍感有被忽略之处。其实《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涉及有关国共经济博弈的相关史料，已经说明了国共经济博弈演进过程中的实质与内在逻辑。

关键词：他者视角;延安时期;国共经济博弈;内循环;常态

一、研究现状

哈里逊·福尔曼（1898—1978，又译哈里森·福尔曼、哈里森·福曼），美籍作家、新闻记者，1930年曾以航空公司代表身份首访中国。全民族抗战初期，他访问过贺龙等中共高级将领，后供职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多家传媒机构。

在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蒋氏当局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政治默契”下“联手”对延安形成的双重“封锁”，与陕甘宁政权力量的逐步壮大所造就的“错位”格局，引发了以哈里逊·福尔曼为首的一众国际媒体人对中共浓厚的兴趣。[1]

1944年2月，哈里逊·福尔曼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冈瑟·斯坦因等10名外国记者一道联名上书蒋氏当局，再次表达赴延安采访的正当诉求。“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限制记者团的组成。”[2]自1944年5月17日起，哈里逊·福尔曼、赵超构等一行21人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名义赴西北等地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实地考察。[3]此次访延之行参观团成员成果颇丰，《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别名《北行漫记》）一书即出自哈里逊·福尔曼纪实报道。该书共分为“边区”（二十二章）、“前线”（七章）两部，涉及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发展以及政权建设、民主建设等相关史料。

通过学术梳理，当前学界关注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人物与通讯报道研究为切入视角，对哈里逊·福尔曼在华的新闻活动进行“全景式”叙事与回顾;二是以国共舆论博弈为视角，将哈里逊·福尔曼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核心成员“主动介入”国共双方舆论“宣传与反宣传”的活动进行论述。就前人研究成果来看，仍有值得深入探析之处。一是对能与《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起到互相印证的《哈里逊·福尔曼的摄影集》纪实图片资料（哈里逊·福尔曼访延期间拍摄）研究不足;二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一章中记载了该联盟抗战期间日籍人士在华反战最为详尽的史料，亦为相关研究留下新视角。故本文以他者视角为切入点，对国共在抗战后期经济领域的博弈作进一步探析。

二、《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

他者视角下的国共经济博弈

（一）国统区“克难坡”式经济实践

在蒋氏的“精心”筹划下，哈里逊·福尔曼一行人自作别首站西安后，即转道绕行至抗日战争第二战区总部、山西战时省城——克难坡。此举表面在言中共及其所辖第18集团军隶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节制，实则是欲借阎锡山在克难坡的“革命竞赛”来“冲淡中外记者对边区的印象”[4]。阎锡山作为民国“派系”政治中的重要构成，明面上“遵从”蒋氏为“共主”，暗下却在“保晋”的“生存逻辑”下积极谋求在蒋氏与中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中外媒体到访于阎氏而言确实是强化“新经济制度”和“兵农合作制”外宣的绝佳时机。同蒋氏及其当局多数官员逢“共”必反的做派不同，隔岸观“共”的阎氏能够客观看待并积极效仿中共的某些优点。为使中共不能“煽惑”群众，他提出了诸如“改进自身行政工作”“健全民众组织，改善民众生活”等举措，以期同中共“革命竞赛”。阎氏遂自临时省城克难坡发起面向全省的“新经济制度”和“兵农合作制”。

1.家长式的“新经济制度”

1944年5月26日至31日，哈里逊·福尔曼所在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到访克难坡，先后参观克难坡电灯厂、平价购销处等地。[5]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以及公宴上，阎数次阐述“新经济制度”理念及其实践路径。

阎认为当时社会经济制度下“劳动的非产生性”和“分配的非劳动性”构成了群体和区域间无休止的矛盾，根源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以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其结果是人的劳动不是为了商品，而是为了金银。产品愈多则物价愈低贱，加之“金银便于储藏，其本身也可以用于投机”，通胀、失业等社会问题由此派生。“其二是资本的私有”，迫使无产劳动者依靠别人的资本来生产，从而产生劳动力的剥削。[6]

针对上述问题，阎提出两项对策，一是模仿中共“合作券制度”发行“物产证券”，即使用“合作券”（晋钞信用扫地后，产生的一种变相纸币）替代以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将“物产证券”作为民众参与劳动换取生活物质的“中介”，以期消灭资本剥削与增殖;二是用“按劳分配”替代“资本私有”所造成的分配不均的问题，意图“（消除）资产阶级和商人……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也不准存在”。[7]他同时强调“强迫劳动”作为其实践内容，“拒绝劳动就要受惩罚，他们必须集体工作，而且必须互相监督”[8]。显然，阎氏的经济制度包含了很大的军事组织成分。

哈里逊·福尔曼坦言因时程有限，“新经济制度”在克难坡之外地域实施情况以及是否接纳该项政策，不得而知。若以“在克难坡所看到的这些穿着整齐、营养充足、得到满足的人民可作标准的话”[9]，“阎将军家长式”“很像乌托邦”的“新经济制度”运行的还算良好，但断言“新经济制度”的成败为时过早。

2.强制推行“兵农合作制”

“兵农合作制”亦称“兵农合一”。1942年豫省旱蝗两灾接至，民众饥荒波及晋、陕等地。次年，晋省粮食供应紧缺，军队逃匿人员剧增。为化解兵源和粮食供给难题，阎氏遂推行“兵农合作制”，其要点是同村役龄男子每三人编入一“兵农互助协作小组”，一人常备兵役，余二人则兼顾三人“份地”，以供养服兵役者及其家庭人员。为了“更好”保证此项制度的推行，他提出政府“可以拒绝分配土地给不做工者或吸鸦片、赌博、偷盗、欺骗等罪犯，从军队逃亡或斥退的士兵也要剥夺土地”[10]，借以剥夺这些人的工作权和生计权。

阎断言该项制度不仅能消除“逃避兵役的弊病”，提高士气，还有望将“犯罪和监禁”等社会痼疾一齐废除。“在与中外记者交谈中，阎锡山十分强调‘兵农合作制’的核心思想及其在现实中的成功。”[11]阎认为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欲“消灭”共产主义，不能仅仅依靠武力。否则，盲动“剿共”只会扩大“赤祸”，与“资敌”无异。故阎氏推行“兵农合作”的另一深层次目是为了防止治下民众因战、灾、贫等成为流民而被一江之隔的中共所“煽惑”，转而听信、追随中共。施行“兵农合一”可以使其有田耕、有组织、有仗打，“就不会有到处漂泊的流浪汉去参加‘非法军队’了”[12]，最终达到“稳民于晋”的“保晋”大业。对于阎锡山“乌托邦实验”，哈里逊·福尔曼给出“最温和的评语就是：这是一种仁慈的独裁”[13]。美国《时代》《纽约时报》杂志访延的左翼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与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印证了这种说法：“在这里，没有上帝，只有阎锡山，学校和办公室都挂着他的画像。”[14]

（二）陕甘宁“内循环”式经济实践

全民族抗战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即确定“休养民力”的基调，提出“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障战时生产品的自给”[15]的战时经济政策。财政供给主要由国民政府发放的军费和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两部分构成;然而，上述局面亦未支撑太久，即被蒋氏打破。1939年1月，“溶共、防共、限共”成为蒋氏当局的“政治共识”，陕甘宁边区边界的国民党军事存在由1939年的31万至1940年猛增至50万（最多时）。至此，陕甘宁边区内150余万人口已被蒋氏当局完全隔绝在不足9.9万平方千米、土地贫瘠的区域内。[16]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边区“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7]。

艰难形势下，边区政府不得已采取经济“内循环”经济实践——即推行“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以反击蒋氏当局的军事蚕食与经济封锁。到1942年，“大生产运动已经发展到整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和其他抗日根据地”[18]。至哈里逊·福尔曼访延时，边区“内循环”经济实践已从小规模的生产进入到“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新阶段。

1.组织起来，注重激发各群体内生动力参与生产竞赛

在哈里逊·福尔曼看来，边区政权同阎氏在克难坡“家长式”经济实践中动辄“不做工，没饭吃”的强制性劳作不同，中共应对经济困局始终都在围绕如何激发包括军队将士、政府人员、普通民众、老道士、盲人等在内的各群体的内生动力参与生产竞赛而同心协力。“每个人无论是最下层的农民还是最高层的政府官员，都在制定生产计划，制定一年在农业生产上希望完成的大纲。”[19]

在推行“内循环”经济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既反映了大生产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也确保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20]因此“人们热情地投入大生产运动，这种狂热已经超过了它的提倡者最乐观的估计。”[21]

是年6月1日，哈里逊·福尔曼一行人自晋入陕“进入红色中国”。次日，在第18集团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的陪同下参观了南泥湾的生产实践。作为边区经济的“内循环”实践的前锋和旗帜，“无论搞生产还是作战都一样地努力，一样地富有创造力。去年春天开荒，他们（359旅战士）天亮以前就上山，直到天黑才下来。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他们不肯休息，军官只好下令：不在规定时间内不去做工”[22]。1944年，第359旅的将士们种地达26万亩之多，收获细粮3.6万石，交纳公粮1万石，实现了每人生产6石1斗细粮，“每10人一头牛，每3人一头猪，每人一只羊和上百只鸡”的计划，达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下一年吃的粮食）的基本目标。“他（贺鳞，时任359旅第718营营长）把士兵的肉食从每月两磅的最低标准增加到每月六磅以上。此外，他还能供给他们几乎无限量的蔬菜”，以至哈里逊·福尔曼等人由衷地赞叹：“这大概是我所见过的军队中营养最好的队伍。”[23]“就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其他军队曾这样大规模地做过，而且这种方法实在是造成军民之间惊人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动力。”[24]

此外，中共在边区积极推行“减租减息”“贷款促耕”“减税降费”以及“招徕流民”等系列配套宽松政策，普通民众在“变工队”“扎工队”等新的互助合作生产形式的组织下生产热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延长县吴满友乡麻塔村变工队自发竞赛后，同等时间内，刨梢速度超过两倍以上。[25]变工队的组织形式还从农业领域扩展到国营、军工、私营等企业，肥皂、火柴、纸张、化学用品、陶器、弹药等产品都发展起来了。在哈里逊·福尔曼看来，尽管“他们的产量如以美国标准来衡量则不值一提，但红军来到陕北之前，那里根本没有一点工业”[26]。《时代》杂志左翼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感叹道：“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27]

2.仪式与生产，注重持续发挥劳动模范的正反馈效应

所谓“正反馈效应”，即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受到了另一件事情的刺激，促进了其正向发展。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进化是陕甘宁政权的一项极为重要政治仪式，[28]“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着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29]。对此，哈里逊·福尔曼深表认同，他认为“技术和才能要用特殊的荣誉和物质来表彰，以鼓励其成就。劳动英雄被推崇、赞美、奖励、尊敬，以鼓励别人和他们竞争”[30]。

哈里逊·福尔曼的视角下的边区政府注重“仪式”即劳动英模的正反馈效应的事例非常多，同阎氏在克难坡“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强迫劳动”有着鲜明区别。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到来的1944年，陕甘宁边区劳动英模评选及奖励活动已日臻完善，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