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及其他

摘 要：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涉及李白生平为人及才情评价，表明作者对李白、包括此前文化史上东方朔等“狂士”的心灵相通。当然，苏轼对李白从永王璘事有所误解，实为宋人重传统，轻创新，重正统、轻个性观念使然，但终究因其与李白同声同气，而倾之以尊崇、赞许。

关键词：狂士;失节;东方朔;精神追求

李白与苏轼，同为四川之文化名人。一为川北之江油人氏;一为偏南的眉山著姓（乃初唐显宦苏味道之后裔）。若从时代着眼，李白乃盛唐文化之骄子;苏轼是宋代文坛之巨擘。李白（701—762）生活的时代与苏轼（1037—1101）相距三百多年，看似不能将二人进行并列研讨。拙文则就苏轼所著之《李太白碑阴记》切入，探讨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骘，进而寻索两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巴蜀历史文化名人在政治理念、文化价值、文学思想上的异同，以及他俩在文化史、文学史方面的地位与影响。这当是颇具意义的巴蜀文化课题。

一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是苏轼吊念李白时所作的文章，全文不长，过录于兹，便于检索。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

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

眉山苏轼撰

这篇碑阴记文字不长，不足四百字，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到李白的出处行藏、为人行事、人生大节、才华气势诸方面，值得深入探究。李白的文学成就与社会声誉，是盛唐以降为世人所公认。他以布衣之身为开元之治的李隆基（玄宗）所礼遇，固然有吴筠及贺知章等人的称赏进誉有关，但其超迈群伦的文学成就是其所本，自身价值与人格魅力是毋庸置疑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曾夸誉其“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苏轼开篇即云：“李太白，狂士也”。这是基于对李白豪放浪漫的气质与诗文创作中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志不拘检，展衍开来，必然蔑视权贵，不拘礼仪，放纵恣肆，给人以“狂士”的印象。李白的崇拜者可以开列出一大堆来。与他兄弟相称，狂歌纵酒的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即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年才华纵逸的四明狂客贺知章，在阅读李白的诗篇之后，为之动容，认为像李白这样的人中凤凰，乃“谪仙人”也。

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足见苏轼称李白为“狂士”，是有充分根据的。所谓“狂士”“狂客”，乃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豪逸之辈，又才华盖世，摆去约束的超人，也就是杜甫所言“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是其“才高必不展，道屈善无邻”的必然外化，“文章憎命达”的延伸，“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反拨。其是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的。尤其在封建社会，这更具有抵抗流俗，蔑视礼法的积极意义。

苏轼对太白“失节于永王（李）璘”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李白入幕永王的行为是“失节”。而毕文简公则不这样看。他肯定李白从军参加李璘的队伍是要辅佐李璘平叛，以中兴唐室。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李白晚节的大事，不可不辨。《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为了组织力量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七月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侍郎平章事。丁卯，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陇西郡司刘秩副之。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为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盛王琦为广陵郡都督、江南东路淮南道节度使，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

这即表明，永王璘组织力量，经营长江流域，抗击叛军是皇帝的“制置”，合理合法，师出正当。李白入幕永王璘也是出于平定安史乱军的光明正大之举，怎能以从逆论之？谓予不信，尚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记为证：“丁卯，上皇制：‘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下内容与《新唐书》所载略同，不具录。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途中下达“制置”是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而由于受通讯条件所限和道路阻隔，早在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已即位于灵武，是堂而皇之的帝王，将唐玄宗闲置于太上皇了。这就是《通鉴》注所云：“甲子，太子即位于灵武，丁卯，上皇下此制，盖道里相去辽远，蜀中未之知也。”这样，先前名正言顺的玄宗“制置”便失去合理性和存在价值;永王的行为与经营江左，聚集兵力财富的军事谋划也便失去了合法性，被视为图谋不轨之举。

《新唐书·李璘列传》载：“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也就是说，李璘年少失母，是肃宗李亨把他抚养成人的。但是，由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后永王璘被杀。李白当年入永王璘幕是实现其平定安史之乱的爱国之举，不料却落入李亨兄弟之间权力争夺的漩涡，被判长流夜郎之罪。若以理性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超越正统观念，李亨违背父命，抢班称帝于前，李璘的叛逆于后。作为幕僚的李白真有些冤枉！因此，“失节于永王璘”情有可原。李亨称帝，玄宗的“制置”即被废止，其间是非曲折是应当辨析清楚的。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许李白，应当说其见解是超脱于李亨兄弟之间争斗的客观判断。李白《永王东巡歌》组诗也道出了李璘依“制置”而出兵的合法性：“永王正月东出征，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组诗莫不展示李璘出师行为的光明正大。

李白这组诗共十一首，表明了李白从永王璘的心曲和动机，是靖难勤王，拥戴朝纲。以王佐谢安自许的李白，期望静胡沙平戎虏，最终要“西入长安到日边”后班师还朝，以失节论之，不亦谬乎？李亨与李璘之间争斗的详情，作为幕僚的李白未必详悉。这是应辨析清楚的。

碑阴记中所云“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是极具眼光的。所谓大言而无实，就李白而言，当谓其诗文作品中的夸张与浪漫，虽然未必适于用，却是文学艺术必不可少的手法及技巧。对此，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极表赞同。不能以是否适于用来量裁其价值。唐代诗人李远曾因“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这一诗句，差点误了前途，张固《幽闲鼓吹》云：

宣宗朝，令狐绹荐（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曰：“我闻远有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果有政声。

文学语言，岂可坐实。苏轼深谙此道，强调的是“士以气为主”，指出李白的为人行事迥异于流俗。权倾朝野的宦竖高力士，公卿大夫对之毕恭毕敬，而豪放纵逸的李白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设身处地为之着想，像李白这样具有充分自信的人，其主体意识异常强烈，岂可阿附权幸，又何能“从君于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皇帝）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

李白不以布衣而自卑，而以充实的自我而自负，以其浩然之气势与轩昂的气质展现于玄宗之前，竟令玄宗忘却万乘的身份。黑格尔说中国人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但在李白，却显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气质。苏轼有感于此，将夏侯湛的赞语移录来称赏李白，对后者予以充分认同与肯定。

夏侯湛（243—291）是三国魏国文人。《文心雕龙》云：“赞者，明也，助也”，是赞美、赞助之意，是补充或概括前文的言词。夏侯湛称赞和概括的东方生（即东方朔），是西汉时的名人。《史记·滑稽列传》谓其为“狂人”，称其“好古传书，爱经术，亦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汉武帝即位之初，广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旋待诏公车，后为常侍郎，又为中大夫、给事中。后被弹劾不敬，免官，复为中郎。他学识渊博而机敏诙谐，辩洽多智。他在《答客难》中抒发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指出人才的重要价值：“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强调：“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虎，不用则为鼠……”揭示出机遇对才智之士的重要意义。

东方朔侧身庙堂，出入于武帝周围，巧妙周旋，敏辩应对，体现了其“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的气度与行止。这里，略举一二，以见其余。

久之，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

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汉书·东方朔传》

如此，即改变了当初“奉禄薄，未得省见”的待遇。东方朔以其机敏巧辩获得武帝的亲近。《汉书》本传中还有一则趣事引人关注：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下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这类例证颇多。东方朔不仅以调侃的方式引发武帝会心大笑，还获得了实惠，其机敏诙谐如此。当然，他也利用其在宫廷中独特的身份，进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谏言。当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宫名，在槐里），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之时，引起民怨（民皆呼号骂詈），东方朔为之进言：“臣闻谦逊静慤，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下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周至、鄂、杜乎！奢侈越至，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以为大也……”尽管东方朔没有起到阻止武帝崇宫室、广苑囿的作用，但其为民生疾苦谏言是值得肯定的。

透过东方朔在汉廷的言论行为，不难理解苏轼对夏侯湛评价东方朔的首肯。因此，将夏侯湛赞言，移作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价，即所谓“吾于太白亦云”。

苏轼对李白入幕永王璘府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碑阴记》中指出，“当由迫胁”。为此苏轼道出其理由是李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进而论道：“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关于李白与郭子仪的关系，《新唐书·李白列传》载：“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是谓当年李白识郭子仪为微时，当其犯法之际，李白曾救助过子仪。因此，当李白入幕永王，永王兵败被杀，当朝拟以从逆治罪时，郭子仪以其解官为之救赎，以报当初李白救己之恩。

近来，有人对李、郭二人的交往互救之事有新的见解，然而与《新唐书》说法相同的材料出现在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之中：“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行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苏轼的根据显然是有道理的，但苏轼无法预知后人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