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历史交往

摘 要：历史交往作为人类的社会性行为，贯穿于所有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全部过程，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与影响。历史交往的主要形式是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文化交往、商业交换、暴力交往和迁徙移民。从发展历程看，经历了原始交往、传统交往到近现代交往的漫长进程；从空间来看，是由点状交往过渡到线状、网状和片状（区域）交往再进入到全球交往，呈现出全方位发散、扩展和普及的全面递进、升华态势。在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类型的历史交往中，影响最大、最为核心、最为深远的应当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往（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历史交往的文明化和理想化过程。历史交往使人类主体之间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和相互作用，不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关键词：历史交往 传统交往 近现代交往 和平交往 暴力交往

历史交往是人类从古到今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也是构成和导致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的主导因素之一，更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之所在。“人类自从诞生时代起，就知道交流和交往，为了各自生存的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1]中学历史教材的诸多课文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历史交往问题。因此，现在有必要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交往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归纳、总结、完善和升华。

一、历史交往的类型

历史交往是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俱来俱往、如影随形的永恒不息的广泛活动。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交往主要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种类型。如从文明时代的历史活动的具体领域来看，划分交往的类型应当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的观察为宜；就研究价值而言，选定历史交往的优先形式当是：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文化交往、商业交换、暴力交往和迁徙移民。

生产力发展水平代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反映、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交往与生产力一样，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更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历史交往是通过“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地域之间”“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文明之间”而进行的相互关系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彭树智先生认为：“地缘性交往在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的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3]

在历史上，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这就导致了许多地方的人们过着孤立、封闭、隔绝等“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生活状况；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逐步出现了交流、交往、互动、开放等，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状况。马克思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4]在人类社会“生产（经线）—交往（纬线）”交织而成的全链条运行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影响并制约、甚至决定着历史交往的规模、水平和发展进程。

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由物质交往关系所决定、所规制的，但物质交往绝对不是历史交往的独角戏。不同区域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形态既有物质交往，也有精神文化交往。一般而言，精神交往形式只是物质交往形式的衍生物而已。

文化交往（阶级社会的文明交往）是世界各群体、各民族、各国家之间最为常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交往形式，也是起始时间较早、层面最深、最为核心的历史活动。例如，历史上的南俄就存在着这种文化交往。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南俄草原成为东西方诸多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其文化交往也呈现出五彩斑斓、异彩缤纷的美丽诱人图景，这里既有游牧文明的主火炬，也有伊朗文明的火光，更有希腊罗马文明的灿烂阳光，还能窥见印度文明的点点星光和中华文明的夕阳余晖。数不胜数的人类文明光芒都曾在南俄草原上闪烁，这些文明交往之光不仅驱散了黑暗和野蛮，而且照耀出突破闭塞性的交往之路。南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5]不是历史上文明交往的主流轨迹；各大文明之间不是彼此互不相容、互为排斥的异质文明的绝对对立的状态；文明之间除了冲突之外更有和平交往——交流互鉴。

暴力交往曾经是历史交往的重要形式，从原始社会后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直至今天，军事、暴力交往活动屡见不鲜。习近平说：“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6]彭树智写道：“暴力交往在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以及在工业世界之内，也是频繁进行的交往形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展，是在炮舰政策之下进行的，它是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强权对弱小民族的交往关系，其本质是不平等的交往。”[7]暴力交往常常会产生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强大的冲击力、破坏力和震撼力，似乎能带来“空谷足音”“晴天霹雳”“雷霆万钧”“振聋发聩”“你死我活”的极端效应。战争虽是十分残酷的，但客观上会使交往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能促进交往的强度和影响空前加剧、飞速发展，甚至导致或引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转换和变迁。例如历史上的蒙古西征和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大炮可以打破各民族的大门、各地区的界线，但若仅此，被打破的大门可能会随时重新关闭。简单用军事手段联系起来的国家体系或宗主国与其从属国、从属地区间的统一体系，是很脆弱的。”[8]

从总体性或重要性而言，商业交往要重于战争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说，商业交往“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他们衰亡”。[9]商业交往最能表现出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维系着古代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往来的交通大道。商业活动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交往，还有社会生活领域和精神观念方面的变化。商业交往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它能进一步推动或加速各民族、各国家人民之间互相熟悉、彼此了解的过程。

迁徙移民是指人群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活动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较为普遍、较为常见的一种交往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尤其是原始社会，生存和繁衍是人们的最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为了自身生存和家庭繁衍，为了自己和后代能很好地活下去，人们不停地寻找适宜于生存、生活、繁衍和发展的优良自然环境，用“马不停蹄”来形容这种迁徙活动也毫不为过。每当一个地方（如南俄地区）的气候变化或土地、物产（尤其是食物）无法满足当地人口生活与增长的需要之时，或在遭遇强大外敌的情况之下，求生的本能、活下去的欲望必然会导致和驱使在本地无法生存的人们离开故土，发起对外掠夺、战争或开展向外移民。古人早就懂得“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地区、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文明社会阶段的出现、形成和发展都与迁徙移民这种历史交往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文明社会的形成就是迁徙移民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如南俄草原印欧人的迁徙促进了西欧诸文明、印度雅利安文明和伊朗文明的出现。因此，考察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与发展变化，就应当关注、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迁徙和移民现象，应当在历史交往的范畴中，将其作为一种普遍、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回顾、梳理、钩沉、分析、归纳和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体系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动因、来龙去脉、此消彼长以及各个民族的活动轨迹及其相互融合、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因移民而导致民族融合的地方往往比其他地方更有朝气、活力和生气。

迁徙移民对世界文化和人类精神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只有在历史交往的视域内研究和关注迁徙移民活动，才有可能深刻揭示出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民族融合、各种文明盛衰、各个国家力量消长的真正原因。了解、认识和阐释迁徙移民现象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从孤立、分散的小群体迈步走向普遍联系的人类社会演进——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和因缘。

二、历史交往的历程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观察，可以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成“原始群”“血缘家族”“氏族公社”“部落所有制”“奴隶制国家所有制”“封建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历史交往是：“原始群”“血缘家族”“氏族公社”“部落所有制”等漫长时期的原始交往，“奴隶制国家所有制”“封建等级所有制”时期的传统交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期的近现代交往。

历史交往的最早（初级）形态是原始交往，它是指史前的原始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交往活动。大约在距今300多万年前，直立人特有的技能——人工制造工具的出现，使其从动物界脱颖而出，这就标志着漫长的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和人类（万物精灵、宇宙精华）的诞生。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便步入了自己的第一个社会历史形态——原始社会（史前社会），开始了人类历史交往的初级阶段——原始交往。此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长期使用的工具是木器和石器）导致和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历史交往具有狭隘性、自然性、血缘性、和平性与物质性等特征。

狭隘性是指原始交往的规模和范围都十分狭小，往往是点状交往状态。人类的发展进化只是以小群体为单元进行的，因而是孤立的、封闭的，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自然性一般是指历史交往的内容与目标多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即用木器和石器猎取野兽。原始先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投放到衣食住行及繁衍和养育后代这些自然本能色彩浓烈的活动当中，一生一世的时时刻刻都在与大自然打交道，集中精力、竭尽所能地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简单、微薄的生产、生活资料（木器、石器、动物和植物果实），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种的繁衍，过着饮毛茹血、饥寒交迫的简陋生活。血缘性一般是指历史交往的主体在相互交往时主要以血缘为纽带进行联系。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性很不全面、很不广泛、很不发达，交往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生产与“种的繁衍”——生儿育女，即以男女两性交往为基础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原始先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经历了原始群、血缘家族和氏族公社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平性是指历史交往的主要方式、主基调是和平交往、平等交往和友好交往，鲜有恃强凌弱的暴力或强暴行为，暗藏杀机或阴谋诡计型的交往尚未出现。不论是在血缘家族阶段还是在氏族公社阶段，原始先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显示出直白性、平等性与和平性等特征。一个个小圈子（如家庭和氏族等）的人们都是共同居住、共同冷暖、共同进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奴役、没有压迫、没有歧视、鲜有征战的简朴、平等、友爱与和平的单调艰苦和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物质性一般是指此时历史交往的主要内容、广泛目标和基本旨趣主要在于物质利益方面，即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交往，而明显具有独立性的精神交往还没有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尚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交往。

历史交往的第二个形态是指古代中世纪时期的传统交往，与其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人身依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在社会生产方面发生了农业革命，出现了农耕和畜牧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私有制度的形成巩固，一些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后迈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出现了阶级，建立了国家政权，这就使人类社会彻底突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交往圈子和封闭孤立状态，出现较大地域空间范围——国家范围内的各种交往。从此，人类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过渡到生产型的农业或游牧文明社会，开启了历史交往的第二个阶段——古代中世纪的传统交往。在传统社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10]传统交往的显著特征可归纳为区域性、暴力性、和平性、宗教性与自我中心性等。

区域性一般是指历史交往的规模和空间范围由原始社会的点状交往扩大为文明社会早期的片状和线状的区域性交往。交往的暴力性一般是指每一个国家发生的国内和国外的军事行动、厮杀、战争和武装冲突。自进入文明时代后，它就成为历史交往的重要内容与常见现象。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暴力性都不可能取代和平性成为历史交往的唯一方式，而是两者的交替或并存。正如默父（尚劝余）所说：“在和平交往与暴力交往并存的同时，暴力交往作为常见的现象，具有了普遍性。暴力交往的表征之一是农耕国家之间的暴力交往，而暴力交往的另一表征则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11]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上，古代游牧民族以自己特有的整体性民族结构和形式，从事着早期的历史交往。他们的历史交往是以战争交往、争夺土地（牧场）、建立政权和民族融合为主要形式，同时出现在文化与经济交往等形式的交互进程当中；这种历史交往使游牧民族扮演了双重的历史角色，既是对农耕世界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这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彭树智说：“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最为突出。3—6世纪以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主体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7—13世纪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东征西伐，13—15世纪蒙古草原民族的纵横驰骋，是古代历史上三次大的暴力交往。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实质上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也是两个文明的交融。它以巨大的冲击力扩大了文明交往范围，并导致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所同化。”[12]在欧亚大陆，虽然游牧民族征伐攻战的“风暴”“旋风”“狂飙”使定居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但游牧民族常常被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更高的农耕文明所同化。和平性交往是历史交往的主流和主旋律。它不仅是古代中世纪，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交往进程中的主基调和美丽亮色。在各种文明分别覆盖的区域内，不论是小国寡民，还是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日不落”帝国，即使在发生战争的年代，和平性交往仍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换言之，人类须臾都离不开和平交往；可以说：和平交往出现在每时每刻和天南地北。在数不胜数、俯拾皆是的和平交往事例当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应当是穿越亚欧大陆中部、连通东西两端的陆上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与环绕亚洲大陆南部边缘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们通过数不胜数的中继站连接了亚欧大陆的绝大多数地方和人民。宗教性交往是指历史上各种宗教产生、传播和消亡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交往现象，这里主要是指古代中世纪时代的宗教文化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联系和对抗。经过漫长曲折的宗教交往，最终整合、形成、延续了四大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圈——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文化圈以及边缘性的亚文化圈。彭树智写道：“宗教之所以成为冲突的重要因子，是因为它与地缘、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的天然联系，并以神灵形式‘武装’着不同民族。科学和真理在宗教气氛浓烈地区都无能为力。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也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子。”[13]自我中心性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在交往中所表现出的自我中心主义站位和倾向，这在文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传统交往时代，其经济在最大限度上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将“谋生”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谋利”，即生产首先为消费服务，其次才是为了交换（图利）而生产；当然商品交换现象作为非主流经济现象始终存在。因而此时代的大多数地方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封闭性与停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