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西康：民国时期刘文辉治康方略述论

摘   要：刘文辉的治康方略包含建省、经边、对藏三个层面。争取生存权是建设新西康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发展经济、加强民族联系、促进边民教育、健全基层组织、培训干部、澄清吏治、加强西康与中央及四川的联系等是建设新西康的主要内容。在经边方面，刘文辉采取“三化政策”和“因教制宜”原则。政治吸引、宗教联系、经济运用、军事戍防则是刘文辉对藏工作的主要策略。这些治康方略的推行，稳定了刘文辉在康区的统治，促进了康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康、藏关系改善，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刘文辉;康区;建省;经边;对藏

从1928年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职兼领康区到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前后十余载。在此期间，康区历经诸多政治事件和战事冲突。为了应对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康区本地政教势力、社会舆论等挑战，刘文辉陆续提出“以政翼教，以教辅政”以及“三化政策”等治康理念，康区政府的威信逐步树立。西康建省后，作为新的行省，西康省脱离了所附庸的四川，具备了行政上的主体性。西康省的建立需要团聚一种新的省籍认同，承载着长期抗战、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新使命，并赋予国人新希望，因此西康省又被称为“新西康”[1]。刘文辉的建设新西康方略用意深远，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宏大。目前学界对刘文辉治康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但难以窥其全貌。本文拟从建省、经边、对藏三个层面切入，对刘文辉治康方略进行整体考察，以进一步在宏观上把握刘文辉治康思路与实践脉络。

一、刘文辉建设西康省的基本思路与政策措施

（一）重视民生问题。自主政康区后，刘文辉“即感觉本省过于穷苦，民生过于艰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有生之苦，而无生之乐”[2]。鉴于此，西康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其一，免税裁捐。1935—1936年减免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5县全年度的地粮牲税，巴塘、理化、瞻化、雅江、德格、白玉、泸定7县减免五成，九龙、邓科、石渠3县减免三成。其二，减轻乌拉差徭。“康民支应地方政府机关学校之柴（供燃料）草（供饲料）汤（供茶水）打（供打扫）诸役及其他杂差，较之以牛马支应驮运，尤为繁难，人民叫苦尤深，业已通令废除，不准催支。……更实施差徭监察制度，取缔冒滥，严禁占支过站，及短给脚价等项”[3]。其三，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40年，刘文辉下令在康定北门营盘街建立西康省立医院。1941年12月医院建成后，“业务发达，逐日门诊，均有应接不暇之势。住院治疗，亦时有人满之患。积年工作，已深入康民心理，向之不愿意种放牛痘、预防注射及施行手术者，今皆逐渐信仰，接踵就医”[4]。1941年10月在巴安、甘孜建立卫生院各1所。[5]其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西康省政府成立后，刘文辉实行以农业发展工业、以民生工业支持国防工业、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等经济建设方针，设立毛织、制革、酒精、造纸、化工材料等工厂;鼓励移民垦殖，开办泰宁牧场等;开发矿藏;修筑川康公路，改造泰丹、雅康等驮道;发展合作社事业，保障投资。[6]

（二）促进民族联系。刘文辉认为，西康各民族之间“所以造成不相了解之原因，不外‘语文扞格’与‘缺乏接触’两项，此两项乃为本省各民族真正不易联系之焦点”。其中，“语文扞格”，几乎为一切隔阂之源，确乎够得上为各民族不易联系之焦点。同时，康区各民族“之所以无坚强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此之间不大相往来，或根本不相往来，既无接触，焉有感情，既无感情，焉有联系”[7]。因此，刘文辉把“加强民族联系”列为建设新西康的六大任务之一。为了促进康区民族间的联系，西康政府积极引导族际经济交往，开办藏族小学、边民学校、藏族师资训练班等，为汉藏语文交流奠定基础，鼓励汉人入康考察和康民进入内地观光，“期由人物之接触，发生相互之了解，进于感情之投合、联系之坚强”[8]，通过筹办五明学院，加强文化交流。刘文辉亦倡导康区汉藏通婚，认为这种办法是打通各民族扞格最有效的方法。[9]同时，加强民族联系需要树立民族平等和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理念，并实施“三化政策”。刘文辉指出，“西康民族复杂，并不是弱点，只要为国家善于运用，反而转成我们的优点。我们谈及建设新西康，这个心理上的大敌，确是必须打破的”[10]。

（三）发展康区边民教育。刘文辉将发展边民教育作为培养民众“知识力”的主要途径。1939年7月，西康省政府在康定成立边民教育委员会，1942年7月1日改组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康区教育中，寺庙僧侣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民国时期，康区有藏传佛教寺庙300余所，僧侣40000余人，他们大都不识汉语文，但却有广泛号召力。“喇嘛说不可者，官府不能强其可”;“喇嘛说可者，官府不能强其不可”。于是，刘文辉“先行对这大批僧伽，灌输以国家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观念，然后凭他们宣传之力量，传播于民众”。1942年，西康省政府制定推进边地寺庙教育暂行办法，“令饬各省小、各县府，就各寺庙张贴抗战漫画、汉藏文壁报，利用集会、神会、讲演推进汉语运动，并与各大喇嘛寺之格西或堪布等商办汉藏文短期学校”[11]。康区教育存在教材与生活脱节、教师不谙藏语文、民众居处不定等情况。为此，刘文辉采取了下列针对性措施：1.编订特种教材，“务求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彻底联系，充分利用边区乡土事物和自然环境资料”[12]。2.编写汉、藏双语对照课本。3.在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附设特种师资训练班，培养康区的特种师资。4.在中级学校酌设方言课程。5.实施流动教学制。“康区儿童，或者幼即入寺为僧，或者逐水草转移，均难强其入正式小学读书。兼之人口密度过小，一村之中，学龄儿童多则七八人，少则二三人，设立学校，则深感名额不足，不设学校，又有失学之虞，解决之道，自然只有采取‘教育送上门’的办法”[13]。

（四）健全康区基层组织。为加强对康区土司势力的控制，自1932年起，刘文辉令驻康所部将康区土兵一律改受24军指挥，并另委名义，计有人、枪、马匹各500以上者委为营长，各200以上者为队长。道孚、炉霍等县土兵较少，均系队长，甘孜、德格系营长，而以德钦汪母所领土兵力量较大。该措施实行以来，地方安靖，民无惊扰，颇有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新县制。新县制的主要使命是提倡地方自治，使民众得以自行组织政府，扩大民众参政机会，促使宪政之推进。[14]西康省的工作重点就是“以培养生存力为重心之地方自治”[15]。西康省政府通过推行新县制，完善基层组织，搞好地方治安，扶植康区民众自治能力，以排除土司等封建势力的影响。康区新县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人民的组织力、知识力、生产力、生存力。在新县制的框架下，“加紧组训民众”是培养新西康生存力最主要的两点之一（其中一点为发展保健事业），也是建设新西康的“六大任务”之一。

（五）注重康区干部队伍建设。1.训练行政干部。训练干部是刘文辉建设西康省的三个着手点之一（另外两个为“转移社会风气”“健全基层组织”）。[16]1938年，刘文辉在康定开设县政人员训练所，受训学员613名，分发各机关服务，大都操守清廉，勇于担当。[17]1939年，刘文辉在汉源场创办两期保训合一训练所，训练地方基层干部近2000人，充实了乡镇组织，并将之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基础，以树立新西康政治建设的基石。[18]

2.彻底澄清吏治。吏治问题对于康区工作至关重要。冷亮认为：“藏事败坏之由来，由于英帝国主义之侵略者半，由于吾国边疆官吏之腐败者半。”[19]康区“贪官污吏之重重剥削，实足以激成边民之反响，康藏纠纷历久不解非无故也”[20]。这正如唐柯三所云，“康事之坏，半由地方不肖官吏所酿成”[21]。康区吏治腐败与军政不分有密切关系。“西康虽昔为边防军事要地，而并非独立之行政区域，故其政治常附属于军事”。清末以来，赵尔丰、尹昌衡、张毅、殷承、陈遐龄等“皆以专征之将，兼摄康政”，“故以西康之过去论，实军事之关系特重，而政治之设施较少也”[22]。防区制在四川形成后，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司令部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本人。在政务处方面，军长有权任命县长和县政府各科室的负责人，这是军司令部把权力扩大到防区内下级组织的一个重要办法。防区制的这种特性使得防区内的文官制度窒碍难行。特别在物资给养贫乏的康区，“行政官吏多出自防军旧故或书录参副，专以搜刮为是，不知其他”[23]。因此，澄清吏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政与军事的分离。但由于当时康区军事活动频繁，“其不能不趋于武人政治者，势也。军人政治之结果，其才不才不问也，其贪墨虐民不问也，其成绩何如不问也。民不见德，为贪是闻”[24]。同时，吏治、军纪问题也与治边经费密切相关。这正如管文阶所云，康区“边政之败，率由官邪，官之失德，俸给过薄”[25]。吏治的清廉与否关系到人心的向背。“西康目前之最关重要者，除防务外，厥为吏治”[26]。而“要建设人民康乐的新西康，首先就要解除西康人民所受的三重压力。哪三重压力？一是土劣的流毒，一是员吏的压榨，一是喇嘛、土头的压迫”[27]。刘文辉认为，西康省的吏治“如果更加彻底澄清，则民国七年所失金沙江以西之十四县民众闻风归慕，将来收复，当然不成问题，此关建省前途，殊属不小”[28]。

（六）加强西康与中央及四川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力、政治与军事的互助力、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力、西康与四川的联合力是建设新西康的四大着力点。[29]刘文辉认为，“清廷对于赵氏信任如此其深，爱护如此其切，实由认清康藏问题的严重性。……转入民国时代，国内政争激烈，中枢主持人每顾目前，不计将来，以为边疆细微之事，非属切身利害，往往忽略敷衍”[30]。事实上“西康问题，决非西康本身所能解决，必须邻近省区之彻底合作，加以中央能有具体方策之指导，则成功庶可期也”[31]。西康与四川在历史、地理、人事诸方面均有紧密联系。自赵尔丰至殷承，系以四川经营西康。建设新西康离不开四川援助，“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建设的两个基本条件不够──一是‘人’，一是‘财’，把四川联住，才能补救我们这两个缺点”[32]。

二、刘文辉经边与康区的民族、宗教政策

（一）实施“三化政策”。“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之政策，是刘文辉“从中国几千年来经边政策失败的教训中，加以十余年来治边的经验，所研究出来的一部经边方案” [33]。刘文辉认为，赵尔丰的经边政策“偏重武力，操之过急”，“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因此，在筹备建省时期（1935年—1938年），刘文辉“就很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本‘为政以德’的原则，与康人相见，并尽量发展边民教育，期其发生同化作用，得到逐渐进化之目的”[34]。“三化政策”既是加强民族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治理康区边民的新方案。边民特指生活在边区的少数民族，边民中的“民”字系为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之意。[35]“三化政策”的“最高理论就是‘仁’的哲学——对‘边民’一视同仁，使各族融为一体，各人各尽其才”[36]。德化政策侧重于“攻心”。[37]德化的反面是威服。“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同化的反面是分化。“以夷制夷”的传统治边政策“在良心上有所不安，在道德上有所不许，在国法上亦所不容”[38]。进化的反面是羁縻。“若仍用羁縻政策，则今日之羁縻政策即成为愚民政策中之至愚者”[39]。刘文辉认为：“以往的经边政策，在整个政治思想都是消极的大前提之下，因此也就无不消极……今日之政治趋势，已由消极的变为积极的，如仍沿用以往的消极政策，绝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绝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40]

（二）“因教制宜”。藏传佛教在康区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佛教“几乎成了康人血系中遗传的因素”[41]。

“因教制宜”是刘文辉在总结清末赵尔丰治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刘文辉称，赵尔丰“所罗致之人才，虽多热心殖边之士，而独少对于西康宗教具有真知灼见之人。”[42]刘文辉治康时期，以维护佛法、整饬教规为重要政策，明令取缔喇嘛违反教规的各项行为，召集僧伽代表会议，宣布治康政见，对于藏传佛教“既不恃武力，亦不假权术，惟知开诚布公，因势利导，力谋政教之协调合作，以纳民于轨范”[43]。西康省成立后，刘文辉遴选康区南北两路高僧大德充任宣化师、辅教师，负责督导，以收民族团结、政令易行之效，并筹备成立五明学院，在汉藏教理院聘请德高望重的阿旺堪布担任五明学院院长。五明学院通过培植康区各教派的佛教人才，借此统一西康省境内佛教，以便为政治服务。[44]同时，刘文辉还设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处理各教派、寺庙、僧俗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他还通过西藏一些高僧大德，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三大寺布施，借以加强政治联系。[45]这些措施缓和了西康省政府与藏族土司、头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