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血成性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资本布设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这时再看世界，商品市场衍生出的期货市场，实际已经变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流动性差的产业资本通过证券化，对应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从而也构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对产业资本的保护，于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产业资本创造的财富，都装上了金融管道，变成任由金融操控获利的捕猎场。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到中国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今天这样一场超级泡沫危机，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全球的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贷，从而使泡沫膨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认为，市场泡沫会自动修正。但不幸的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错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场调整，只是让金融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英美的金融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两国总产值。
索罗斯说得没错，但他只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痛苦，却没有承认里根、撒切尔夫人和他本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深重而频繁的灾难。
马岛战争背后的金融深意
1982年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为司令的特混舰队，去收复刚刚被阿根廷占领的英属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于是，包括“赫尔墨斯”号航母和“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在内的118艘舰船、270架各色飞机、9000人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地扑向美洲大陆最南端、距英国13000公里的海岛群屿。
为什么英国如此劳师动众地对一群小岛大动干戈？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吗？
实际上，1980年前后美英实施“金融休克疗法”，也导致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这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堪比欧洲。但高福利导致阿根廷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习惯，而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位列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怎么办？发行货币让比索贬值，刺激出口，换汇偿债。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根本无力消费。结果是阿根廷发生严重通胀。那时，阿根廷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更高达30%以上。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还债成本增加，负担越来越重。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复马岛的前两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怎么办？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成功了，1982年4月2日，马岛收复的消息传到国内，阿根廷举国欢庆，还是五月广场，还是大规模游行，但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全国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一改前嫌，誓言要团结在政府周围。
阿根廷的行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因为英国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阿根廷军以收复马岛吓住英国人，那下一步会不会拒绝偿还外债？如果阿根廷拒绝还债，外债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国家会不会揭竿效仿？难怪后来有学者分析，英国回击马岛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希望彻底铲除发展中国家拒还外债的念头。历史证明，正是从那时起，拉美各国外债危机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从未停止。
倒霉的墨西哥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脑聚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这次会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身上。为什么？因为墨西哥正在被外债危机所困。
波蒂略在联大的发言中称，导致这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富强的努力，而是伦敦和纽约的政策，制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受到威胁，切断了他们走向进步的可能。
波蒂略警告说，如果能使债务双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受阻，不排除发展中国家将单方面停止偿债的努力。他说：“停止偿债对谁都不好，谁都不想这样做，但如果发生此状，责任不在债务人。现实催生一致立场，我们没必要去搞阴谋诡计。”
波蒂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当选墨西哥总统，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经济振兴，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5年间，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5%。如今，波蒂略总统任期还剩不到两个月，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经济成就，都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毁于一旦，这当然会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大涨，这让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开采和出口而推高国内经济的机会。但钱从哪儿来？这时的波蒂略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主张，他相信，依仗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些路径，墨西哥应当比亚洲接受了同样路径的国家更富有。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开国门，欢迎欧美资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业。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笔的欧美资本流入让墨西哥石油行业投资急速增长，国家经济也随之繁盛一时。但好景不长，1980年初，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到20%，国际油价开始因经济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预期而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债利息大升，还债成本暴涨。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债累计已达820亿美元。
好在“两伊战争”还在持续，被战争挺高的油价回落速度还算温和，墨西哥还可勉力支撑，但1981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这年秋天，美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咨询顾问威廉·柯比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受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的冲击，所以他正在劝告客户，在墨西哥政府换届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该国的投资。
柯比的这篇专访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大规模转载。
柯比的文章同样受到墨西哥媒体的关注，甚至一字不漏地转载这些文章，正是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墨西哥。波蒂略总统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发表全国广播演说：“隐藏的外国利益，正在通过恐惧的谣言和资本外流迫使比索贬值，动摇墨西哥经济。”他告诉墨西哥公众，目前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总量已达760亿美元。
波蒂略试图通过资本管制遏制资本外逃，但他根本无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国际、国内压力。波蒂略屈服了，他允许比索一次性贬值了30%。比索贬值加大了企业的外债负担，当年依靠外债发展起来的墨西哥财团纷纷倒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尔法集团，它是墨西哥私营工业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比索贬值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墨西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复元气。
还不完的高利贷
对拉美国家而言，与外债比肩的沉重负担还有高昂的利息。1980年，当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时候，伦敦城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求拉美国家按“市场利率”借取新债，同时还迫使它们按现实的“市场利率”偿还旧债。正是这样的苛刻条件，一举将拉美逼向绝境。
实际上，1982年8月墨西哥已经无力偿债，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演变成“角斗场”，实际就是发达债权国和拉美债务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而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和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金融巨头们的偿债安排。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怀疑，英国人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这向拉美国家发出强烈信号——英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英国利益完整。原本，波蒂略希望拉美国家组成“联合体”，一起和债权国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但马岛战争后，这个愿望搁浅了。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美国人为拉美债务危机开出了怎样的药方？实际上，早在1982年8月，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美国银行和IMF已经为拉美债务国准备了四味苦药：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节省财力偿还外债;第三，让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还债;第四，由IMF出面对拉美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被按着喝下了这杯苦药。为了还债，拉美债务国节衣缩食，几乎所有社会福利荡然无存，墨西哥因进口药品严重短缺，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问题是这样能还清债务吗？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1982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还债时，债务总额8390亿美元，但到1987年，这个债务数额变成了1.3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IMF所谓的债务重组，不过是把债期拉长，并把所欠利息变成债务本金，然后一并放在未来偿还，所需支付的利率和过去一样高。按照中国人的常识，这是典型的“利滚利的高利贷”？世界银行曾对109个债务国的还债情况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1986年间，它们一共还债6580亿美元，可债务却从4300亿美元增加到8820亿美元;所还6580亿美元的债务中，仅利息就占了将近一半，即3260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还越多，是否因为它们大量借入新债？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拆穿了实质：“1976年到1981年，拉美国家名义上获得了2700亿美元的外债借款，但实际上，这些资金只有8.4%被用于拉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其他作为旧债利息，从未离开过纽约或伦敦的银行，而拉美国家所欠债务，只是在银行的账簿上被改动了一下数据而已。”
金融通吃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非洲一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最早接受并践行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但几乎全军覆没。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也希望通过借入欧美资本发展自己，但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陷入债务危机，掉进越还越多的债务陷阱。时至今日，这些债务还被经常提起。典型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大会上经常出现“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议案，40年来从未间断过。
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痛苦，给欧美金融巨头们创造了丰厚收益，他们为债务缠身之国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财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其控制权一点点通过“债转股”转移到了欧洲银行手中，然后再被转卖给欧美石油财团。据丹麦经济学家汉斯·拉斯姆森估计，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仅仅流入美国的现金就有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GDP不过2.7万亿美元而已。这些资金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