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站在校门口的回望

人生60，一个甲子；回首来路，都在教育。

说起来也很清晰，三段论，第一段20年，学生时代；第二段20年，教师生活；第三段20年，校长生涯。

一、学生时代

应该说我的人生历程总体还是十分幸运的。幸运的标志就是赶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我庆幸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那个年代没有高考，于是大家不会拼命做题考学，学习完全是自愿的事，完全由孩子自己掌握，大人不强求，教师也不强求。

1961年11月我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我家住在厦门市思明西路，距离中山路也就200米左右的距离。我是1969年上的小学，学校就在我家对面，过马路就是。当时叫厦门市延风小学，现在改为厦门市民立幼儿园了，因为面积实在太小，做小学肯定是不达标的。小学阶段，各种各样的小人书是我最喜欢的物品，我常常沉浸在静静的阅读之中。1972年初，小学三年级刚读完，爸爸调到江西上饶工作，我们一家从厦门市搬到了江西上饶市，我就在上饶市第一小学读书，因为生性爱读书，人也挺老实，就被老师错爱，担任班长（当时叫排长），后来又升任大队长，也算是全校最大的学生干部。1974年9月，我就读上饶市第一中学，继续担任班长，后来任职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进入中学，似乎不一样了，我开始读小说了，除了英雄故事之外，我们那个年代被禁止的许多书也是我阅读的对象，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出的当代文学作品，因为被禁止，所以非常神秘，而且好奇心更强，所读的书篇幅也越来越长，想尽一切办法找同学借，特别是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同学常常有这种书，借来了一本没头没脑的书，如痴如醉，挑灯夜读，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书还给人家，以赢得别人的信任，下次好再能借到书看。

大量的阅读确实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还记得当时我用获奖（年年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所得的笔记本摘录了很多好词好句。碰到好的诗歌，我一定努力背诵。写作文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老师经常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介绍，我当时心里特别得意，偶尔有时作文不太理想，我一定要修改到老师满意为止。

1976年9月，我进入上饶市一中高一年级读书。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学农、学军、学工。学农就是在农场劳动，参加双抢，参加筑河堤。高强度的劳动对我们这些只有15岁左右的孩子来讲无疑是一种挑战，烈日之下，我们就像大人一样从事这些艰苦的劳动，皮脱了几次，依然劳作，我作为学生干部毫不犹疑地冲在前面，以身作则。即使白天累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仍然找来许多书籍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当时读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读毛泽东的诗词，进而读唐诗宋词。当时用零花钱、压岁钱买来了不少文学书，于是就有了和别人交换书的资本了。记得当时我买到的最高端的书籍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卷，书店里只有这一卷，在当时已经是很难得了。当时出版了一些古籍，开始读到一些古书，比如《三国志》，就是因为看了《三国演义》之后引发的兴趣。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到底哪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小说的哪些细节给我以灵魂的撞击，但是可以说，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了，我于是觉得“青少年如果没有在文学海洋里遨游，其心灵是会干枯的，长大以后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难以弥补这个缺憾。文学作品能够唤起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唤起孩子的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学农之后，我们又到工厂去学工，拜工人为师，车工、钳工、刨工，跟着师傅做。但师傅们不敢放手，生怕我们搞坏了产品，更多的是让我们打杂。时间长了，跟年轻的工人师傅混熟了，也找他们借书看。有的年轻的师傅也爱看书，他们借书的渠道比较多，时常能够借到一些我们借不到的书籍，比如外国小说，屠格涅夫的，巴尔扎克的，马克·吐温的，等等。我认为：“读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弄懂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更要紧的是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获得一种少男少女对善与美的把握和领悟，培养起对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情操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文学素养的缺乏会造成人生与社会经验的缺乏。”

1977年，我进入高二年级，不久恢复高考，这无疑给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孩子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文理科分班考试，我报了理科。我的班主任陈庆澜老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语文老师，我非常崇拜他。陈老师稍加动员，我义无反顾地改学文科，最终被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那个年代考上大学都是不错的，都是值得骄傲的。江西师院七八级中文系一共100名学生，只有一个班，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年长的，有许多是老三届毕业生，我在班里年龄排倒数，老三届毕业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许多年，都有许多人生阅历。

进入江西师范学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藏书。我废寝忘食地读书，晚上熄灯了打着手电筒看书，非常着迷，那个时候不仅读了文学书，还读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外国的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中国的《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史记》《资治通鉴》，等等。有些书似懂非懂，有些书囫囵吞枣，但是在不断的阅读之中，感觉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天窗，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二、教师生活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982年8月我被分配到上饶市一中担任中学语文教师。走进上饶市一中，我仍然爱看书，尤其是爱看文史哲之类的书。刚一走上讲台，真的不知如何上课，只能模仿当年我的语文老师上课情景，就以他为样子，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天文地理，军事政治，凡是能够联系上的就联系起来。课堂上插科打诨，不时地给孩子们幽默幽默，孩子们开心，我也开心。带着几分离经叛道，带着几分驳杂的讲课，孩子们还是十分感兴趣的，那时候虽然也要考大学，但是应试的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就这样我走近了学生，后来又逐渐走进了由学生和我共同营造的“磁场”。我所执教的每一届学生都十分满意我的课堂教学。教书真好，跟孩子们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学生也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十分快乐的。上课了，走进教室与孩子们共享语文以及语文以外的许多东西；下课了，走进图书馆任意翻检自己喜欢的杂志、书籍，当时负责教师资料室的陈老师对我特别关照，他说：“你想看什么杂志，告诉我，我就订什么杂志，你想看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反正这个资料室就是你看的书最多。”陈老师跟我说这番话，很是令我感动，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我的一点读书底子，除了在大学里留存下来的，就是这个时候读的书。当时我所教的班级高考语文总均分年级第一名，遥遥领先。于是老师们认可我了，学校领导认可我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学语文教学界开始搞课堂教学评比。1988我所在的上饶市举办优质课评比，我选择了一首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通过语言我创造了浓浓的情感氛围，学生和评委完全沉浸其中，最后夺得高中组第一名。1989年我作为上饶市高中组的代表，参加上饶地区中学语文优质课评选，我选择的是宗璞的《西湖漫笔》。这堂课我把这篇课文和峻青的《雄关赋》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西湖漫笔》归纳出这一类散文的阅读方法，然后再由学生自读《雄关赋》，从个别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回到个别，即用一般的方法来指导学生学习一篇新的课文，最后获得第一名。1990年我代表上饶地区参加全省中学语文青年教师“四特杯”优质课大赛，最后获得一等奖。沈阳师范学院的滕英超教授认为我的课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很有特色，他编著的《中学语文教坛风格流派录》一书中，除了收录名家之外，另外还收了三个青年教师，其中一个就是我，书中辟专章介绍我的教学风格。滕英超教授说：“程红兵的课虽有情也有理，但理性总居于主导，构思缜密，高屋建瓴，举重若轻。”

1987年，我写了一篇5500字题为《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的论文，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回头看师范大学的教师培养，建议与批评兼有，投给《江西教育科研》，编辑大概以为还有价值，于是又转给了《江西高教研究》，没多久就发在《江西高教研究》1988年第1期上，编辑在论文的开头特意加了编者按，给予推荐。

接下来，我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中学语文教学，把方方面面做了一个扫描，这期间我其实主要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我相信波普尔的理论，科学是可证实的，也是可证伪的；我信奉辩证法的思想，在对现存事物做出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我的批判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许多方面，如语文教育思想、语文学科性质、语文教育价值、语文教学风格、语文教学模式、语文教学管理、语文教学艺术、语文课程教材、语文教学手段、语文教师培养、语文测评迎考等。以健康人格培养为标尺思考语文教育界的种种现象，写了一些与人商榷的文章，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以为教师要有自己的思想。基础教育界很热闹，各种理念、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各种模式、各种方法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可能就迷失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在时尚面前，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在流行面前，我们要保持独立。从实践出发，基于课堂的，基于学生的，基于一线教学的，这种草根性的思考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是一个优秀教师的专业基石。

1991年我获得了教育部、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1993年被江西省教委、江西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工会评为“江西省中学十佳青年教师”。

1993年我读了发表在《人民教育》上的长篇报道《跨世纪的教育工程》，这是国家教委机关刊物《人民教育》自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报道。我看了之后，激动万分，对建平中学、对冯恩洪校长的办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可谓热血沸腾，以为学校教育就应该是这样，教育的理想家园就在这里。没过多久我在《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接到样刊时，看到同期刊物上也发表了冯校长一篇文章。当时我的感觉是：我与建平中学很有缘。冲动之下，我立刻给冯校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建平中学热切向往的心情，没过一周，就接到了冯校长的回信，他热情地邀请我和他面谈一次。我们见面之后相谈甚欢，坚定了我投奔建平的意愿，其中过程非常复杂，但最后结果很好，1994年7月我如愿以偿到达上海。

我在关注教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教学研究，仍然笔耕不辍，一年下来，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论坛》《重庆教育研究》等10家刊物发表了10篇文章，也创了建平中学教师发表文章之最。1995年12月我被评聘为上海市语文高级教师。

我曾经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于漪老师求教，她非常耐心细致地回答，不时插几句：“你看呢？你怎么想？”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她的感想，她的体会，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末了，我提出就语文教育人文性整理一个《于漪答问》，她欣然同意，但标题执意要定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答问”与“对话”的区别，我当然知道。先生的长者风范令我非常感动。以后浦东新区教育学院和建平中学都聘请于漪老师作为我的导师，这以后，凡是重要的教研活动，她都招呼我，并提供机会，让我登台亮相。

1996年上海市教委评选特级教师，由于一线特级教师越来越少，多数特级教师因为年龄原因相继退休，市教委出台一个决定，破格评选特级教师，听课、评课、评论文、答辩，一路过来，我在破格评选特级教师的候选人中各项总分名列前茅，有人以年纪轻、1995年刚破格评上高级教师不久、江西老区调来等诸多理由为据，提出异议。于漪老师慷慨陈辞，力排异议，颇为动情。1996年我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当时是上海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只有35岁。

几年下来，在向于漪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人的修炼是气质的修炼，教师的培养重要的是气质的培养。我把于漪老师的气质概括为：“人不能识之我则识之，这是一种见识；人不肯为之我则为之，这是一种信念；人不敢为之我则为之，这是一种魄力；人不能为之我则为之，这是一种才智；人不能忍之我则忍之，这是一种气度。”

1996年我出版第一本著作《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第一本专著就像第一个孩子一样，我就像第一次做父亲一样，我不停地摩挲自己的著作，不时地嗅一嗅著作所散发的油墨香味，尽情地享受一种专著成功出版的喜悦和快乐。作文著书，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进行的，课堂里我在自己任教的班级播种、耕耘，日积月累也留下了不少东西，这些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操作进行的，很有些个性色彩。我是这样想的，观念思想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显然也是不够的；再者批判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批判上也是不够的，很显然还必须建设。我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者”走向“建设现实主义者”，我以为，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于是围绕着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我进行了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