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学视域下学业负担问题的增生机理与根治之道

收稿日期 2022-07-13

基金项目 陕西省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陕教＼[2021]198号）；宝鸡文理学院2022年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YJSCX22ZD06）；宝鸡文理学院第十五批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J20JGZD05）

作者简介 刘晓敏（1996—），女，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通信作者 茹宗志（1964—），男，陕西宝鸡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

摘 要

学业负担问题是一个一直潜伏于我国教育机体中的具有遗传性质、高繁殖力和强转移性的“恶性肿瘤”，具有异常增殖、负担过重、浸润性生长及转移的生物学特征。透析学业负担问题的增生机理发现，教育功利心是造成学业负担问题的“遗传易感因素”，社会竞争是造成学业负担问题的“环境致癌因素”，资本扩张是造成学业负担问题的“病毒入侵因素”。结合“双减”政策的执行限度，应从更正教育观念，防止教育的育人基因发生突变；改善竞争环境，修复社会竞争生态系统；夯实减负成果，打造坚固的教育免疫系统三方面入手探寻根治学业负担问题的综合性治疗方案，使教育重回育人正轨。

关键词

肿瘤学；学业负担；“双减”政策

中图分类号 G6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3）05-0085-08

2021年我国最强减负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颁布，标志着我国学业负担治理进入深水区。梳理我国减负工作历史发现，学业负担问题不是最近发现的新问题，而是一个植根于我国教育系统中的老问题。相关学者多从教育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对学业负担问题进行宏观研究，鲜有从微观角度对学业负担问题的生发机理进行剖析。肿瘤学作为一种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强调分子与系统相互作用影响的科学研究，其研究范式对分析学业负担问题具有特殊意义。观察学业负担问题的发展过程发现：学业负担问题像一个一直潜伏于我国教育机体中的具有遗传性质、高繁殖力和强转移性的“恶性肿瘤”，它以高速异变的方式破坏着我国教育的育人基因，导致我国教育事业病态发展。深入剖析学业负担问题的增生机理，给予精准有效的治疗，是实现基础教育育人本质回归的着力点。为此，可以从“肿瘤学”视角对学业负担问题加以剖析与诊断，力求弄清学业负担问题的生发机制，探寻综合性治疗方案，清除教育机体中的“肿瘤细胞”，为实现根源性减负提供思路。

1 学业负担问题的发生、发展与转归

学业负担是指学生（个体或群体）在与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承担的学习任务或产生的学习压力[1]。学生为增进知识，完成学习任务产生学业负担是正常现象。学业负担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学生在完成学业任务时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承受了额外的、过重的压力，其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严重阻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毫无疑问，了解清楚学业负担发生发展的事实，才能找到学业负担的病变原因，为教育减负提供良策。

1.1 学业负担问题的发生

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原始教育以传授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为目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统一于劳动者一身。生产力的低下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体力劳动是人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身体素质在生产劳动中占据主要地位，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专门的教育机构尚未形成，学业负担无从谈起。到了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使生产资料占有者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从事教育教学、生产管理和文化宣传活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产生，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以文字记载的形式得以积累传承，背诵和记忆成为学习的主要方法，学业负担初现端倪。到了封建社会，教育目的发展为为统治阶级培养服务人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盛行，“饱学之士”受人敬重，读书入仕才是正途。特别是科举制度推行以后，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改变命运成为广大学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十年寒窗磨一剑”“学海无涯苦做舟”成为古代仁人志士们求学的真实写照，“苦学成才”理念深入人心，学业负担问题成型。受封建体制影响，平民阶层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使其将“学业负担”问题美化为实现阶层晋升的捷径，困而不自知，“学业负担”和“考试文化”以“遗传基因”的方式保留下来，潜藏于之后我国各时期的教育系统中。

1.2 学业负担问题的发展

经过漫长的潜伏期后，学业负担问题发展到了症状明显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急需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在政府振奋人心的号召和百姓建设美好新中国的愿景下，大家建设热情高涨，以满腔热血投身于教育事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加班加点复习功课，学业负担加重，大部分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这一时期的学业负担问题还是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一大批高质量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加之高考制度的恢复，广大学子考大学的热情高涨。但受教育基础薄弱和高等教育稀缺的影响，能上大学的人并不多，学业竞争露头，学业负担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并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扩散，蔓延至整个教育系统。1985年，国家提出素质教育后，学业负担问题被界定为影响素质教育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学业负担问题在理论和思想上转化成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对立，从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深入[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城乡二元分割”的催化、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校外培训的幕后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学业负担问题愈演愈烈，其负面影响扩张至教育、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国计民生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学业负担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转化为重大社会问题，导致了“肿瘤细胞”向“恶性肿瘤”的转化。

1.3 学业负担问题的转归

学业负担问题如同生长于人体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不能正确诊断并及时治疗，就有可能祸及全身，进而威胁生命。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学业负担问题，我国采取了综合性的治疗措施：首先，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治疗主体，由以往的教育部主管到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多部门联合发力；其次，我国已经采取了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针对学业负担问题从课程改革、教学规范、课外活动、课内作业、考试内容、竞赛培训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再次，国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颁布了多个关于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文件，如《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1955年）、《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2013年）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等。

一般来说，学业负担问题的治疗效果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治疗，学业负担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学生的学习活动正常开展，秩序井然，回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轨道并高速运行。治疗主体和学生群体能够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尽其能，正胜邪退，疾病向愈；第二种是受到治疗理念错位、诊断不当和治疗主体能动性发挥不足的限制，学业负担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维持原状，或在阶段性治愈之后表现出形态和功能异常甚至再度发作，邪正相持，久病不愈；第三种是受激进或冒险理念的影响，采取极端武断的治疗方式，学业负担问题非但没有通过一定的治疗出现好转，反而积重难返，带来新一轮的更为沉重的学业负担，邪胜正衰，疾病恶化。从目前我国的减负实效来看，虽然我国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上初有成效，但远未达到正胜邪退、疾病向愈的理想治疗效果，需要进一步分析诊断，采取更有效的治疗方式。

2 学业负担问题的特征与表现

在生物学中细胞分化异常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特征之一，相比于正常细胞，恶性肿瘤细胞可以无限生长、分化和转移，在形貌、代谢及生长方式等特点上与正常细胞有较大差异[3]。学业负担问题相较于正常的学业负担，已经显现出类似于肿瘤学中恶性肿瘤细胞分化异常的特征，在增殖动力学上表现为异常增殖、在形态学上表现为负担过重、在生物学上表现为浸润性生长及转移，完成了由正常细胞向恶性肿瘤细胞的转变。

2.1 生长动力学特征：异常增殖

增殖是细胞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形式，肿瘤细胞也不例外[4]。不同的是，正常细胞的增殖受机体控制，当其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会停止生长；而肿瘤细胞在增殖时细胞接触抑制能力丧失，不受机体控制，出现异常增殖。学业负担问题已经表现出恶性肿瘤异常增殖的特征。2013年，教育部提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学习时间、课业质量、课业难度、学习压力作为评价学生学业负担的关键指标[5]。据“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为8.1小时，比2005年增加0.6小时；初中生平均在校时间为11小时，比2005年增加0.4小时。小学生在学习日和休息日平均做作业时间分别为1.7小时和2.8小时，与2005年相关数据相比分别增长0.2小时和0.6小时；初中生在学习日和休息日平均做作业时间分别为2.5小时和3.8小时，与2005年相关数据相比分别增长0.3小时和0.8小时；学生在学习日和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分别为0.8小时和2.1小时，与2005年相关数据相比分别增长0.4小时和1.4小时，学生学习时间增长迅速，对学生日常闲暇时间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挤压[6]。在课业难度和课业质量方面，随着学科内容的丰富，课业难度和课业质量虽在不同年级之间存在群体差异[7]，但总体上呈现课业难度不断增加但课业质量提高不明显的现状。在学习压力方面，随着学习科目增加、内容丰富、难度增大，基础教育各个学段学生的学习压力呈现普遍增大态势。学业负担增长速度之快、范围之大，已经严重超出学生可承受范围，表现出异常增殖的特征。

2.2 形态学特征：负担过重

形态学特征是事物比较明显的外部特征，对肿瘤进行形态学鉴定是判断肿瘤性质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样，对学业负担问题进行形态学分析也是判断其是否恶变的重要标准之一。国内相关学者从认知过程、情绪体验、行为反应三方面对学生的学业负担水平和特征进行描述[8]。研究表明，我国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学生都存在学业负担问题，且随着受教育年段的升高，学生的学业负担在逐渐加重[9]。小学生心智发育尚未成熟，长时间的学习使学生容易产生疲劳感，学习专注度和主动性降低，进而影响学习效果。这一时期，学生行为反应层面的负担较重。初中生处在身体心理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时期，自我认同和情绪体验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于自我认同感的需要，当学生通过努力无法获得成功时容易产生习得无助感，承受力变差；剧烈的情绪波动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等负面情绪。这一时期，学生在行为反应和情绪体验层面的负担都加重。高中生相较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身心发育趋于成熟，理性思维发展，意志更加坚定，能自动自发学习，但受家长过高期望和“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高中生每天陷于不必要的学习任务中，加之学校频繁组织周测、月考、期中、期末等考试，繁重的学习任务和理性的自我要求往往使学生不得不自我加码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这一时期，学生在行为反应、情绪体验和认知过程三方面的负担都加重。

2.3 生物学特征：浸润性生长及转移

浸润性生长是指肿瘤细胞长入组织器官内部并破坏周围组织的现象[10]。从近几年学业负担的发展轨迹来看，学业负担在空间上不断外溢，在关涉对象上不断扩大，呈现浸润性生长和转移。1955年之前，学生学业负担主要是“课业多、作业多、课外活动多”，学业负担主要集中于课内。1955～2000年，学生学业负担主要是“教材多、教辅多、竞赛多、劣质家庭作业多”，学业负担从课内走向课外。2000～2021年，学生学业负担主要是“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学业负担从校内延伸至校外。短短70年，学业负担在空间上实现了由课上到课下、由课内到课外、由校内到校外的外溢性扩张。随着社会对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苛责和减负政策的不断深入，相关单位采取了各种减负措施，学校内的学业负担“大大减少”。但实质上学业负担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是由显性转化为隐性，在隐匿发展的同时向教师、家长和社会转移。主要表现为：“教师工作负荷沉重、工作时间长、工作形式繁杂、负面情绪高涨”[11]；家长“望子成龙”期望高，对课外补习班过度追捧，教育焦虑严重；人与人之间合作意识淡薄，竞争意识强烈，各行各业内卷现象日益严重，形成了对“高学历”和“名校生”狂热追捧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