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的瓶子：寓言的旅行与儿童的接受

摘 要：统编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吧》的主题为“小故事大道理”。从先秦诸子寓言的哲理化，两汉至元明清寓言的文人化、诙谐化，伊索寓言对社会生活经验的全方位总结等方面，梳理中外寓言的历史流变，分析中外寓言艺术特色的异同，以及达·芬奇、克雷洛夫等不同国家的作家创作寓言的艺术追求。在此基础上，考察寓言进入现代文学传播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对进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22篇寓言的横向与纵向比照，探讨寓言进入语文教材的面貌与其当代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小学语文；《快乐读书吧》；统编教材；寓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乡村叙事研究”（批准号：19BZW141）、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江苏省高校青蓝优秀教学团队项目“‘儿童文学’课程群”、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态。严文井说寓言是“魔袋”，卢梭却强调“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1］。钱锺书也不赞成把寓言和儿童联系在一起，理由却和卢梭不同：“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2］朱于国认为不可“因噎废食”，而要发挥寓言的“多义性的特质”［3］，强调了寓言进入教材的使用方法。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寓言的复杂（卢梭的观点）和片面（钱锺书的观点），源于怎样的历史流变？寓言和儿童的天性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因缘际会？

统编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吧》的主题是以寓言为载体的“小故事大道理”，用严文井将寓言喻为“魔袋”为开场白，直指短小的寓言故事背后“藏着深刻的道理”。在这一册的《快乐读书吧》里，我们可以看到《叶公好龙》的白话文版寓言故事，由此所揭示的寓言的内容、道理，以及联系生活实际的“深入地理解”；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对伊索寓言、俄国克雷洛夫寓言的拓展阅读，即世界各地的古老寓言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化、介入性的寓言。由此带给我们关于中国寓言的源流、世界各地寓言的播散、作家创作寓言的立场以及寓言之于儿童接受的当代命运等的一些思考。

一、中外寓言的源流概貌

寓言“寓意于言”的特征，表明它不会诞生于人类“体验神话”（荣格语）的蒙昧时代，也不易繁荣于理性精神、人文气息浓郁的散文与小说时代。它大致发端于人类神谕时代的黄昏，是一种以人或动物形象的拟人化为主要表现方法，生成以日常生活的经验凝练、反思和嘲诮等为主旨的简短话语形式；它从民间的口耳相传逐渐到被记载、被播散、被创作，成为人类认识自我与世界的语言媒介。从寓言的发端来说，它无意于“为儿童而创作”，也就无所谓复杂或偏颇，只是某时某刻的经验教训，成为人们彼此提醒或嘲诮的素材。

中国和古希腊、古印度是寓言的三大发源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有学者认为，口头寓言的产生远早于可追溯的文字历史，也有学者认为，古代苏美尔人的泥板、埃及人“莱顿世俗体纸草”等记载了人类最初的寓言作品；当然，中国、希腊、印度被今人命名为“寓言三大发源地”，不止于对年代的追溯，更是对三个地域寓言独立、系统风格的判断。中国寓言以先秦寓言为兴起标志，延续至今，差不多有2600年的历史。直到公元19世纪，中国寓言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寓言》一文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4］意思是寓言假借外物以立论。《天下》篇提到“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5］，指出了通过寓言的方式可以广泛传播的观点。事实上，在“寓言”一词出现前，带有寓言意味的故事已有记载。比如，《左传》中的“牵牛蹊田”（公元前598年）、“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报恩”的故事，公元前594年）、“雄鸡断尾”（公元前520年），以及更早年代的《周易》中有情节意味的卦爻辞等也被视为中国寓言的萌芽。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约500年间成为中国寓言的第一次繁盛期，所谓“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6］。这段文字把寓言兴旺的缘由讲得非常明晰——寓言的引用、借用、创作者：诸子百家；寓言的预设听众或读者：“肉食者”之各地诸侯；寓言的使用目的：宣扬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增强论辩的效果。寓言研究专家陈蒲清评价先秦诸子寓言：“为阐述不同学派的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可称为‘哲理寓言’。”［7］先秦初期的“墨子寓言”相对较为简单，此后的孟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战国策》《尹文子》《荀子》《晏子春秋》《管子》《商君书》《慎子》等书中均有不少寓言的记载。墨子强调“兼爱”“非攻”，有《击邻家之子》《多言何益》《楚王好细腰》等寓言作品。《孟子》一书中寓言有十余则，虽不多却很精彩，如《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王良与嬖奚》《楚人学齐语》《攘鸡》《于陵仲子》《孺子歌》《逢蒙杀羿》《匠石运斧》《朝三暮四》《学弈》《冯妇》等。

《庄子》一书中有寓言两百余则，是我国优秀寓言作品的代表，如《庖丁解牛》《丑妇效颦》《坎井之蛙》《佝偻者承蜩》《触蛮之争》《庄周贷粟》《不龟手之药》《鲲鹏与斥鷃》《凿七窍》《臧与谷亡羊》《望洋兴叹》《鲁侯养鸟》《屠龙术》《画孰最难》等，想象恣意奇特、形象鲜明超拔、语言诙谐深邃，是庄子散文精湛深刻的集中表现。

韩非子借用寓言，宣扬法家思想。《韩非子》一书中有三百余则寓言，如《三人言市有虎》《买椟还珠》《狗猛酒酸》《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相较于其他诸子散文，韩非子有意识地进行了规模化、整体性的创作，借以宣扬“法”“术”“势”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标榜纵横之术的《战国策》，其寓言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几乎是世人认知先秦寓言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战国策》中的寓言并不多，仅有五十多则寓言，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

此外，列子寓言近两百篇，既有对先秦典籍的借用，也有对古代神话传说的改编，如《朝三暮四》《纪昌学射》《杞人忧天》等。《吕氏春秋》杂陈各家，有三百多个寓言和故事，如《荆人涉澭》《刻舟求剑》《一鸣惊人》等。

两汉时期的寓言主要集中于刘向编撰的《说苑》《新序》，以及刘安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中；此外，《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寓言。相比于先秦诸子散文的犀利鲜活，两汉寓言更强调借寓言故事映射政治权术、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其“劝诫”的功能更加明显，如《叶公好龙》《螳螂捕蝉》《反裘负刍》《一岁之麦》《塞翁失马》《螳臂挡车》《曲突徙薪》《卞庄刺虎》《一孔之见》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寓言作品多见于《笑林》《符子》《刘子》《金楼子》《搜神记》等。其中，《笑林》的嬉笑怒骂，开启了中国讽刺、幽默、荒诞寓言的先河。同时，笔记小说中的寓言也颇有特色，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续齐谐记》《异苑》《幽明录》等。这一时期较为知名的寓言有《截竿入城》《与虎谋皮》《羿射不中》等。此外，古印度寓言随着佛经东传，在中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百喻经》在南朝齐就传入我国。

唐宋寓言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如柳宗元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韩愈的《老不中书》（即《毛颖传》）、欧阳修的《卖油翁》、苏轼的《日喻》等。他们将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进行自觉的创作，独立成篇并拟定篇名，这是中国寓言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另外，唐宋传奇、笔记、类书中也有不少寓言，如《太平御览》中的《乘凉》，《资治通鉴》中的《请君入瓮》，《冷斋夜话》中的《痴人说梦》等。值得一提的是，唐宋时期出现了寓言诗作品，如王梵志、寒山子、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均有此类创作。

元明清时期的寓言集中在元明时代，主要出现在刘基的《郁离子》、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刘元卿的《贤奕编》、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赵星南的《笑赞》等作品集中。另外，《燕书》《书苴子》《艾子后语》《笑府》《古今谭概》《雅谑》等书中也有不少寓言作品。清代的寓言创作整体较少，《潜书》《笑得好》《聊斋志异》等书中有一些寓言。上述作品集中，较为有名的寓言有《囫囵吞枣》《千里马》《剜股藏珠》《寒号鸟》《鹞子追雀》《按图索骥》《一毛不拔》《中山狼》等。整体而言，元明清时期的寓言早已没有先秦寓言的哲理性和唐宋寓言的批判性，更多的是玩世主义的诙谐讽刺。

相较于中国，伊索寓言经过近千年的汇集、重新整理、再发现，是古代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寓言的总汇。今天看到的最完整的《伊索寓言》首推瑞士学者耐弗莱特（Isaac Nicholas Nevelet）的刊印本，总计达379个寓言。1955年，周作人根据希腊文、法文对照本，译出了358则寓言。目前较常见的译本是罗念生等人的译作版和王焕生的译本版，后者选译了346则寓言，是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伊索寓言对全世界的寓言文学，乃至对散文、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古印度寓言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寓言之一，主要有《五卷书》和《佛本生故事》等佛经寓言，如《五卷书》的第一卷书《朋友的决裂》描述了狮子和公牛的友谊被奸诈的豺狼破坏的故事，其中又穿插了《饿豺狼与鼓》《乌鸦报仇》《螃蟹和白鹭》《狮子和公羊》等30个长短不一的故事。

二、寓言艺术的歧路或归途

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无论诞生、发展于何地，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通过拟人、夸张、对比等艺术方式，对日常经验的总结、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虽有“寓言”一词，意为说理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一种明确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提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8］，此篇中所举的例证都可视为现代寓言。唐宋时代的寓言作品多名为“戒”“说”“喻”“志”等。现代文体意义的“寓言”，源自该词所指与能指的中西方遇合。比如，明末所译的《伊索寓言》选本，名为《况义》（另有译本名为《七克》），意为比况、比喻；至20世纪，林纾、严璩才将其译为《伊索寓言》。或者说，在翻译西方寓言作品的过程中选择了“寓言”一词来说明这一文体的故事性、劝谕性，并认为中西方相关的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故事文体具有共通性。

就主人公形象塑造而言，以先秦诸子寓言为代表的中国寓言主要以“人”为故事主角，部分出现了动物的拟人化形象；而伊索寓言则以动物形象为主要角色。一方面，先秦诸子寓言塑造了一批颇为经典的艺术“原型”，如南郭先生、庖丁、杞人、扁鹊、纪昌、愚公等人物形象，以及井底之蛙、识途老马、鹬蚌、狐狸和老虎等动物形象。寓言的情节也在拟人化的形象之中建构。如《坎井之蛙》中的井底之蛙和东海之鳖的对话使情节自然生成。同时，动物形象的特征也随之范型化。另一方面，伊索寓言主要采用动植物为主人公的拟人化方式，自如、成熟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无论是狮、熊、豹、狐狸、鳄鱼等野兽，鹰、乌鸦、夜莺、鹞子、燕子、松鸡、鸽子、海鸥、鸢等鸟类，还是马、牛、山羊、骆驼、猪、驴、猫、鸡、狗等家畜家禽，野兔、猴子、乌龟、鱼、青蛙、蛇、鹿、老鼠、蝙蝠、黄鼠狼等野生小动物，屎壳郎、蝉、蚊子、蚂蚁、蝎子等昆虫，芦苇、橡树、梧桐、白松、荆棘、苎麻、蔷薇、鸡冠花、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等植物，风、太阳等自然现象，以及宙斯、赫拉、雅典娜、赫拉克勒斯、普罗米修斯等古希腊神话人物，这些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事物，都成为伊索寓言的主人公。它们既凸显着自身的特征，又被赋予了人性的特点，由此塑造了狐狸的狡黠、狼的残忍、驴的蠢笨、羊的懦弱等经典动物形象。

在拟人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夸张以及辩证、批判等方式，寓言鲜明的艺术特质得以确立。先秦诸子寓言是中国寓言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比如《望洋兴叹》《自相矛盾》对自然大小、彼此等互动关系的辩证思考，《庖丁解牛》对自然规律认知重要性的强调，《画孰最难》对鬼神论的判断，《唇亡齿寒》对战争的批判，《竭池求珠》对剥削者强盗行径的批判，《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对自欺欺人的主观唯心论的嘲讽，《南郭吹竽》对欺名盗世的讽刺，《列子学射》《邯郸学步》等对生活经验教训的总结。［9］同时，精妙的夸张和对比，也是先秦寓言的突出特点，如庄子描绘“鲲鹏”的著名场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超拔的想象、恣意的夸张，令后世叹为观止。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比，显得强烈、生动，比如井底之蛙的浅陋和东海之鳖的博大之间的对比，五十步与百步、土偶与桃梗等之间的对比，显现出诙谐、辛辣的讽刺效果。同样，《伊索寓言》广泛地总结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寡妇和母鸡》中说“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利益，结果连现有的都失掉了”，《老猎狗》说明“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蚂蚁与屎壳郎》表明“尽管风云变化万千，未雨绸缪的人都能避免灾难”，《公鸡和宝玉》说明“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真正珍贵的”。伊索寓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的财富，就是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总结是全方位的。比如对于“交友”，它就提出了“不同类的人难相处”“关键时刻才能看到友谊的真伪”“不要和反复无常的人交朋友”“人各有所长，要互相帮助”等多层面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