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对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融战与一战几乎无异,不同的是二战之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战争利益,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老牌列强,从而得到了绝对权威的国际话语权。

说到这儿,最该点名的事件就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华盛顿山脚下的一片橡树林,其间坐落着一个建筑群。这里之所以拥有举世瞩目的地位,是因为二战后重构世界经济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诞生在这里。

布雷顿森林的较量

二战结束后,欧洲要重建,经济要恢复,世界是否还要回到一战后那种经济混战格局?实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1941年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列强间无序的利益争夺,正是战争周而复始的重要而直接的诱因。尤其是恐怖的1930年代,各国为了各自摆脱危机,最后掉进“囚徒困境”的陷阱。

于是,列强接受了凯恩斯主张。既然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这只权威之手予以调控,那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是不是也该有一种“超主权力量”去维护稳定与持续?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明白,谁主导这个“超主权力量”,谁就将拥有世界经济霸权,并赢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很显然,老牌霸主英国和战争新贵美国,谁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宪章》。建议战后成立以胜利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借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借以形成均衡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争霸战已经暗流涌动,在英美间拉开了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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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0日,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甲板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前排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前排右)。

1944年7月1日,华盛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饭店人满为患,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下榻这里,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公约——《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诞生。但在当时,聚光灯下实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代表英国主张的、对现代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则是代表美国主张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经济学家亨利·迪克特·怀特。他们带着各自的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过是看客和最终方案的被动接受者而已。

英国和美国的两个方案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世界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但核心是用于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的“超主权货币”应当是谁?怀特方案认为,它是美元。凯恩斯认为,它是班克尔(bancor)——由各国主权货币构成货币篮子,再由国际清算联盟发行班克尔;班克尔盯住黄金,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班克尔;国际贸易以班克尔计价结算,并按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小,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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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何以给出班克尔方案?后人分析,那时的凯恩斯已经意识到,两次世界大战已使英、法、美三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英镑、法郎、美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如果不能有效限制美国特权,英、法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将彻底让位于美国。1944年,美国向盟国提供的货物和劳务价值500多亿美元,同时拥有的黄金储备已占世界黄金储备的60%,工业生产总值也相当于全球的50%,制造的商品已占世界总量的35%,军事工业能力是轴心国的两倍。

凯恩斯败了,拼死抗争22天后的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华盛顿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里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有两则,其一是《关贸总协定》,试图统一各国的贸易政策,限制各国政府采用鼓励性贸易措施,伤害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试图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汇率体系,避免个别国家通过主动性货币贬值去刺激出口,引发恶性出口竞争。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什么?第一,各国货币盯住美元,波幅不超1%;第二,美元挂钩黄金,各国可随时以美元兑换黄金,金价固定为35美元/盎司;第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世界央行”,个别国家出现临时性美元短缺,IMF为其提供流动性;第四,成立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的前身,由它向战火涂炭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重建贷款。

从此,美元站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今天。

利益面前无道德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赚得盆盈钵满,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更让美国站到了全球利益丛林的食物链顶端。

1945年5月8日,盟军与苏军会师柏林,从而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一战结束后一样,美国同样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美国吸取一战教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已经专门做好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世界银行间接向欧洲提供进口信贷,用于购买美国商品。

到了1947年初,透过世界银行的贷款已经显得“太有节制”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到访莫斯科,然后又到处走了一圈,他发现,欧洲经济依旧乏力。怎么办?马歇尔回到美国后,参照一战后的“道威斯计划”,制定了一份欧洲复兴计划,史称“马歇尔计划”。按照这份计划,美国绕过世界银行开始直接向欧洲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不仅帮助盟国,同时也帮助德国和日本。

其实,英、法、美国一直都在分析一战的教训,他们的共识是:严酷的战争赔款实际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一战之后的经济混乱。所以二战后的盟国,除把战争罪犯(个人或组织)推上审判台以外,胜利者并未提出战争赔款问题。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

此时的美国所贪图的是传统意义下的“出口利益”。历史地看,列强间的贸易争夺其实都是顺差争夺,通过对欧洲的信贷,消化美国产能的同时,获取巨额贸易利益。统计数据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绝大部分用于美国商品的采购。其中,购买仪器和棉花占46%,购买煤炭占16%,购买钢材和铝材占19%,只有14%被欧洲企业用在追加资本支出。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占到了经济丛林的食物链顶端,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伴随着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华尔街也一扫30年代的暗淡。与之相对,美元发行的执行机构——美联储纽约分行更是繁忙异常,美元供应量持续大幅增长,而这个增长的背后则是全世界的黄金滚滚流入美国。

朝鲜战争的冲击波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也让欧洲经济加速复苏。两年后,1949年10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走进白宫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了不安。

战场上频频失败的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冻结中国在美的全部资产。但没想到,这招吓坏了欧洲人。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这招着实灵验,不仅欧洲国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国借贷而转去伦敦,同时,一些美国企业为避开国内高税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伦敦。这样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伦敦金融城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美国本土,这势必威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尤其是欧洲从战火废墟中恢复,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更新、更先进,制造的商品比美国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战争+工业老旧+欧洲争夺”的合力之下,全球贸易格局开始逆转。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1946年,一直反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尖锐指出,美元作为特权货币,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减少而苦恼,只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地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1960年1月2日,约翰·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面对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第35届美国总统,但此时,美元抛售狂潮在欧洲冲向极致。伦敦黄金价涨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20%。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政府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会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10国黄金储备池”。同时,各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欧洲9国对美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一系列举措下,美元勉强渡过难关。

布雷顿困局

第一次美元危机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摇,美元会否因此由兴而衰?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同年,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不过,另一道“冷战之墙”也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形成。鉴于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针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之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民主党身份的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开放),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上文已经讲述过“三元悖论”)。就是说,如果美国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资本将流向高利率的欧洲;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加息或减少货币供给,那美国实体经济势必受到进一步打压。

1963年7月18日,无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他强硬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对外流资本课以15%的重税。话音刚落,华尔街怒骂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头的激烈反对。肯尼迪终于没能看到这部法律,法案提出127天之后的1963 年11月22日,美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从此,“实业兴国”的理念与美国渐行渐远。1964年9月,尽管相关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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