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奇文《毛颖传》

摘   要：韩愈《毛颖传》是一篇奇文。作者以寓言说事，“以文为戏”讽世。《毛颖传》是寓言，不是传奇小说。其文有龙蛇虎豹相搏之势。柳宗元力排众议为韩愈正名。这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件大事情。

关键词：《毛颖传》;寓言;传奇小说;柳宗元

《毛颖传》是一篇奇文

唐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年，在东都洛阳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作《毛颖传》，一时间，遭人讥笑，非议蜂起，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说到奇，明人茅坤说：“设虚景摹写，工极古今。”[1]这种写法，在唐代是仅见的。毛颖，即毛笔，颖为毛尖之锋毫。韩愈把毛颖拟人化，托虚景为传，以戏讽世。我国古时用兔毫制笔，所谓毛颖中山人，是寓意产兔毛之地。兔子古称明眎。孔颖达疏说：“兔肥则目开视明也。”韩文说：兔“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卯地，死为十二神。”又说：兔“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即以隐形驱物），窃姮娥，骑蟾蜍入月。”还说：兔善跑，与良犬韩卢比胜负。“卢不及。怒杀之，醢其家。”[2]一开篇韩愈就把人引入虚幻的景境里去了。

韩愈“以文滑稽”，叙事处皆仿司马迁《史记》为传。他赞：“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即没有文字的时代）以及秦事”，无不编纂记录。广至“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其实佛教秦时还未传入中国，韩愈是敷衍戏说而已）、老子、外国小说，又通于当代之务。”[3]清代孙琮说：“借游戏小题，撰结一篇奇文。妙在写家世，便有兴衰之感;写遇合，便有出处之奇;写才学，便见学富五车;写性情，便见超俗不群;写宠幸，便见信任无两;写朋友，便见出处无偕;写退休，便见衰老投闲;写子孙，便见族姓蕃衍。色色写到，色色如生，色色点染，色色涉趣。”[4]为此，柳宗元说：读《毛颖传》“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5]。《毛颖传》内容和气势令人震撼，奇思妙想，变化多端，读之有与龙蛇虎豹相搏之感，柳宗元为之称怪称奇。

文中韩愈说秦时蒙恬始制毛笔，而据考古发掘战国时代古墓里已发现毛笔，其起源当更早。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有用毛笔描绘的纹饰。毛颖史之久远，至秦更受秦始皇宠爱。可一旦笔毛秃了，“又所摹不能称上意，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因不复召。文章最后一转，道出了为文的旨意——说秦灭诸侯统一天下，“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而疏，秦真少恩哉！”[6]孙昌武说：韩愈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懣，而在讥戏不拘的言词背后，处处表露出对当权者既轻篾而又无奈的复杂感情”[7]。

《毛颖传》是用寓言说事

《毛颖传》是“游戏之传”。韩愈借司马迁写史的手法“以文为戏”“以文滑稽”。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韩、柳连镳（言骑马同行，寓意战友）这是对的，可说韩愈所作的《毛颖传》是传奇小说就值得商榷了。《毛颖传》是寓言不是传奇小说。传奇小说是唐时始创的新文体，源于六朝时的志怪文学。韩愈《毛颖传》是当时唐人公认的古文体。韩愈用古文体形式以寓言说事，“以文（古文）为戏”“以文（古文）滑稽”，借此来抒发心中的愤懑和不平。这是有悖于古文体的不雅之言，也是韩愈遭当时人非议和不满的主要原因。《旧唐书·韩愈列传》说：韩愈“持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8]韩愈弟子张籍有《致韩愈书》，责他好戏谑。就连赏识韩愈的裴度也作《寄李翱书》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自喻千里马），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9]这里说“制”，应是一种准则，含有节制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是说不过不及，保持适中的意思。古人为文，讲究雅典，不偏不倚，符合礼制。唐时人“为文多拘对偶”，官场为文也多用骈体。唐代古文运动是对魏晋传到唐代时俗的一种反叛。韩愈不居守俗规，创新文学样式，作《毛颖传》，以寓言和戏谑言辞取笑时弊，借机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讥讽最高统治者和权臣，这是戏谑雅文（古文）。所以裴度责怪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

韩愈戏谑为古文，与他对古文运动的看法和身处的困境相关。韩愈在《答李翊书》说：“非三代（指夏商周）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韩愈说的古道到唐时已为古人说尽，余意无多。韩愈师古贤之书。其《答刘正夫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李翊书》：“唯陈言之务去”，是韩愈为文之本。[10]罗根泽说：（韩愈）“务去陈言的律条，遂躲避实质之道，趋向形式之文。”[11]韩愈《送穷文》自谓自己的古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就是这个意思。韩愈性情爽直，为文“不平则鸣”。他写《毛颖传》时，仕途不顺，困苦时连饭都吃不上。为了发泄情绪，韩愈肆意为文。这就好理解了。张籍是韩愈的学生，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两人相识时，韩愈三十岁，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心高气傲的感觉。张籍为此先后两次写信诘责韩愈，说他“与人为无实驳杂（杂而不纯）之说”。韩愈这个人的性格很有意思，他虽常遭人非议，可遇到像张籍这样性情相投的人诘难他，却不但不生气，反而回信赞赏张籍说，接到你批评我的信更加激起我和你交朋友的心愿。心情轻松像久病初愈，舒畅地像经受酷热的人沐浴清凉的风。他为自己辩解说：我这是在开玩笑说事，与说酒色下道不一样，“似同浴而讥裸裎（裸体）也”[12]。意思是说，洗澡人人都要裸体，而你却讥笑裸体。《诗经·风·淇澳》说：“善戏谑兮，不为谑兮。”意思是说，言谈风雅，妙趣横生，从没有粗野的举动。郑玄笺说：“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这是说君子也会时常开玩笑。韩愈认为，商量讨论时不能心平气和。《新唐书·张籍列传》说：“籍性狷直（耿直），尝责愈喜博塞及为驳杂之说。议论好胜人，其排佛老，不能著书若杨雄、孟轲以垂世。”[13]但这些并没有妨害韩愈和张籍终生的交往。

《毛颖传》模拟司马迁《史记》的列传，故事是虚构的，背景材料是文献典籍，笔法和为文形式是古文体。“俨然就像司马迁的手笔。司马迁是立志要以文学家的生动笔触来传历史人物，韩愈则是故意要学历史学家的严肃口吻来写戏谑文学。”[14]童第德对这个问题有一段论述，写得比较中肯。童第德说：“按鲁迅先生说：‘设幻为文，……以寓言为主，……而无涉于传奇。’此文正是设幻为文，是寓言，仍是古文而不是传奇。当时传奇文和古文的区别是：传奇以演述富有情节的故事为主，铺叙要细致，文词要浓艳，不妨兼用骈句来表达情感和描写景物。这却是古文家所反对的。古文家也不妨设幻为文，但要以寓言为主，叙述要朴素简洁。所以李肇说：‘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真良史才也。’（见《国史补》）说高，说良才，正就是古文特有的风格，和传奇截然不同。”[15]元稹和韩愈、柳宗元是同时人。鲁迅说：“稹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元和体。然所传小说，止《莺莺传》一篇。”“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16]《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描写了元稹与莺莺的感情故事，是一篇典型的传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甚大”。我们把《莺莺传》与《毛颖传》放在一起，孰为寓言，孰为传奇，一眼即明。说到寓言，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的确立者，韩愈只是借古文用寓言说事而已。无论从语言和情境构拟来看，柳宗元寓言对人产生的震撼效应，是韩愈没法相比的。

柳宗元为《毛颖传》正名

柳宗元贬来永州的前几年一直与外界断绝音信，这期间，他时常听到一些南来永州人议论《毛颖传》。这些人举不出具体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以为怪。这越发引起柳宗元的注意和好奇。后来柳宗元从杨诲之那“索而读之，甚奇其书，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可柳宗元说的“怪”与那些南来人不一样。柳宗元认为《毛颖传》多变，是一篇奇文;它的气势一扫唐时的陈腐文风，是破俗之文。而那些南来的凡夫俗子，因循守旧，只会模仿剽窃，其东拼西凑写出来的文章，像一堆“肥皮厚肉”，没有什么内容，也没有什么品味，干巴巴的，只有几根筋骨。柳宗元说，这些不懂文章的世俗文人“大笑”韩愈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柳宗元意识到，这不是一篇文章的小事，他“恐世人非之”，影响正在兴起的古文运动，于是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17]（以下引文均见于此）进行辨析。柳宗元说，自古圣人就不罪（嫌弃）俳。“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原本是古时艺人取悦人的东西，引之为文，把游戏取笑的诗文称之为俳体。柳宗元认为，讥笑戏谑为文是数典忘祖，是对历史的无知。他举《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这是赞美开玩笑让人舒畅、快乐）和《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证之。《滑稽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内容都是为善于说笑、演唱、歌舞的所谓“下等”人立传。柳宗元说这些都是“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列举事例，讲述“有所拘（拘束）”“有所纵”的道理，借之来肯定戏谑的作用。他还用不同美食适宜不同人口味，说明文章的多样性。柳宗元在文章里也戏谑了一把，说韩愈作《毛颖传》不过是如《诗经》所说开了个玩笑罢了;不过如《礼记·学记》说的那样，要会休息，会游戏，不能太拘束了。柳宗元说韩愈作《毛颖传》是拿“六经”里的奇异的滋味来满足不同读者的欣赏口味。他在文章里，两次提到为文要“有益于世”。这是柳宗元律己化人、万变不离的用世准则。柳宗元认为，凡不益于世用的，圣人之道可废，反之，有益于世，滑稽戏虐亦不为非。世上没有千古不变的为文之制。柳宗元在文章收尾时说：韩愈《毛颖传》是“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这是柳宗元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所要表达的主旨。柳宗元说，《毛颖传》是韩愈在发泄他心中郁积的苦闷，求学的、做学问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勉励，这是有益于世的事。吴文治在《柳宗元诗文选评》说：“真一言九鼎之文。”柳宗元当时身处贬境，宛同异世。这之前，还为参加永贞革新运动，遭韩愈的诬陷。但关键时刻，柳宗元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强烈地发声声援韩愈。这是柳宗元以古文运动的大计为念。柳宗元从不以私害义，一生都没有违背这一做人原则。柳宗元喝斥那些墨守成规喜好鸡毛蒜皮的人，要他们收起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别在这上面劳神了。韩愈作《毛颖传》和柳宗元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是唐代当时的一件大事情。它廓清了古文运动的道路，这在唐代有划时代意义。柳宗元以“有益于世”来论说文章，成了为文和用世之道的不二法门。它冲抵时弊，开创了为文的新局面。

注释：

[1][2][3][4][6][10][12]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第437页、438页、442页，第439页，第181页，第176页，第182页，第193页。

[5][17]转见吴文治：《柳宗元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第266页。

[7]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8]《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04页。

[9]《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11]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13]《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66页。

[14]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5]童第德选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3、65页。

作者：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