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四川女性文学形象

摘   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巴蜀位于西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地域文化，影响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作家的写作风格。他们笔下刻画出了独具巴蜀特色的女性形象。成都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带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反抗权威与追求自由的勇气以及新旧观念的矛盾，凸显出在巴蜀地域文化的熏陶下，四川女性独有的特色——大胆、泼辣、开放、自信，敢于追求自己的情感生活。

关键词：地域文化;巴蜀;李劼人;女性形象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更加关注从“区域文化”这一新视角来研究文学。怀特曾说：“每个人都降生在限于他而存在的环境之中，这一文化自他诞生起便支配着他，并随着他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和工具。”[1]地域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既影响作家的风格，也决定了该地文学的风貌。巴蜀地域位于西南一隅且四面环山，成为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从而形成了不同质态的巴蜀地域文化。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四川作家群，刻画了许多深刻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四川女性形象尤为独特。这些女性具有鲜明且独特的个性，既不同于旧式闺阁女性，也不同于新式知识女性，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一、李劼人书写的地域文化背景

李劼人作为生长于巴蜀大地的乡土作家，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了巴蜀地域文化的规范并通过它进行书写表达。所以研究李劼人书写的地域文化背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南一隅的巴蜀风貌

巴蜀地区位于我国西南一隅，封闭是其自然地理特征。巴蜀虽然处于“四塞之国”，但文化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蜀国三星堆文明，到流传至今的茶馆文化、麻将文化、火锅文化、川剧变脸以及“小家庭”，一脉相承。“巴蜀社会竟然存在着一种消解宗族文化的机制。父子联系相对松散，家族关系相对浅薄，这是巴蜀历史的重要现象。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结构不同，巴蜀地区的家庭常常以夫妻为主轴。”[2]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四川女性更加具有独特性，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为女性提供了较多的自由空间，为她们性格的自由发展准备了条件。

（二）道家与道教文化对民风的影响

四川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东汉末期张陵创教传教，由此“道教”在巴蜀之地生根发芽。道教根源于黄老之学，对巴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川学者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诡异、夸张与浪漫，正是道教文化的源头、神仙观念的起点。[3]这样的氛围孕育出如今巴蜀人民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老子说：“君子不器”。巴蜀人民从来是“不成器”的，有俗话说“少不入蜀，老不出川”。天府之国，乃安逸之都。

巴蜀地域闭塞加之道教、黄老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礼教的力量在这里最弱。由于这样，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便渐成为巴蜀文化的一个内核。巴蜀远离中央王权宗族制度的强力制约，处于亚文化地带，三星堆、金沙以人物造型为主即是最重要的证据。老庄思想讲求“知足常乐”“心态悠闲”，所以四川尤其在成都，茶馆几乎到处都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下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四川女性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性格”。

（三）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四川女性“文化性格”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巴蜀地域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与中原大地有差异，所孕育的人民也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性格，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性格”。巴蜀地处亚文化圈，远离中央封建集权，相对来说民风较自由，男女尊卑观念较弱，女性在四川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她们展示出四川女性的个性、自信与魅力。如以女子之身跻身战国七大富豪之列，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的巴寡妇清;唐代诗人元稹《寄赠薛涛》提到的文君与薛涛也是巴蜀女性。蜀地卓氏寡女亡奔相如的故事，千古流传。卓文君直爽，不拘礼教，向往自由和爱情的个性影响了两千多年来四川女子乃至四川人的性格和精神。

二、李劼人书写的四川女性的形象特征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他作为一名地道的成都籍作家，以成都为大背景写出了许多长篇巨作。在其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有四部长篇、四部中篇以及三十余部短篇小说问世。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大河系列”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及《天魔舞》。

由于李劼人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留法经历，他对女性持有肯定而颂扬的态度，在书中形成了特有的女性观，也创造出了一系列“李劼人式女性形象”，比如《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刘三金，《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黄澜生太太、龙幺姑娘以及《天魔舞》中的陈三小姐、唐姑奶奶。学界对李劼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产生过分歧，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改革开放时间点为分期，一种是之前的研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阶级和道德的眼光来批判;另一种是新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站在人文主义关怀的角度，挖掘其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赞美原始人性，以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

从李劼人的“大河系列”三部曲和《天魔舞》中可发现一些饱满的女性形象。她们根据所处社会阶层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层，即生长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优渥的女性，比如《大波》中的黄澜生太太、《天魔舞》中的陈三小姐、唐淑贞;第二类是中层，即生活在乡镇，谈不上大富大贵，但生活还过得去，且教育水平不高的女性，比如以农家少女身份来到天回镇当上了杂货铺老板娘的蔡大嫂;第三类是下层，即社会地位比较卑微的女性，比如《死水微澜》中的妓女刘三金、《暴风雨前》中在下莲池当暗娼的伍大嫂、《天魔舞》中庞家的祝奶妈。李劼人从社会阶层的三个层面对女性进行了深刻而饱满的描写。在李劼人笔下，她们绝非简单二元对立的“好人”或“坏人”，她们都是世俗间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女人。这便完整地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成都）女性的风貌特点。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是指以女性的眼光对自身探究，竭力地从男性的阴影与秩序中剥离出来，进而还原女性的自我本质。[4]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的主体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他者”意识下不断苏醒的，即逃离男性的掌握，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活。在李劼人笔下的女性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身体审美意识的觉醒，二是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

1.身体审美意识的觉醒

在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体被厚重的衣服所包裹着，尤其是清代的服饰，直筒大褂直接遮蔽了女性婀娜的曲线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文化不断侵入，四川女性又善于快速吸收和容纳，便逐步有了对自身身体审美的意识。为何四川女性善于快速吸收和容纳新事物，这便要从巴蜀地域移民史说起。从秦代“万家实蜀”开始到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四川在历史上出现多次移民高潮，成为远近闻名的移民省份。历史和事实证明，“四川这个人口大省是历代移民不断填充的结果”[5]。四川作为移民大省，各种异质文化激烈碰撞进而不断兼容并包，乃至快速吸收和融合。“不排外”成了巴蜀地域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征。在《死水微澜》第一部分序章中描写到蔡大嫂不同于一般乡下女人，她有着出众而俏丽的打扮。当“我”的大姐问起她这样的打扮是从哪里学来的，蔡大嫂笑道是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时，看见一个洋婆子是这样打扮的便学会了。[6]由此看来四川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审美意识是不断觉醒的，并且善于吸收，与时俱进。

《天魔舞》更是大胆地描写了陈三小姐的外貌穿着：“那女的看来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全身肌肉是充分发育了的;一件白底蓝花印度绸长旗袍，紧紧绷在身上，一对高耸的奶房，不消说几乎要突破了那纺织得过细过薄的绸面，就连内面白绸衬裙的褶子，也显然的摆露在并不太细的腰肢部分上。”[7]这样的描写便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由于新思潮的传播，四川地区的女性开始注重自身美的追求，表现新女性的曲线美，而不是像以前大袍子下面羞涩遮掩。“例如女人之电烫头发，无袖无领的衣衫，乳衬、乳罩、三角裤，以及便于在脚趾甲上搽蔻丹的空前绝后的皮条鞋”[8]，“像这种打扮，这种动作，如其在十年前，岂但要被官府悬为厉禁，就是无论何人，只要说一声有伤风化，打死他！然而现在不管是顽固守旧的老太婆还是老头子都不会看作妖精，甚至是少见多怪的乡野丫头也不会觉得吃惊，只是羡慕这摩登太太穿得好，打扮得妖艳。”[9]无论是乡野丫头还是都市大小姐都对自己的身体审美不断关注，表明四川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2.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

在李劼人笔下，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把自我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去思考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做出与自我利益相关的选择，甚至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1）自主选择人生

从古到今多数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选择权多半是掌握在父母手中，美其名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有一出生就被卖去别家当童养媳的，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但在李劼人笔下的乡村少女邓幺姑却有着明确的人生计划和目标。她受韩二奶奶的影响，特别向往都市文明，执意想着跳出农村。她想离开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向往城市的生活，从乡村嫁到天回镇当上杂货铺的老板娘，到做袍哥大爷罗歪嘴的情人，再到做了顾家少奶奶。这一步步都是她自身的选择，并且为了实现这个价值不断努力。蔡大嫂有着自己的思想，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四川女性的性格受到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

（2）情爱的选择与实现

中国古代社会很注重女性的贞操观，如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女贞”“女德”。胡发贵在《痛苦的文明——中国古代贞节观念探秘》中考察了贞节观这一观念的内涵。他觉得封建的贞操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是一女不伺二夫;第二是女子要洁身自好即彻底杜绝一切非婚姻的性关系;第三是性羞耻（性肮脏）并认为贞节与贞洁、贞信、贞操同义。[10]

纵观蔡大嫂，她的言行乃是逆天下之女性贞洁观而行。第一点，一女不伺二夫。在小说中蔡大嫂的身份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农家少女邓幺姑，到天回镇的老板娘蔡大嫂，再到袍哥罗歪嘴的情妇，最后摇身一变为城里的顾三奶奶。当她嫁给了蔡兴顺之后嫌弃丈夫的懦弱，明目张胆地与丈夫的表哥互通私情。当罗歪嘴外逃，蔡大嫂又再嫁给了罗歪嘴的死对头顾天成。在传统道学家的眼里，二嫁的蔡大嫂就是一个不遵守妇德、品行不好的女人。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为了生计被迫改嫁，一辈子过得诚惶诚恐，生前把所有积蓄拿去寺庙捐门坎，只为了“赎罪”死后不被两个丈夫争抢。相比较蔡大嫂改嫁了顾天成之后，别人质疑她的品行，她回道：“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洋教的，有钱有势的，为啥子不嫁？”[11]其实从这些言语不难看出这便是她的人生处世哲学及追求的目的。巴蜀地域自古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讲求自在逍遥、快活处事。如果将一个女性不再放在贞操观念上点评，而置于人本位上，蔡大嫂不过是作为一个女性依照自己内心的需求去生活，甚至她的思想可以理解为现代女性解放的先驱。可是为什么蔡大嫂一个没有怎么进过学堂的人，能有自我女性意识的觉醒？这自然得益于巴蜀地域文化的潜移默化。著名剧作家徐棻据川剧传统剧目《目连救母》改编的《目连之母》一剧中也生动地刻画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四川女性——目连之母刘四娘。刘四娘不惧改嫁之后下地狱会被两任丈夫分身，执意改嫁，不后悔勇于追求现世的幸福，不向封建礼教低头认错。她大胆、开放且坚毅的个性，即是在巴蜀地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化性格”。

第二点，在古代的观念里，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女性的身心都得为男权服务。然而蔡大嫂把“三从四德”视如粪土。蔡大嫂羡慕娼妓刘三金“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虽说是人不合意，总算快活过来，总也得到过别一些人的爱”[12]。她纵然身为老板娘，生活看似体面，但内心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她对刘三金坦露心迹：“不要说太太奶奶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这样的人，也比我强。”当她遇到欢喜的罗歪嘴，当着丈夫的面与情人言欢，旁人指指点点时，她说：“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过下子，死了也值得。”李劼人描写这位女性并不是带着嘲讽的态度，相反是站在人文主义关怀的角度，肯定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女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