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述评

陶行知先生有许多常被人提及的教育名言，比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这些当然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但是如果只知道这几句话，似乎很难明白，为什么先生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重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对他伟大人格的传承，还可以找到很多大道至简、至为朴素的教育规律，让我们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洗礼，而且可以站在近100年的时空跨度上，审视当下的教育问题，理解今日的课程教学改革。

追寻陶行知先生一生的教育救国的轨迹，无疑会被他在质朴的语言中对社会和教育的洞察所折服，但最为让人动容的，是他博大的爱国情怀，这也是走近他教育思想最为震撼人心之处。

一、博大深广的爱国情怀

我们在今天再一次走近陶行知先生，最为鲜明的感受，就是他博大深广的爱国情怀。他所有的教育实践和观念，都是基于这一爱国情怀之上的，没有这个思想前提，是很难理解他完整的教育思想及社会改造实践的。

他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适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陶行知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正如他所说，“凡国家都有人爱，我们不爱国家，或者爱的不深，外国人就要代我们爱了。……一国的存亡，看国民有爱国的心没有。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这种爱，在他的身上更加体现为一种使命感，他在《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中说：“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动荡不安。陶行知认为，国家富强、实现民主共和的前提，是国民需要接受良好教育。因此，他寄希望于通过改造旧教育来改变民族的历史命运。因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共和国立国的要素，在国民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了解，谋共同的利益。……吾们当怎样利用他，养成互助、团结、同情等好习惯和共同了解的机会，那就全靠教育。……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1916年2月16日他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信中说：“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

回国后，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认为平民教育的问题非常之大，“实可令人惊讶”。四万万人中，12岁以上粗识字义的人只有八千万人，约有二万万人是需要平民教育为他们负责的。只要有一人不会读书看报，就有一份责任未尽。这些人十有八九在乡下，大多数还是女子，平民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农人能看报、记账、写信，更重要的是需要平民具备民主国家必须的知识，从而做一个合格的国民。

1926年至1927年间，他正式提出中国乡村教育改造，认为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于是，1927年，他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穿着布衣草鞋来到南京北郊，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来到晓庄后，当时有人到燕子矶畔投江自尽，他在江边立碑：“想一想！”“死不得！”“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努力而死！”

他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这段话似乎就是陶行知先生本人的精神写照。

陶行知先生对弱者有着深切的同情。他爱农人、爱儿童，倡导妇女解放，让她们接受良好教育。他说：“男女也应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无论贫富，也应该有均等受教育的机会”，“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他对受到压迫、失去自由的弱势群体非常关爱。他批评当时的旧教育：“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游水玩。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伍的人民的文化。”

他对农人的解放，集中在普及教育、识字明理的层面，力图使他们能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能摆脱传统教育中的文化压迫。他明确反对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二元论，认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农人施与的文化压迫。他在《自立歌》中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他告诉广大农人，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中人，不要想去做“人上人”。

他对儿童在传统教育中面对成人世界所遭受的压迫也有深切的同情，他说：“文学是从生活里压迫出来的，我们至今还不能产生第一流的儿童文学，可见同志们还没有十分感觉儿童生活的压迫。”他尤其痛恨传统教育的填鸭做法，不把儿童当作一个生动人，只是记诵一些僵死的文字符号，不关心儿童的生活。因此他倡导小先生制、工学团、艺友制等等，让大人认识到，跟儿童学习是很正常的事。他在为儿童创作的时候也常常请教儿童，在谱写晓庄师范校歌《锄头舞歌》的时候，他也先请教儿童，他们都能听懂了，他才认为可以。

他既重视教育上革新，也重视政治上革命。“九一八”事变以后，他逐步成为爱国运动领袖。1936年7月，陶行知先生前往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各国侨胞，争取各地正义力量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赞扬了陶行知先生以促成国共合作为己任，倡导各党派组成联合战线，携手抗日。1937年，他代拟《杜威宣言》，经杜威同意，发送给罗曼·罗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伯特兰·罗素、甘地，希望他们组织世界各地的人民，拒绝出售和租借战争物资给日本，“尽可能给予中国各种援助以进行救济和自卫”。

1939年，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救助在战火中的儿童，同时也积极扩大宣传民主、创造的主张。他解释育才的校徽时说，“我们的三个环是三个连锁的红血轮，代表着有生命的学校、有生命的世界、有生命的历史都联成一体”。我们“要有信仰心，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要有责任心……我们要从这少数的人，成为多数的人，要用多少年的工夫？非得终身从事不行”。在抗战中他提出：“我们还要把教育开展到敌人的后方，使伪政权不得成立，日本的反战运动强化起来，展开到全世界去，使国际上的援助益为积极”“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真教育必与现实格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实格斗的真教育”。他为育才学校奔波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认为，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正是秉持着这样爱国的赤诚之心，陶行知先生才在乡村师范中进行着深刻的教育试验，并寄希望于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造。而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就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造之思想主张，都有着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所以，要了解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弄明白，他认为旧时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所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现实。

二、直面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

要全面理解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就要首先了解他眼中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教育及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为平民为大众，为民族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教育的使命。陶行知先生认为，平民教育就是一种大众教育，着眼于人民的大众的解放，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不可分的，“如果大众不起来，民族解放运动决不会成功”。他提出的“小先生制”“艺友制”等，都是为了发展平民教育。而传统教育并不关注平民教育的普及，尤其女子教育难以普及，而且把小孩子教得少年老成，成了小老夫子，教育被少数人当作私有财产占有，没有天下为公的意识。当教育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国家培养人，它的出发点就出了问题，因此也就必然导致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第二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陶行知先生认为，传统教育培养的是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的书呆子。手脑分家会培养书呆子。“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何益处？”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旧教育“把教育等同于读书”，后来又把读书等同于会考，并且“把社会和学校割裂开来”。其结果是，“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教员们死教书，教死书，教书死。偏狭地认为学校就是求知的地方，而社会才是行动的地方，所以造就了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

第三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陶行知先生认为，传统教育培养人的方式里，是忽视人的存在的。他认为有五种人不能算作是“整个的人”：“残废的、依靠他人的、为他人当作工具用的人、被他人买卖的人、一身兼管数事的人”。教育要培养整个的人，首先就要改变教、训分家的状况。教育是教人读书，训育是教人做事。前者培养知识，后者训练品行。把知识与品行分开，思想与行为分开。更为严重的是，它还是吃人的教育。让学生死读书，用各种考试弄得大家忙个不停，没有一点空闲去传达文化、唤起大众，同时也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和创造力，只许听讲不许提问，不许到社会里去活动，一路考试考下来，身体健康没有了，就进棺材。还教人劳心不劳力，教人升官发财，吃工人、农人的血汗。

在培养人的方式上，他认为我们尤其缺乏教育试验的精神。习惯沿袭陈法，“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无例可援，虽善不行”。又有仪刑他国、依赖天工、率任己意、偶尔尝试等毛病，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缺乏教育试验之精神，他认为试验是进步之源泉。因为“上头的命令，只不过举其大端，其中详细的情形，必定要我们去试验。用了种种方法，有了结果，再去批评他的好坏”。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待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其中的各种理念和要求，都是比较上位的，需要进一步的教育试验，才能够对其有更加充分的认识，而不是一看到这个文本就觉得困难，觉得问题很多，不可行

云云。

当时的教育现实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村教育走错了方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一言以蔽之，即失去了生活力。这样的教育无法让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与之相应的，中国师范教育的问题，在于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隔阂，附属学校与实际生活隔阂。这种师范教育要不就是空想出来的，要不就是从外国搬运来的，反正“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

明确了这些问题，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先生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主张，其实都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和困难的，为什么需要“小先生制”，让小孩子“即知即传”呢？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师范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够，如果不采用新的方法，要消灭我们国家的文盲，就需要上百年。为什么要去乡村办教育呢，因为农人是我们国家人口最多，也是最缺乏知识的群体，他们被传统教育教坏了脑袋，让他们只要劳力不要劳心，所以他们大多都是做着重复的劳作而没有进步。因为把读书和行动分开，所以缺乏实验、缺乏创新、缺乏改造环境的意识等等。而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中，陶行知先生提出了他的生活教育思想。虽然有学者提出，生活教育思想中包含着生命教育思想，包含着民主教育思想等等，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沿用生活教育的名称，试图对其内涵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

三、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方法论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生活教育理论，其主要的三个基本命题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前两个命题都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得来。第三个命题“教学做合一”，可以视为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先生甚至说“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这个观点从提出到完善，也是陶行知先生不断总结和提炼的过程，从教授到教学，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其内涵得到了不断丰富，而且这种内涵完全是基于他自身的实践经验得出，也就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教育实践而得出，所以对教学做合一的把握，是我们理解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它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