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廷•斯金纳与概念史研究

目前，概念史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也成为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工具。在这一热点中，也难免对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会产生一些理解上的误差和分歧。因此，目前亟需梳理与辨析清楚与概念史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剑桥学派”在思想史领域中的概念史研究，与德国考斯莱克以社会转型变迁为主旨的概念史研究之间的差异，从而让我们更为娴熟地运用概念史这一工具进行学术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昆廷·斯金纳概念史研究的评论

1978年，“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按照斯金纳自己的表述，此书的主旨是“我希望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1] 同时，“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到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2] 对斯金纳的这一思想史研究，著名的思想史家芬兰学者帕罗内认为，正是以这本书为标志，斯金纳“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3]并将其和考斯莱克相提并论。帕罗内还说，在斯金纳那里，其主要目标是论述近代国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他把语言行动的研究方式与国家概念化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对于斯金纳来说，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不仅是变化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成为变化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斯金纳对16世纪国家概念形成作用的论述和考斯莱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非常相同：至少大致在1800年左右以来，各种概念不仅是历史发展中的标志，而且也是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要素。

具体来说，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为起点，我们可以察觉到斯金纳历史研究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他早期关于霍布斯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仍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通过写作这本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概念史的独立地位。在斯金纳那里，他没有把各种概念看作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从语言行动的理论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们。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著述相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赋予概念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转变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就更为突出。[4]沿着这一路径，斯金纳后来持续进行概念史研究，例如对“自由”概念的讨论，和继续对国家概念的扩展性阐释。例如2010年，在斯金纳主编出版了《碎片化中的国家主权：一个竞争性概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Sovereignty in Fragment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这本论文集中，他自己也写了题为“主权国家：一种谱系的分析”（the Sovereignty State： A Genealogy）这篇文章。他说，“当我们在追溯一个概念的谱系”时，我们是在发掘这个概念早先被使用的那些不同的方式，从而可以为我们自己提供一种批判性，反思这一概念在当前被理解的方式。出于这些考虑，在接下来我将尝试速写一个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谱系。而对“自由”概念的讨论则展现在他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共和主义：欧洲的遗产》等论著中，这些研究成果被称之为“修正自由的概念史”。意为通过对在自由概念的考察改变了以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观”对“自由”这一概念定论性的内涵。另外，斯金纳对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的锡耶纳壁画进行研究的两篇长文也被看作是实践了的一种政治概念史。

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约翰·罗伯特逊也说，“剑桥学派”元老及后世研究者不仅研究理论和方法，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国家”在欧洲人观念中演变的历史。在此，我再次强调剑桥学派的主要关切是欧洲，虽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这一特点在斯金纳身上体现最多。追溯现代国家概念的起源，从而更深地理解国家的本质特征，一直被斯金纳看作首要任务，从第一部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1978）到近来尝试重建国家概念的“谱系”无不是如此。对斯金纳而言，这既是一项历史事业，也是一项哲学事业，理解历史事实是从理论上认识国家何以存在、国家对统治者和臣民提出什么要求等问题的最佳途径。目的是试图寻找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过使用这些基本概念，我们在现代西方才得以建构起“合法化”理论，当我们在谈论“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利”时我们还在继续使用这些理论。[5]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斯金纳“国家”与“自由”等概念研究的个案出发来理解其概念史研究的话，那么英国思想史研究者蒙克教授则从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来解析评价。他说，昆廷·斯金纳所追求与聚焦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动”分析的模式，以及概念史模式，使得英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模式之间变得水火不容——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强调需要有一种广阔的共时性语境，以便能辨明特定的概念；而在德语世界里，为了历时性分析的需要，人们则试图把个体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在英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强调人的能动性；相反，在德语世界的概念史中，人们则更强调历史过程。总之，正如我所希望表明的，在如何理解社会和政治概念中的历史性变化中，波考克和斯金纳代表着一种竞争性模式。[6] 思想史家保尔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第六章“波考克、斯金纳与‘概念史’”中也指出，斯金纳现在将转向他自己的概念史版本，他对那些不关注概念使用的概念史不予考虑。

思想史家里克文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一书中认为，斯金纳转向了他自己的概念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版本。正是因为斯金纳的概念史和科斯莱克的概念史之间的差异，学者吉尔德伦才用“在剑桥和海德堡之间”这样的标题来区别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史流派。Jan Ifversen认为，在讨论概念变化上有两种路径，一是考斯莱克，二是昆廷·斯金纳。斯金纳是从修辞和语言行动方面展开，而科斯莱克则是从语言的交往（communication）维度上展开。

学者Sami Syrjämäki也认为在概念史研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一是考斯莱克，二是昆廷·斯金纳，斯金纳研究了诸如国家和自由的概念史。国外学者作出了很多这样类似的评述，这也表明，国际上的学者们都给予了承认，认为斯金纳是在从事着概念史研究，并且和科斯莱克一起成为了目前国际学术界两大概念史研究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如此，1994—1995年，一批研究概念史的开拓性学人，当然也包括斯金纳本人等十余位学者创立了国际性的“概念史研究小组”（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Study of Conceptual History），倡导开展概念史研究，特别是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他们举办讲习班，向全世界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开放，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概念史研究。我自己也在2006年8月在赫尔辛基大学参加过这一“概念史”暑期讲习班，亲身领略到了这一学术活动所焕发出的学术活力与开阔的视野。

二、斯金纳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可以说，在多年的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不仅实践了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对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作过很多探讨。这里引述斯金纳自己的一些表述，从中可以窥见斯金纳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这一研究独特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在接受芬兰学者的采访中，斯金纳说，概念史是由莱茵哈特·考斯莱克及其同仁最早启动的。我承认，对于概念史，我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担心它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观念史，也即把概念及其表述从语境中抽离出来，并把它们织入一个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犯了时代误植错误的故事中。但是只要能避免这种危险，那么，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去欢迎概念史的尝试，或者，正如我所强烈推荐的，我们所写的概念史应该去写“论辩中概念用法的历史”，在我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是指《自由主义主义之前的自由》）我甚至用这种立场写了“自由概念的论争史”。此外，在我即将付梓的著作中（指《Vision of Politics》），我还写了“国家概念的生成史”。[7]

这里斯金纳不仅直接表明了自己在从事概念史研究，而且也在很多文章中对概念史研究作出了阐述。例如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在对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的评论文章《一部文化辞典的观念》，以及在《答我的批评者》等文章中都触及到了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即对概念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里试举斯金纳的一些表述为例：

我遵循维特根斯坦所作出的表达：概念即工具，借助它，我可以最好地重申我的反对意见。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不但要洞悉那些表达着概念的术语的涵义，还要洞悉可能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刻上印记的长期连续性无疑在我们思想的内在模式中一直存在着；然而，我还是确信：不可能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概念在论辩中被使用的历史。同样，对于概念史而言，我们所写就的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必然聚焦于那些曾使用过该概念的形形色色的多种不同的行为主体，聚焦于这些行为主体在使用该概念时的不同处境和意图。因此，在斯金纳这里，他强调和关注概念是如何被使用，以及在历史过程中如何概念化的。

斯金纳的《政治的视界》（Vision of Politics）三卷本著作被认为是代表其学术研究水准的总结性论文集。在第一卷“关于方法论”中，有很多篇目都涉及到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题为“回顾：修辞和概念变化的研究”一文中更是系统地对此进行了陈述。透过此文可以更好地理解斯金纳的概念史，以及他和德国考斯莱克概念史研究之间的差异。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这里较为完整地引述他的表达。

斯金纳写道，在本书（译者注：指昆廷·斯金纳所著《政治的视界》（Vision of Politics）第一卷《关于方法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面的一些篇章里，我已经关注到变化中的概念如何有望成为历史探究的一个独特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要书写这种历史，我们也许得集中精力专门考察一番用来描述和评价政治与道德世界（霍布斯谓之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的种种概念。这又进一步要求关注各种术语，也就是人们习惯用来表达这些概念的一整套规范性词汇。

我研究概念使用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动机，就是要质疑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和他的弟子们宣扬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洛夫乔伊称，总有一系列永恒不变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存在于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之下，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揭示并追踪这些单元。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并为思想史中存在着的更为激进的偶然性辩护。我的整个研究工程（如果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词的话）中的这一部分已经在本书第四章原文里交代过了。借用维特根斯坦在他晚期作品中的提法，我认为不存在观念单元的历史，而只有这些观念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所使用的历史。我斗胆认定观念使用的背后不复有他物，而观念使用的历史则是唯一应被书写的观念史。

这些说法中潜藏着我的一个信念，可以这样来表述：我觉得理解概念总是应该包含着理解在论辩中使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我在《观念史中的意涵理解》中首次提出这个信念时就表明了自己与二十世纪一个特殊的社会思想传统的联结。这一传统可以说起源于尼采，虽然我自己最初接触到它是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哲学里面，这一点在本书第七章（译者注：《“社会意义”与社会行为的解释》（‘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原文收录于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和斯金纳主编《哲学、政治与社会》丛书第四册，136 —157页）和第八章中有清楚论述。韦伯还有尼采都认为，概念不仅随时间变化，而且除了能提供关于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的一系列变化着的看法以外，再没有更多作用。概念是我们在理解世界的努力过程中带到世上的东西的一部分，由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不断改换的概念化行为恰恰是意识形态论争的内容。没有任何道德或认知判断可以不经由概念直接作出，而在我看来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完完全全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