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新文科建设的隐忧及化解策略

作者: 操若璠 宗晓华

摘要:新技术时代的来临,使文科发展进入了或复兴或进一步边缘化的时期。一方面,依托于技术带来的数字化学习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文科或将焕发新的生机。但与此同时,技术崇拜也会给新文科建设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育功能带来严峻挑战。技术时代的新文科建设必须坚持质量至上和以人为本。具体而言,要坚守人文价值,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基于大数据研究优势,强化理论阐释能力;警惕功利陷阱,实现技术赋能的学科使命;明确新文科要义,坚守学科育人的目标定位。

关键词:新技术;新文科;学科建设;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24)04-003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建设教育强国在教育发展中的战略目标地位,并指出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1],这表明学科建设的质量关乎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到来使得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推动了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变革与研究范式更新,为学科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 [2]。就人文社科领域而言,这一场由新技术所带来的教育变革与新文科建设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的理念不谋而合。然而,通过文理交叉(特别是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文科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以促其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培养的努力实际上是充满挑战的,需要对其开展深入的研讨,从而更好地彰显技术给文科发展带来的正向功能。与此同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融入在为文科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或潜在风险。本研究将从新文科与科技相结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入手,进而分析技术融入文科教育时可能带来的隐忧,并基于此探寻技术时代新文科的发展路径。

1时代的召唤:与科技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经之路

当前,数智化的新环境对文科发展提出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需求,沿袭已久的以传颂和领悟经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科已不再适用,如若不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文科领域可能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失去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无疑为文科教育的振兴指明了方向。这一理念强调文科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借助技术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1.1技术与文科的融合有章可循

在中国,面向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科建设是一项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2018年,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文科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正式颁布,标志着新文科建设的全面启动。《宣言》的发布为新文科建设绘制了宏伟的蓝图,提出了系统性的规划和具体的指导原则。其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 [3],突显了新技术在文科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

除了政策与文件的指引外,学术界亦从多维度深刻剖析了新技术与文科教育融合的核心价值与迫切需求。传统文科教育长期以来面临着内容陈旧、教学模式僵化、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轨以及创新活力匮乏等多重困境 [4],随着新文科建设浪潮的推进,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克服这些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在教育内容的创新上,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催生了众多新兴研究领域,这不仅拓宽了新文科的学科边界,也推动了研究范式的革新,促使文科知识体系得到持续的调整与更新 [5];在教学模式的改革中,技术驱动下的跨学科交流日益频繁,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模式得以有效引入文科教育实践,丰富了文科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6];在人才培养层面,新文科教育顺应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着重培养学生的大数据思维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7],在跨界与融合中培育出复合型文科人才 [8];在教育改革上,未来的文科教育需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破“文科无用”的偏见,实现文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创新型文科教育体系 [9]。新技术与文科教育的融合不仅为文科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为培养具备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技术与文科的融合有史可鉴

文科与技术看似是相距甚远的两个领域,但二者的结合并非一个新理念。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一个名为“人文计算”的学科逐渐兴起,标志着文科与技术结合的初步探索。学者们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将科学、数学和技术与文科课程相结合,以拓宽文科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论。在学术实践中,不少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例如,斯蒂芬·卡特克利夫和史蒂文·戈德曼在1985年的“科学、技术与文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将科学、数学和技术融入文科课程的理念,使得人文学科课程具有更广泛和“横向”的特征 [10]。斯坦福大学的弗兰克·莫莱蒂则是数字文学的先驱者,他领导的文学研究实验室利用计算技术分析文学现象,并提出了“远程阅读”理论,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1]。

进入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文科与技术的融合。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应运而生,它将传统文科与信息科学相结合,运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问题 [12]。数字人文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也为文化生产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看到,文科与技术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二者的融合将在未来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文理交叉所产生的新兴学科将共同重构新文科的合法性,推动文科教育和研究向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发展。

1.3新文科要利用技术培育时代新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文科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这“决定了文科必须打破门户思维、独狼思维、独尊思维,成为一个开放互生的知识共生带” [13]。换言之,要使文科获得充分的活力,就必须让它灵活地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需求,实现自我革新。这一转型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科技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协同发展。技术时代的文科教育因此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即如何培养出既能够熟练运用新技术,又具备较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时代新人。

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相较于2015年的6.20%提高了4.36个百分点 [14]。但从总体上看,国民科学素养仍有显著的上升空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且存在着地域和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5]。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部分具备高知识水平的人群中,依然存在科学素质相对薄弱的现象 [16]。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暗示着要想真正实现技术与文科的深度结合殊非易事,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若想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不能仅仅依靠理工农医等传统的强应用型学科,文科与科技的融合同样极其重要。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与努力,才能在文科领域培养出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为社会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技术的崇拜:新文科建设中的潜在隐忧及其原因分析

在肯定技术为文科建设带来崭新机遇的同时,由于“新技术到处改变着学习,所引发的震动从根本上使教育、学校教育和学习世界受到了摇晃” [17],这种剧变不免会催生出技术崇拜现象,即对数字技术及其衍生产品所形成的数字系统产生过度依赖和顺从的社会异态关系 [18]。颠覆性的技术极易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并使人的生活和行为被人工智能所“绑架”,从而在无形中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掌控力。因此,在新文科的建设过程中,需以更加审慎和批判性的视角来考量技术与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学科建设的功用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两个维度 [19]。鉴于此,不妨从这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反思新文科建设中由于过度依赖技术而带来的隐忧。

2.1技术崇拜对新文科知识生产功能的影响

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借助技术的力量和学科交叉的优势,赋能文科学者以更有效的手段去探索和观察中国本土经验,促进更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知识的生产,并形成当代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与知识体系。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当技术逐渐从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引发人们的崇拜与迷信时,其潜在的“双刃剑”性质便愈发凸显。在这种情境下,技术的正面作用可能会被过度放大,而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则可能被忽视或掩盖,从而对新文科知识生产的内容与方法带来严峻挑战。

2.1.1技术本身难以实现理论创新与文化培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学科建设工程,新文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育“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 [20],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舞台。而创新理论、培育文化这类任务单单依靠技术的运作是难以实现的。理论的形成与创新有赖于研究者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敏感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性、异质性的新事物的敏感性。可以说,人类的感知、推理、判断等能力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新时代的文化培育体现在文化深度、文化高度、文化包容度与文化创新度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由人的理性反思和感性体悟所共同作用而成的。这些对特殊性的感知能力和诠释能力恰好是机器容易忽视或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如果过多依赖技术而忽视人类自身的思考与实践,就难以发现那些有特殊意义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也不容易从经验数据中跳脱出来,从而把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抽象概括成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2.1.2大数据方法易忽视文科研究的温度和深度

在大数据技术的赋能下,人文社科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大数据显著降低了文科学者在处理复杂、庞大数据集时所需的人工成本与时间投入,显著提高了研究效率。近年来,随着“爬虫”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学者们能够捕获传统人力无法企及的超大样本量,并结合多种统计软件工具,以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一趋势在年轻一代的人文社科学者中尤为显著,大数据方法逐渐成为社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大数据方法和数字人文研究既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也不是学术研究的终点和归宿。文科所要解决的是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问题,对该问题的阐述也应当取决于人本身,技术无法深入问题的根本。以社会学为例,回顾中国的社科研究史,从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到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来那些最杰出的研究者,主要采用的都是扎根式的质性方法,这主要归因于质性方法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学术传统中的植根性。质性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一种研究方法,更在于其蕴含的人文关怀与丰富的经验感受力 [21]。若忽视或放弃质性研究,研究对象将被简化为冰冷的数字,失去研究应有的温度与深度。这将极大地削弱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价值,即研究者对人性和社会现象的深入洞察与人文关怀。

2.2技术崇拜对新文科育人功能的挑战

新文科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具备新时代国家和社会所迫切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文科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自信,能够根植于中国大地,深入开展学习与研究活动。从当前的实践角度出发,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新文科人才培育的各个环节与成效之中。这就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与技术关系”的问题,即在利用技术改善教育环境、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手段时,人是否始终能够保持其主体性,并在遵循技术伦理的前提下进行操作。若无法妥善把握学科融合的度与界,则可能使文科人才培育的目标发生偏离,从而影响人才培育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