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2024中国经济

2023年，中国经济留给我们许多新的印象。比如，当人们摆脱疫情影响而畅快出游的时候，对中国自然环境的改观必有深刻印象；再比如，随着国产手机的热卖，人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印象跳升了一个数量级。当然，太空信步，国防发力，中美会谈……许多领域的许多方面都会带给国人以深刻印象。正如中央给出的判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现在，2023年已经悄然过去，当我们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势必需要客观而明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同时更需要有力、有效的破解方案，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实事求是 正视挑战 

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落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除了肯定成就，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当下正在发生而未来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如何理解这些困难和挑战？必须时刻正视一个大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场剧烈而深刻的变局。在此变局之下，国际政治格局、军事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贸易格局等，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变化。同时，基于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必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因“不确定”所导致的政治风险、军事风险、科技风险、贸易风险、经济风险等，也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国际风云如此之变，映射到国内，也必然带给中国经济困难和挑战。比如，全球政治军事、科技贸易等方方面面的动荡，加之美国针对中国的各色制裁，以及美国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各色操作，势必带来全球经济供给成本上升，同时压制需求使之不断弱化，而由此映射到中国，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内经济需求不足，将导致产能越发过剩，进而导致投资领域越来越窄、收益越来越低，而如此循环，会导致国人经济预期不断走弱，而经济预期减弱，反过来又会使循环不畅，堵点增加，各种风险隐患暴露。

上述分析仅仅是外因，那有没有内因？当然有，后文会有讨论。毕竟，看清外因和内因，距离找出破解之道就不远了。至于当下中国经济形势，诚如中央给出的判断：“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

过去数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一直强调：稳中求进。尽管其中有明确的“求进”的要点，但“稳”字却是非常突出的特征。为什么要“稳”？这或许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相关。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在所有事务均无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应当作出怎样的调整？应当作出多大程度的调整？在哪些方向上必须发力进取、哪些方向必须量力而为？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给出明确答案。所以，决策者必须审时度势，谋定而动。在此过程中，“稳”是必要的选择，“稳住”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是，“稳”绝非停滞，更非“躺平”的理由。它应当是逆水行舟中的“稳”，是不进则退的“稳”。因此，稳中求进至少应当从两方面理解：第一，不急不躁，稳中寻机，谋定而动，动如脱兔；第二，稳为寻机，稳为突破，逆水而进，进中求稳。

所以我们说，稳是结果，进是方法，绝不能把结果和方法混为一谈。或许正因如此，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原则。字意很好理解，深意更要揣摩。中央明确给出这一原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第一，在经济工作中，坚决防止一些人把“稳”当成“躺平”的借口；第二，在经济工作中，坚决防止一些人“简单粗暴，破而不立”的风气。

要做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仅需要决策层给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更在于执行层面不折不扣地抓落实，雷厉风行地抓落实，求真务实地抓落实，敢作善为地抓落实，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在落实方面，“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同时还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才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总之，稳是进的基础，也是进的结果。同样，立是破的前提，也是破的诉求。这其中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晰明了，容不得半点糊涂。

协调配合 统筹共进

只有协调配合，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统筹共进。这不只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告诉大家的经验和事实，同时也是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这样一段表述：“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段表述让人读来感慨良多，这实际是在告诉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的重大哲学命题。

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讲求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坚持目标和方法协调。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取向一致 组合效应

具体到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尽管中央在政策表述与政策作为上给出了不少新的内容，但更为触及灵魂的在于：中央对各方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既是“系统观念”对政策制定与执行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放大政策效用、提高政策效率的必然选择。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我们需要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

强化政策联动，放大组合效应。说白了，就是要加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如果政府各个部门自成一体，自以为是，则会导致政出多门，矛盾百出，内耗严重。但在未来的经济工作中，尽管各部门工作重点存在差异，但必须更加注重“宏观一致性、协调性和部门功能的相互支撑”。

举个典型例子。中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其中包括“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债务收入用作资本金，这必然要求一定数额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足够长的期限，比如10年期、20年期，甚至永续等。谁会有如此长期的闲置资金去购买这笔专项债？从理论上说，从资金供给的职责上看，要实现政府债务的期限长期化，需要依托中央银行向社会投放足够多的长期（资本）流动性。

再比如，中央要求财政“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并通过“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如此，金融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就必须予以通力合作，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金融保障，有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仅如此，央行同时应当加大“资本流动性”投放力度，全力支撑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海量的股权资本。

值得深思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货币政策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其中，“盘活存量、提升效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的货币存量巨大，但效能不够高？至少，从今年的真实状况看，M2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而且M2增速稍有减低，GDP立即呈现疲弱。这种GDP增长需要的货币量更快增长，是经济效率下降，还是货币效能低落？这是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过去，一些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一味强调“经济效率下降”，而无视“货币效能低落”，这是否存在严重偏差？

大家应该意识到：长期以来，央行自创货币工具，而国债在货币政策中作用体现不够充分，尽管自创货币工具信用级别和货币收放效能与国债操作无异，但从整体国家经济的角度看，央行通过收放国债控制货币流量与通过自创工具收放货币流动性相比，前者可以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大程度支撑国家的财力建设，培育更大的经济能量，但后者却只能单一完成货币流量控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其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 增强预期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其意义非同小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舆论引导公众经济预期，而公众的经济预期则引导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对内决定市场价格，构建经济结构；对外决定世界对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程度的认知，决定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正因如此，能否有效引导经济舆论导向，有效管理社会公众的经济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体现。对中国而言，经济预期管理也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段时期，美国物价形势严峻，美联储货币收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各种压力的考验，需要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而客观上形成了中美货币政策逆向而行的趋势。这本没什么了不起。第一，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诉求，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政策理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第二，中国利率走低，美国利率走高，的确会导致部分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理论上说，因低利率逃逸的资本，一定是“套利资本”而非实业资本、股权资本。相反，实业和股权资本更加偏好低利率环境。

如果中国经济舆论出现问题，势必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曾经一度，一些自媒体危言耸听，完全无视中美货币政策逆向而行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而肆意夸大美联储加息缩表对我产生的负面效应，刻意营造“A股必跌”的舆论氛围；再比如前不久，一些恶意经济舆论把人民币贬值当成股市下跌的理由，削弱了中国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支撑力。同时，一些舆论借助股市下跌去弱化社会公众的经济预期和财富预期，压制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如此舆论、预期、经济之间的非良性循环必须改变。

九大领域  巨大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2024年中国经济“九大领域”的发展提出具体指导和要求，将其加总一起，势必组合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投资机会。

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除了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总体要求以外，会议还给出了许多全新的发展领域，比如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再比如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而要做到这一切，离不开两大要点：第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第二，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