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迷雾

31年后，中国足坛“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刻苦”的现象仿佛愈演愈烈。

刘奕、陈永亮、陈戌源、黄松、王小平、董铮、于洪臣、杜兆才……一位位足球领域的高层官员先后落马，其中不乏曾经的“改革先驱”。

这一轮反腐风暴，掀开了体育圈不为人知的内幕。“靠体吃体”、教练与球员的利益交换、权力滥用、法治缺失……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一度风光无限的“金元足球”后遗症还在持续。外界不禁疑问，曾经动辄花费数亿元引援的球队，怎么一步步走到了黯然退场的地步？既然不是一门“赚钱生意”，投资人又为了什么豪掷千金？

中国足坛需要反腐风暴来厘清管理无序，更需要一场全方位的制度变革。

自1992年“红山口会议”至今，已31年。

彼时在北京西郊红山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义正词严地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体协和足球重点地区的98名代表强调，中国足球存在“四不”现象——“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刻苦”。

这98人中，不乏部分城市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或秘书长。当时会议结束后，国家体委即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即明确提出足协实体化以及建立职业俱乐部和实行俱乐部赛制。中国足球也在那一刻开始走入改革大潮，以期解决中国足球“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刻苦”的现象。

时过境迁，在经历了职业化、“反赌反黑”、“金元足球”等风浪后，面对球迷们“中国十几亿人口，为何找不出十几个会踢球的”尖锐质疑，中国足球再次站到了改革临界点上，所需的改革力度甚或不亚于30多年前。

足球作为全球体育产业中产业化最全、职业化最成熟的领域，一直是体育产业发展改革的“试验田”。中国足球掀起的这一轮“反腐风暴”势必会带动足球产业改革，甚至将给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变革与重构。

足坛反腐风暴新轮回

4月28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再次更新两条查处信息，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毓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带走谁”

自去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主教练李铁被查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已联合通报查处了中国足协执委、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铮，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等。加上中纪委网站4月1日通报的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足球领域被查的高层官员已达10人之多。查处官员数量与十几年前震惊国内的足协“反赌”风暴近乎持平。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轮新的反腐风暴，被调查者均来自中国足协核心部门国管部、竞赛部、中超公司、纪律委员会。其中，国管部负责管理国家队事宜；竞赛部负责各级职业联赛运行，包括注册、准入等；纪律委员会有权对球员、球队、俱乐部官员等进行处罚；中超公司则拥有中超联赛的商务资源经营权。

如此大范围的查处让不少人始料未及，不少中超俱乐部与地方足协不愿意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超某俱乐部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带走谁，能不发声，尽量不发声。

一位与足协有接触的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其之前在微信上一直与王小平有联络，无论是平时交流还是从朋友圈动态来看，都很难想到他会被带走。他怎么也没想到，前两年还在关注中国足球在规则上怎么与国际接轨的“先驱”，最后沦为了破坏足球产业的“罪人”之一。

“体育圈整个机制出了问题，乱象丛生，很难独善其身。”在体育相关管理部门任职的杜空忿忿地对记者说。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习骅曾明确将这一轮查处的腐败案件定性为“行业性系统性腐败”。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强调，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整治“靠体吃体”，深入开展全国足球领域教育整顿。

触目惊心的“靠体吃体”

时间拉回到这轮足坛反腐的起点，2022年8月30日，曾任足协副主席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接受审查调查。2023年3月底，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王登峰被“双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王登峰将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工作职责异化为私人牟利工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做两面人，销毁证据，对抗组织审查。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为增强学生体质，扩大全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启动。国家体育总局每年从体彩公益金中拨出4000万元专项资金（2013年起提升至5600万元），用于推广青少年足球和校园足球。

而负责这笔专项资金的正是王登峰任职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15年开始，王登峰出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顺势搭建起从校内联赛到县区、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五级竞赛体系。不少圈内人士猜测，王登峰被查或与通过组织比赛敛财有关。

这只是“靠体吃体”的一个个例，更大的黑洞则在于经纪公司。

同样是青少年足球领域，2017赛季，中国足协曾提出U23球员政策，要求每场比赛每队场上的U23球员不得少于1人，2018赛季则调整为U23球员出场人次不得少于外籍球员出场人次，2022赛季则恢复为“只要1名U23球员在场”。

中国体育法学会理事吕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斥，U23政策值得商榷，不知道这个政策是否经过验证。当时这个政策几乎是横空出世，导致各俱乐部突然大量缺乏U23球员，球员市场供需关系陡然失衡，U23球员身价瞬间爆发。这时候如果哪家经纪公司手中有大量U23球员，那几乎就是坐着接钞票。

巧合的是，当时真的有一家足球经纪公司手中握有大量U23球员。

除了在U23政策上赚得盆满钵满，该经纪公司还通过2011年足协发起的“青少年留洋葡萄牙”项目，运作了大量“留洋”葡萄牙的小球员。通过这些小球员“出口转内销”，又狠狠赚了一笔。公开资料显示，曾在该公司旗下的多位球员均在此期间被输送到葡萄牙锻炼。

主教练与球员间的利益交换

除了通过政策制定者获取利益，经纪公司还成为不少俱乐部管理人员的“白手套”。

2010年，随着足球“反赌风暴”进入尾声，当时的广药队因假球惨遭降级，还在玩排球的许家印豪掷一亿借此杀入足球，中国足球进入“金元时代”，所有职业球员的薪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暴涨，巨额薪资开始吸引贪婪的目光。

肖鄂所经营的企业包含球员经纪业务，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能在谈判桌上有意无意提回扣。

肖鄂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当时他们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发现自己旗下一个外援非常适合某家俱乐部，于是当即与该俱乐部接触希望能促成该外援引援，但谈判桌上负责这次引援的俱乐部副总经理有意无意提到引援费用的返佣等。当时肖鄂并不明白其中含义，这也导致这笔引援不了了之，“不过目前这家俱乐部也因为经营问题已经解散了。”

这件事也打开了肖鄂对中国职业足球的新认知：“一家公司中，采购部经理拿回扣是有法律去约束的。但是在足球行业里面，引进球员吃回扣现象十分普遍，甚至被默认。”

经过这么多年的行业接触，肖鄂发现，中国职业足球领域，各级别球员能力差距并不大。决定一个职业球员在哪一个级别踢球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教练的信任，这就导致了每一个主教练身边都有一帮所谓的“嫡系”球员，这些人会跟着主教练进入同一家俱乐部。

教练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引援中“话语权”极大。据了解，足球俱乐部的引援通常是根据一线队教练组针对球队现有阵容提出引援建议，结合阵容特点以及阵容厚度情况，参考球员的各项数据及履历，进行针对性引援。

教练有了权力，球员有了需求。

“这个时候，经纪公司的作用就出来了。”肖鄂说，主教练帮球员找到了工作，球员会拿出一部分薪水回馈主教练，而经纪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抽佣”，即经纪公司通过帮运动员找到赚钱的工作，运动员给经纪公司介绍费，为了便于管理，运动员的薪资、代言费等会进入经纪公司，其后由经纪公司“抽佣”后，将剩余的费用发给旗下运动员。

可以看出，主教练与运动员经纪公司扮演的角色有一定重合，这也成为主教练成立经纪公司的动机。

“不少主教练会拿自己家人朋友的身份注册经纪公司，通过职位之便，将‘嫡系部队’拉入俱乐部，帮他们赚薪水。抽佣的行为也掩盖住了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曾与李铁有过一面之缘的肖鄂说，李铁也有深度合作的经纪公司。

2021年，有足球媒体报道称，李铁与一家经纪公司保持密切关系，这在业内是公开的秘密。即便当时李铁已经与武汉俱乐部无关，但武汉队几乎所有的球员签约转会还都是经这家公司之手。

“尽管不一定每个教练都通过这种方式敛财，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足球俱乐部之间摆在台面上的秘密。”肖鄂说。

除了李铁，这轮反腐被查的刘奕也曾是足球经纪人，担任中国足协秘书长之前，其为上海巍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体育经纪，曾签下过李娜、谷爱凌、张伟丽、苏翊鸣等多位知名运动员。圈内人士多猜测，刘奕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经纪公司领域。

经纪公司因此兴盛，也在无形中推高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支出，让足球俱乐部彻底成为“赔钱生意”。

赔钱的足球生意

1997年，前卫寰岛从武汉迁入重庆，重庆拥有了首支征战甲A的职业足球队，时任主教练施拉普纳端坐在“万宝路足球联赛97新闻发布会”海报前，边喝水边耐心地等待着媒体热情提问。当时施拉普纳刚接任主教练，其略显茫然的眼神被定格在照片中。

而这张照片与眼神焦灼的李章洙、高朋满座的大田湾体育场、前卫寰岛所有队员的照片一起在地面上被不停踩踏。这是2022年5月24日，刚刚宣布解散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前身是重庆力帆队）一片狼藉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