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记》的地理关系与精神困境

摘   要：在《云中记》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在现代化科学与古老传统信仰之间徘徊不定的情形。像云中村这样的古村落中的人们在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以及大灾难之后，便普遍陷入一种精神困境。从《云中记》的地理关系与精神困境入手，从文地关系、人地关系和神地关系三个方面来看小说所展示的民族精神困境，可以读到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间人物的精神变化，以及灾难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摧毁，进而认识到造成这种精神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云中记》;地理关系;精神困境

阿来的《云中记》是安多藏区灾害文学的核心表达和卓越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云中记》集中地展现了后灾害时期的藏地作为地方性空间的整体性和独特性，释放了藏地的空间内蕴。它以讲述藏族故事的方式传达与地震息息相关的共通性的人文关怀，并最终跨越民族与地域，借此“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1]

《云中记》通过祭师阿巴的讲述与回忆描述了一个藏地古村落的兴起与消亡。《云中记》以5·12大地震为着眼点，但不局限于地震给人带来的伤害，而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展现了以祭师阿巴及其外甥仁钦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困境。

在《云中记》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主要人物阿巴和仁钦为例，二人的精神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及大地震前后都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在现代化进程与古老传统信仰之间徘徊不定。它反映出像云中村这样的古村落中的人们在经历了现代化以及大灾难之后，普遍陷入一种精神困境。而这样的古村落则为《云中记》的地理关系与精神困境的阐释提供了可能。

一、文地关系：《云中记》的地理背景与人物原型

阿来故乡阿坝州地震、山地灾害频发，尤其是因为处于喜马拉雅弧与缅甸弧交汇的地震带上，20世纪后半期甚至几乎每年都会发生1次4级以上的地震。[2]2008年的汶川地震，激发了作家们表达情绪的创作冲动，但却鲜有看到沉淀之作。

作为一部与“5·12”大地震相关的小说，《云中记》是在大地震发生十年之后才面世的。阿来说：“5·12以后，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里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急切地想写点什么，表达点什么。”[3]在别人争先恐后赶在第一时间记录灾难，发表作品的时候，阿来却将关于大地震的写作计划搁置。直到2018年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当听到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时，阿来“突然泪流满面”[4]，十年间的一幕幕如电影般在心头闪现。他立即终止了其他写作计划，开始写作《云中记》。

《云中记》是阿来献给5·12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阿来以一个祭师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写作的出发点，创造了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消失的村落。小说通过能够照顾逝去之人灵魂的祭师阿巴的视角，再现了地震发生时刻地动山摇的毁灭性场景，看到了凡人看不见的生灵，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

祭师阿巴在云中村即将坠入岷江前，仍然坚守信仰、乡情与人情，宁愿沉入江中也坚持在故地“安魂”。这样一个人，一个村庄的设定，来源于多年前阿来的朋友给他看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羌族的巫师独自在村子里作法的照片。在整个村庄面临搬迁之际，巫师为村子里死去的同胞送去了最后的安慰。羌族与藏族是阿坝自治州的两大主体民族，但对于阿来来说，他更熟悉的是藏族的文化、历史和生活，于是他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一个虚构的藏族村落上。郑少雄认为，《云中记》中的藏族祭师阿巴的原型“最有可能是”羌族释比王明杰、杨贵生。

云中村的山川草木、小鹿旱獭、狐狸雨燕和猫头鹰的梦境都牵动着作家的心弦。正如评论家程德培所言，阿来创作体现了一以贯之的“自然的力量”，其“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他眼中人和自然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可能容纳了人类以来的哲学，也容纳了人类以来的诗歌和文学。”阿来自己也觉得《云中记》比“山珍三部曲”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思考更加触及到本质。他自认为《云中记》的贡献“主要就是处理和提供了对死亡、对自然这两个方面的新的书写”，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人必须在这个充满灾难的大地上生存”，爱护自然“是一种更根本的宿命论的认识”。[5]

二、人地关系：时空变化与身份悖论

时代赋予人身份。阿来说：“我们在谈论人物的时候，要谈人物和时代的关系”[6]。时代的烙印会打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身上，个体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在《云中记》中，主要人物都因时代的变化而拥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蕴含着不同的精神倾向。

（一）云中村的地理位置与现代化狂欢

小说以云中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波折，体现出在现代化冲击下村庄的生存困境：现代化的强势进入给云中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人们陷入一种狂欢状态。

小说从云中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回顾两方面表现了云中村从外至内的独立与孤立。云中村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坐落在岷江边上雪山半山腰的台地上。小说通过阿巴重回云中村后的回忆，复现了村庄带有传奇色彩的千年历史：祖先阿吾塔毗带领子民由西向东，进入森林，消灭了森林里的土著居民矮脚人，从此云中村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分化出云中村以外的六个村庄;但这六个村庄因为在宗教信仰上改苯教为佛教，便不再被云中村人认可。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块台地上”[7]的云中村，有着容易被忽视、被遗忘的意味。“半山腰上突出的台地”这一设定也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云中村终究要消失于滑坡中的命运。从演化历史来说，从云中村分化出的六个村庄因为改变了信仰，云中村人就“不认为和他们同为一族”[8];小说中也多次提到阿巴与江边村的云丹因为信仰问题而争论。信仰上的不同从内部表现了云中村的人们在精神上自成一体的孤独。

但云中村的孤立不是永恒的。现代化的到来对传统造成冲击，使得云中村这个原本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整体，开始从外至内地被解构。现代化的到来给这个古老的村庄注入了狂欢的催化剂。这种狂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人们对现代化机器表现出兴奋与狂热以及电在云中村从无到有、失而复得的过程牵动着祭师阿巴的人生。

其一，当机器这一外来新事物出现在古老的云中村时，引发了狂欢式的反应：“肥沃的黑土在犁头下波浪一样翻卷。拖拉机声响巨大。石碉发出巨大的回声，红嘴鸦群惊飞起来，惊惶地叫唤”[9]。当人们处于兴奋的情绪中时，眼里所看到的事物也披上一层兴奋的外衣。“很重很珍贵的”水轮机在村子里停留了一天，面对这一新事物，大家“像敬神一样绕着走了一圈又一圈”[10]，而像警卫一样的阿巴则因为享有擦水轮机的“殊荣”成为全家人的骄傲。他的一句“只许看，不许摸”[11]如同口号一般四处流传……在那个“凡是新的就是好的”[12]的时代，机器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面旗帜，插在了云中村的土地上，也插进了云中村人心里。

其二，电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能源，在云中村经历了从无到有，失而复得的历程，而主人公阿巴的人生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他成为发电员时，“阿巴跟着奔涌的水流奔跑。身后，是云中村的少年和青年在跟着奔跑”[13]。人们试图用最原始的方式去丈量这种新能源的速度，而阿巴是那个跑在最前头的人。他激动得“身体触了电一样震颤不已”[14]。而阿巴的人生更是从此之后十几年都与电难解难分：发电员是他引以为傲的身份，但正是由于这份工作，他在一次滑坡事故中随水电站一同坠入了江中，人生进入了混沌期。巧妙的是，他从混沌中醒来的那天，正是受到云中村第二次通电的刺激，这可以看作是十几年前狂欢的延续。

现代化的进入消解了云中村的自成一体。这个村庄越来越紧密地与外界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再孤立，也不再完整。在“原先的‘共同体’向‘社会’转化”[15]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除了要承受狂欢，还要遭遇身份决择的两难。

（二）阿巴：两间徘徊的“上一代”

祭师阿巴是小说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阿巴是发电员，是祭师，也是非遗传人。在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中，阿巴变换着身份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他的精神世界也纠结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一，阿巴拥有现代化的身份。阿巴13岁时上了农业中学，后来成为云中村的第一个发电员。其“现代人”的身份在古老的云中村显得独特而令人振奋。阿巴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所从事的现代化工作是他现代化身份的名片。

但现代化的身份并没有一直在阿巴身上延续，他在一次滑坡事故中随水电站一同坠入了江中，几乎失去生命。当阿巴醒来时，发现“熹微的晨光是灰色的，周遭的一切也都是灰色的”[16]。“他吃惊地看到自己身体上除了灰色细腻的泥浆，就什么都没有了”。“阿巴赤条条地站在那里，身上居然没有一道伤口”。[17]阿巴如同回到了人类初始时的混沌时期，这也寓示着他将与之前的人生告别，试图回归传统。

水电站的陷落暗示了传统对现代的反拨。但阿巴醒来却是受到云中村第二次通电的刺激：在醒来前夕，法铃的袅袅余音在阿巴的脑海里亮起一团微光，“这灯把他里里外外都照亮了”[18]，这说明阿巴作为一个个体，并不能摆脱现代化的影响。阿来这样处理一方面弱化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他本就无意制造二者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表现了阿巴内心深处的困扰。

第二，阿巴拥有传统身份：祭师。阿巴作为云中村的一员，信仰苯教，敬奉云中村的祖先阿吾塔毗;此外，阿巴是祭师的后代，他在经历了颇多曲折之后成为祭师。在云中村传统的文化体系中，这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身份。在阿巴的这一身份背后，父亲是一个颇具深意的存在。一方面，父亲的祭师身份对于阿巴来说，代表着传统的生命线得以延续的可能性——儿时来自父亲的启蒙是他后半生与祭师身份纠缠的源头;另一方面，父亲在云中村的现代化建设工程中意外死亡，则代表着现代化对传统强势的、残酷的冲击。这对于阿巴来说几乎割断了他作为祭师之子与传统的直接联系，暗示了传统的生命线断裂的危机，也为阿巴成为祭师的道路之曲折艰巨埋下了伏笔。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身份，则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非遗传人是阿巴的祭师身份在现代社会合理化的标志。这似乎意味着现代对传统的接纳与认可，但实际上却充满对祭师这一角色的合理性的怀疑。祭师的职责是安抚鬼魂，礼祭山神，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里，人类学教授却说对于鬼魂应该“扬弃”，作为祭师的阿巴“也没有觉得这个扬弃有什么问题”[19]。而这一培训的目的，也只是作为一种旅游项目，阿巴依旧是在现代化的裹挟中被动前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阿巴，终其一生都没有把这个名称说完整过。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阿巴内心对这一身份的不认可。这一身份与传统祭师身份之间的差别与联系使得阿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他以非遗传人的身份作为回到云中村的借口，但他却在回归之后一直致力于脱离这一身份而成为真正的祭师。

在随云中村一同滑落的过程中，阿巴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与传统身份有关的人生经历。他在幻觉中看到了好多个自己：听了鬼故事被吓到的自己，第一次看见父亲举行祭祀仪式的自己，滑坡后死而复生的自己以及成为祭师的自己;但却没有作为云中村第一个发电员的自己——尽管那曾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自觉伟大的时刻之一。这体现出他回到云中村以后在行动上对现代化的刻意回避而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了精神上的自觉。这是阿巴挣脱困境的方式。

（三）仁钦：出走——归来的“下一代”

除了阿巴之外，《云中记》中还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仁钦。仁钦的人生轨迹是一种出走—归来的模式。出走是指仁钦作为个体在人生经历上、思想上、心理上与传统的云中村人有着很大差别。他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从事现代化社会的政府工作。这一点与阿巴是相似的，但现代化的程度不同。

仁钦代表的是与阿巴不同的一代人。他的童年没有经历过阿巴那样“不怕鬼的故事到底意味着有鬼还是没有”的困惑。他的困惑是既然门能从外面打开，为什么还要从里面锁上——这是仁钦对云中村的古老传统提出的疑问。他远走求学，又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云中村。在大地震发生之前，仁钦与云中村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的。

但无论如何，仁钦的出走都是不彻底的。阿来赋予了仁钦一个很特别的出身：私生子。这只有在古老的云中村才不被认为是有违常理的：“云中村不是东边那些沾染汉人习气更多的村子，仁钦也不是村里第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20]。无论仁钦出走多远，云中村的传统都是他原始身份合法性的依托，这也为他之后的回归提供了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