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如何促进文化的繁荣

摘要：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与雅典文化发展的关系，值得探究。民主政治创造的自由和宽松氛围，雅典帝国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激发了雅典人的创造力，使雅典成为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的中心。古希腊政治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和史学的发展，无不与民主政治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正是民主政治的稳定，创造了雅典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物质基础文化繁荣

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第4课谈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被称作古代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代’，这是古代希腊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1]随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古希腊文化在哲学、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古希腊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雅典文化，如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本是雅典公民，或长期在雅典生活；“古典时代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是雅典城邦时期的戏剧，悲剧和喜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2]艺术部分提到的帕特农神庙，史学领域中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一位曾长期逗留雅典，一位则是雅典公民。那么，雅典文化何以成为希腊文化的代表，并在古典时代达到顶峰？

一、民主政治下雅典人的创造力

在今人看来，民主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创造了希腊辉煌灿烂的文化。摩尔根曾有一著名论断：从人口比例来说，雅典人对人类贡献最大，贡献巨大的原因，端赖民主政治，“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3]的确，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民主政治，使最普通的雅典人，其中大多数人是普通农民，也有部分是矿工、木匠、石匠、陶工、小店主，总之，是被精英们视为卑贱的、缺少修养的多数有资格参与政治，成为国家的主人。正是他们作为水手支撑起雅典海军，成为雅典不断走向强大的基本力量。由于雅典帝国的影响，雅典不少盟邦，甚至斯巴达的部分盟邦，都受到民主制度影响。

作为一种古代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民主制，雅典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与斯巴达、比奥提亚、科林斯等邦相当不同的制度，以及与之颇为不同的行事风格。科林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会上说，雅典人倾向革新，敢于谋划，并把心中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行事迅速，四海为家；为了城邦，他们甘愿捐躯，同时让思想自由发展；“他们终其一生吃大苦，耐大劳，冒危险，几乎不享受手中果实。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把履行自己的职责看作唯一的节日，对于他们来说，辛苦忙碌不算什么，平安无事倒成了不幸。因此，如果有人下结论说，他们生来就是自己不安宁，也不让他人安宁的人，那他说的太对了。”[4]

科林斯人虽然是从反面描绘雅典人，意在促使斯巴达人尽早向雅典宣战，但这种负面的描绘，倒是把雅典人无限的创造性能量展示了出来。雅典人时刻在想着改变现状，把为国服务看作他们最大的报酬，这一点在早年希罗多德的评论中已有所反映。在叙述雅典人在一天之中击败底比斯和卡尔奇斯之后，他说雅典人在民主政治创立后，每个人都把国家的事务当成自己的事务，从此一扫战场上的颓势。修昔底德记录的伯里克利公元前431年冬天的葬礼演说，从正面回应了科林斯人的评论。他把雅典人描绘成生活中的多面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热情的爱国者，宁愿为国捐躯也不愿独享自己的富裕，因而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那么，民主政治具体从哪些方面促进了雅典文化的繁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自由讨论问题的氛围，有助于雅典人自主性和创造力的发挥。伯里克利在演讲中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政体，因为城邦的权力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里。在处理私人争端时，我们按照法律，人人平等。一个公民只要有才能就会受到关注；他轮流参与公共事务。至于他们各自的价值，是根据每个人的杰出程度赋予的。他从国家获得的荣誉，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因为他个人的优点。此外，如果他对国家有所贡献，他不会因贫穷造成的寂寂无闻妨碍他担任公职。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是宽容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相互猜疑；如果邻人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会侧目而视，……我们服从掌权的人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还有虽不成文，但会给违反者带来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Thucydid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i.

伯里克利特别强调的是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而有秩序。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够表达自己，尤其是在公民大会上，雅典人需要就国家事务进行辩论，或者听取他人的辩论，并在辩论后独立投票做出决定。这样平等而宽松的环境，加上雅典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吸引了大批学人前往雅典，他们和雅典人一道，共同促成了古典时代雅典文化的兴盛。

二、作为文化中心的雅典

最早显示雅典成为希腊文化中心的，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兴起的智者派。智者一词本来的含义，是指有智慧的人。将他们归于一个学派，可能是柏拉图的创造。他们并无统一师承，也没有统一的观点和方法。他们大都是受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的吸引，来到这里从事教学的职业教师。

根据柏拉图的看法，智者是“真正的而非假冒的哲学家，周游列邦，高高在上地俯视人寰。由于世人的盲目，他们以各种形象显现。有人说他们不值一提，有人说他们高于一切；有时候他们披着政治家的伪装，有时候以智者的面目出现，还有些时候看上去就像疯子”。[5]自那以后，智者一词开始具有了贬义，被视为诡辩者、以非为是、颠倒黑白之徒。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作为智者身份的描绘，或许强化了人们这种负面印象。

但是，智者对雅典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们扩大了教育的内涵，将以前通行的背诵荷马史诗，拓展到诸如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对自然和法律关系的辨析，也涉及宗教、社会、政治等传统观念的研究和论辩。例如，智者克利提亚斯声称，神灵不过是某个精明而且睿智的人为凡人遵守秩序和法律发明的观念，一点都不神圣；安提丰注意到，人类一般了解和尊重自己的法律，但对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法律，则既不尊重，也不了解；他还从法庭证人的角度，剖析了正义概念中可能包含的悖论。不过，他们中的某些人也为现存秩序的合理性提出了论证，如普罗泰戈拉认为，在人类被创立出来时，宙斯就已经把正义分给了所有人，从而为民主政治下所有人参与政治提供了有力论证。后来柏拉图等人对正义的讨论，难说没有普罗泰戈拉的影响。早期希腊的政治思想，正是在智者这里逐渐发展起来的。

智者们教授辩论术，认为研究修辞学可以让年轻人为公民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做好准备。这一点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在雅典，要在政治上获得影响，必须能够在议事会、公民大会和法庭上具有演说能力，因而阿里斯托芬喜剧中那个打算跟苏格拉底学习的老农说，他来到苏格拉底思想所的目的，是要学习说话。他们将科学和教育作为职业和谋生手段，收费授徒，教授年轻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尤其是演说和论辩技能。这种收费授徒的做法，遭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的猛烈批判。但在伊索克拉底开办的修辞学校中，我们还能看到智者传统的延续。

三、民主政治与演说术的发展

如果说智者大多来自外邦，现今我们知道的古希腊演说家，几乎全是雅典人，雅典人的文化成就中，首当其冲的是演说术。如我们已经谈及的，在雅典，政治家必然同时是演说家。无论在议事会上，还是在公民大会上，抑或是法庭中，或者在与其他城邦展开邦交活动时，他都必须有能力陈述相关事实，并与对手展开辩论。在每年一度的国葬典礼上，雅典会选出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人代表国家发表赞颂阵亡者的演说。更有甚者，当两支军队在阵前即将与敌人决战时，将军们也要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说。当科林伍德批评修昔底德大量的演说词风格一律，非常不同的人不可能用同样的语气说话，因而演说总体上是非历史的，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进而指责修昔底德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上，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而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6]时，他说对了一半：大量演说词可能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创作。但修昔底德的做法，不过是民主政治下雅典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而已。当我们发现，在古代史学中，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著述里充斥着演说，而且这个做法的发明人是一个雅典人的时候；当演说在雅典得到最高程度发展，雅典演说后来成为罗马人学习的典范；当古希腊最为知名的十大演说家中，除吕西亚斯有外国血统，其他都是雅典人的时候，民主政治与演说术发展之间的联系，就不言自明了。

演说的类型和内容，也说明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把演说划分为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三类，其中的议事演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意在劝说或劝阻”，“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劝说者力陈提议的益处，劝阻者则力陈提议的害处，所有其他问题如公正与不公正、高尚与丑恶，都不过是附带牵涉到而已。”就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包括“赋税的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的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7]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家要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国家政策，首先必须说服民众。

法庭演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在雅典，司法裁决也由普通公民出任的审判员决定，每个法庭少则两百人，多则1500人，最多时有6000人。在一人一票制原则下，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说服审判员。由于利益攸关，原告和被告都必须尽量使演说切合主题，合情合理，否则会直接影响自己的前途甚至命运。今天留下的演说中，例如德摩斯提尼的演说，相当一部分是法庭诉讼演说。

至于展示性演说，重点在于赞颂或谴责，犹如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本就是在为那些为国捐躯的阵亡者举行的国葬典礼上发表的，面对的是城邦全体居民，包括阵亡者的男性和女性亲属。葬礼演说本身就是城邦作为公民国家的表现。伯里克利在演说中所提到的演说家的困境：赞颂过分可能被认为不可信；评价不到位，则会被认为不过如此，显然也是针对现场听众的期待而发。总之，所有演说，演说家面对的都是雅典公民，基本意图是说服公民。某种程度上，演说是领袖们把国事和他们之间的争端提交给人民裁决，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结果。

四、民主政治与希腊政治思想

雅典制度的特殊性，希腊城邦制度的多样性，也刺激了希腊人关于政治的思考，促使希腊人对政治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使政治思想成为希腊、特别是雅典留给后世非常重要的遗产。希腊人的政治思考当然不只是雅典的产物，因为从荷马时代开始，如何治理国家已经成为那时人们重要的议题。古风时代平民和贵族的冲突，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多种政治制度的产生，都有助于政治思考的发生和发展。但只有到古典时代，特别是到雅典民主发展到顶峰，并且在雅典成为希腊世界霸主之一时，政治思考才真正演变为一种深刻的思想，因为大多数城邦当时实行的制度，虽然都包含程度不等的民主色彩，但多是寡头制、僭主制、贵族制，或者是比较温和的民主制，像雅典那样，让社会下层，主要是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通过公民大会掌握国家权力的，实不多见。这也刺激了希腊人和雅典人关于治理国家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必须回答的问题，例如，谁有资格治理国家；社会下层是否应当分享国家权力；如果有，他们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不同等级的公民到底该如何分享权力；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公平地分享权力，防止穷人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剥削甚至剥夺富人；在穷人和富人都参加政治的情况下，完全不考虑两者能力和贡献上的差异，实行绝对平等的一人一票是否合理；因参与政治由国家给予公民补贴，是否合理；由于雅典统治着提洛同盟，如何处理雅典和盟国的关系。

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悲剧作家们极力证明，由全体民众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是最为稳妥的做法，而让一个人掌握权力，则可能让国家和统治者自己都走入歧途，进而引起城邦的分裂；智者派从理论上区分了所谓自然法与人定法，初步对民主政治给出了理论说明；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已经对希腊人诸多不同的政体，主要是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和混合政体进行过分析和讨论；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仅归纳过上述所有政体的特征，而且根据施政目的，把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在每种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中，他还根据政权社会基础的宽狭和施政风格，划分出多个亚种。当他们觉得单纯的贵族或者民主政体不够理想时，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他们发明了混合政体理论。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大多生活在雅典。虽然第一位深入讨论政治思想的苏格拉底不幸被处死，但他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几乎没有受到打扰，安心地在学园和吕凯翁教授着他们的政治哲学，并尖锐地批评民主政治。正如众多学者都意识到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的主张，也只有在雅典得到宽容。如果在斯巴达，或者僭主政治之下，他们可能早就被处死或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