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建构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日常教学中，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往往会感慨“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沿袭着巴黎和会“被出卖”的传统结论。认真反思，所谓“弱国无外交”，这种说法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强国普遍不依靠外交方式，而弱国则会特别注重外交，因这是改善其生存环境和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所谓“落后就要挨打”，道理虽然醒目，也须仔细辨析，“‘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实然’的道理，即国家军事力量弱小，则输掉对外战争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必须要全力发展国防。但它不是一种‘应然’的道理，即一个国家‘落后’并不该‘挨打’，也绝不意味着原本落后的国家一旦强大了，就可以去侵略其他弱小国家。”[1]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我们如何走出巴黎和会“被出卖”的传统心理？我们如何走出“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迷思？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2]，正是这样一部从国际史和国家认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一战和中国关系的专著。作者认为正是一战把中国变成世界史的重要部分，中国同时把一战世界化。该书对于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从国家建构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与一战的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中国参战：被动参与还是主动参与？

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参战不是出自中国的主动而是由于列强的压力，徐国琦指出，事实上，中国内部主张参战的力量比外力更强大。

该书讲述了一战时期北京政府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整合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积极参战和追求中国国际化的努力，深入揭示了中国与一战的互动复杂关系。徐国琦在本书中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的概念。所谓的“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出于对国际事务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心而聚拢，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团体的迹象，大致包括言论精英梁启超、外交才俊顾维钧、部分工商业人士以及一大批知识分子及团体组织，形成于1895年甲午战争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欧事研究会就是其中著名的研究团体，一战爆发之际，他们就定期举行集会讨论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3]徐国琦认为对这一外交政策群体的研究是认清中国与一战关系脉络的关键所在。

徐国琦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中国主动参战的过程，时间节点大致勾勒如下：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青岛问题促使中国曾尝试在1914年参战，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迫使中国在1915年下定决心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直至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正式宣战。唐启华则详细研究阐述了北京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外交方针的前后演变历程：“袁世凯时期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主政时期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迨美国参战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势参战，确保能参加和会，并将中国目标与美国原则相联结，顾维钧积极接洽美国政府……迨山东交涉失利，1915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从联美制日转为修补中日关系，亲善提携。然而，此时民间舆论反日情绪高涨，政府与民意脱离，遂在签约与拒签问题上方枘圆凿。”[4]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参战决定的做出掺杂了中国国内政治纷争以及美日等国的竞争，[5]更是国人深刻认识到参战将有利于中国争取权益和加入国际社会的结果。徐国琦多次强调，了解一战必须要有一个长时段眼光，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起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6]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的中国观和世界观造成巨大冲击，自此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加入国际社会变为平等一员，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简而言之，中国主动参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

二、一战华工：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前锋

传统的观点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由协约国在1916年提出的，实际上，如徐国琦指出的，中国的梁士诒早在1915年就提出来了。书中介绍，通过“以工代兵”计划，法国先后在中国招募了4万华工，英国招募了大约10万，解决了各自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战时困难。中国则利用“以工代兵”，变相参战，借此机会密切了与协约国的外交联系，为日后参战及收回山东预设伏笔，进而使中华民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徐国琦认为，中国派遣华工支援作战可谓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

一战华工通过在外面的战争经历，对自身和中国、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中国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国家，但是现在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徐国琦在书中指出，华工是新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弄潮儿，也是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前锋。徐国琦在书中深入探讨了华工群体与留法学生精英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留法学生精英们教会了华工读书写字，帮助华工开眼看世界，他们也从这群华工身上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寻找到了依靠工农阶级推动革命运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华工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知识精英们与华工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完美结晶。晏阳初、蒋廷黻、蔡元培等都是这批留法精英们的代表，后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是在这批社会精英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帮助下才到欧洲留学的。值得一提的是，晏阳初先生后来所提的“3C”论，即利用孔子（Confucius）、基督耶稣（Christ）、苦力（Coolies）救中国的思想，就是来自一战华工的激励。1918年11月，一战告终，蔡元培在天安门的著名演讲，令“劳工神圣”不胫而走。一战期间“公理战胜”“劳工神圣”的口号深受中国欢迎，要归功于这批14万中国劳工。[7]巴黎和会期间，一战华工的爱国募捐和抗议示威，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战时期的旅法华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劳工’，而是极为特殊的群体，是集契约保障、公民教育、爱国运动等现代文明因素在内的一个文化符号，无论在海外劳工史还是中国现代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8]

令人遗憾的是，一战华工的历史，长期以来是被人遗忘的。幸运的是，近年来，从中国到世界开始重新记忆和怀念这14万华工的壮举，高度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如2017年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所指出的：“华工是中华民族为摆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获得平等国际地位进行的各种尝试中最艰难的一种。华工在一战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关键时刻加在战争天平上的关键力量’，是中国战后跻身战胜国行列，争取国际发言权的决定因素。”[9]

三、何为中国：1919年前后的中国与世界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许多中国人开始认真反思本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甚至文明的价值。一战结束前后的中国曾经历了极短暂的历史狂热期，从1918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处理战后问题的14点建议传开，到11月停战协议签字达到高潮，直至1919年初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出来为止，这段时期大众是在“公理战胜”、“劳工神圣”两个口号中度过的。[10]巴黎和会最后的结果，驱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亚洲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思考未来中国的走向。

“一战”前，严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大战，可是欧战结束后，严复彻底幻灭了，认为唯有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解救中国和西方。梁启超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可怕影响之后断言，这场欧战近乎消灭了人类文明，他放弃了达尔文主义，认为东方现在可以提供一些西方所没有的价值，鼓吹东西方文明的结合。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理与欲的和谐和平衡”，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高于西方文化的水平上，中国文化当引导西方人走向儒学之路。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等大量著作提供了不同版本的、以克服现代危机为宗旨的东西文明论。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恰在中国旅行，在他的眼中也看到了中国新国家诞生的光明前景。1919年6月1日，杜威在给孩子的信中写道：“如果说在中国的生活令人激动，那是实话。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7月4日信中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过去十年间，外国旅行者不下十二次吹嘘过中国的觉醒，因此，我犹豫着是否要再吹嘘一次。但我想，这是第一次，商人和行会真正团结协作，想要提升他们的工业水平。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一场真正的觉醒——还加上与学生的联合。”[11]经历了1919—1920年中国旅程后，英国思想家罗素也呼吁融合东西方文明的优秀特质。

1919年前后，真正对世界局势有清醒认识并冷静观察的是李大钊。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他说： 欧战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单是“国家之问题”，同时更重要的，“乃民族之问题”，并提出了必须高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以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见解。[12]就在举国上下狂热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1918年11月，他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开篇指出：“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胜利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1918年12月，他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深刻指出，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在文中，他大声呼吁，“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

总之，出于对一战的认真反思和对巴黎和会的集体失望，部分先进的中国人1919年后不再对西方抱有期望和幻想。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19年，中国人在激烈的辩论中开始思考一个新的方向，即社会主义。如徐国琦所指出的：“若不了解1919年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我们根本不能充分了解今日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回答‘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的问题”。[14]

四、巴黎和会：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的尝试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完全失败的，但作者认为，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特别是从中国实现国际化的愿望这一角度来评价巴黎和会，其实巴黎和会所取得外交成就是非同凡响的，一战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徐国琦认为，1919年尽管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没有实现”，但是，只有我们超越了所谓的“背叛”情节，甚至超越了巴黎和会本身的局限性，才能理解一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从中国外交来看，1919年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从而迫使全世界关注中国的状况，这就为后来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得以解决奠定了基础。更深远的影响，拒约冲破了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树立了一个据理力争、敢于抗争的先例。的确，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一代外交官，“在巴黎和会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少有的西方大国的集体喝彩。”[15]“巴黎和会的拒约，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这是中国人在签订条约问题上第一次响亮地对列强说‘不’。它对以后的中国外交显然产生了重要影响。”[16]联想到我们近代史的日常教学，我们虽然也讲“抗争”，但好像总是“屈辱性历史记忆”太多，“抗争性历史记忆”较少，“荣光性历史记忆”更无从谈起。今后，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讲述中国近现代史，如何做到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17]。巴黎和会的拒约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抗争性历史记忆”，甚至可以说是“荣光性记忆”的典型案例。

1921年在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期间，在英国与美国作为调停团派代表列席参加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与日本召开临时会议，收回了山东主权、赎回了胶济铁路。同年5月《中德协约》签订，这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德国声明放弃关于山东的各项权利，这一系列条约最终使得山东悬案得到了和平解决。[18]同时，中国抓住了一战提供的有利契机，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不平等条约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鼓舞了今后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信心。同时，中国在战后加入国际联盟，改变了以往消极避世的中立政策，开始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使中国外交近代化由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