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与读文同行

摘 要：统编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出示的四幅场景图涉及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内容，也提示了幼小衔接阶段的阅读方法：读图和读文同行。图和文的“互动史”源远流长，一年级学生可以完成的早期阅读便从故事书和图画书起步，和大人一起读的内容也以图和文为主体。尤其要关注教材中的插图，充分挖掘其教学功能。

关键词：小学语文；《快乐读书吧》；故事书；图画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乡村叙事研究”（批准号：19BZW141）、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江苏省高校青蓝优秀教学团队项目“‘儿童文学’课程群”、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统编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出示了四幅场景图，提示语分别为：“我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读有趣的故事书。”“我读了很多书，会讲很多故事，同学们叫我‘故事大王’。”“周末，我在书店看到了很多好看的图画书。”“学了拼音，我就可以认更多的字，读更多的书了。”这里涉及小学一年级的阅读内容——图画书、故事书，当然，也可以是注音版的非虚构类书籍，包括科普、历史、诗歌等；同时，提示了幼小衔接阶段的阅读方法。那么，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中大量出现的插图如何融入上述阅读活动，而不仅是一种针对低年级教材的配置？如何将插图和图画书的阅读融通起来？或者说，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阅读趣味和教学方法？插图本身就是一种阅读资源，和文字同构了阅读内容，和图画书同构了对阅读方法的探究。可以说，幼小衔接阶段的阅读，应是读图和读文同行。

一、图和文的“互动史”源远流长

一年级上册的《快乐读书吧》展示了儿童图画书、儿童故事等阅读内容。其中的儿童故事，我已在《儿童故事：谁的故事？谁的儿童？——〈快乐读书吧〉解读之二》一文（本刊2023年第3期）中做了梳理，这里不再展开。

而“儿童图画书”（下文简称“图画书”），日渐成为幼儿成长阶段重要的阅读内容和方法。一方面，读图时代的来临、视觉文化的席卷，让文本中的“图”从文字的瀚海里愈发彰显出自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图画书自身历经百年传承，恰逢经济发展、文化昌明、教育发达的社会，有了多元发展的空间和需求。

“图”的出现早于“文”，是人类童年时期重要的表达方式。图画书脱胎于书籍中的“插画”“连环画”，比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开创性地采用以图配文的方式，提升了儿童阅读的吸引力；英国书商约翰·纽伯瑞出版了《可爱的小小袖珍书》《为小少爷和小姐们编的精美画册》等适宜儿童阅读的图文并茂的书籍；英国诗人、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之歌》抒发诗人的独见，同时配上自己创作的精美版画。随着19世纪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彩色插画开始出现在童书中，英国涌现出三位著名的插画家：沃尔特·克兰、凯特·格林纳威、伦道夫·凯迪克。克兰绘制了《宝宝的花束》、《唱六便士的歌》（童谣）等，展现了优雅且充满魔力的世界；格林纳威的《窗下》（儿歌）、《哈梅林的魔笛手》等擅长表现儿童生活有趣味的细节，尤其是对女童服饰进行精致描摹；凯迪克的《狐狸跳篱笆》《红桃王后》等插图作品成为当时儿童最期盼的圣诞节礼物之一，尤其是他巧妙绘制的《约翰·吉尔品趣事》（辜鸿铭将原诗译为《痴汉骑马歌》）中醉酒后的老约翰任由惊马狂奔、帽子和假发被风吹走的滑稽场景，成为日后凯迪克绘本奖的奖章图像。经他们的不断创新，插画从聊备一格的补充，逐渐成为推动叙事、展现细节、构建内容主体的文本主角，由此，“儿童图画书”的概念和形制也就呼之欲出。英国毕翠克丝·波特的《彼得兔的故事》被视为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图画书。在波特笔下，自然世界的精微、儿童（拟人化的动物们）生活的憨趣，都浑然天成于纸上。在《梦幻篷车》里，她画了77种植物，包括花卉、水果、蔬菜等。几乎是英格兰北部森林的生态剪影；而彼得兔们的“入镜”就如人类童年清冽、纯澈地闯入自然。此后，图画书的装帧，人物形象及背景的设置，线条、色彩和画面的设计，文字的大小与位置等都成为图画书不断突破的新内容。比如，美国的《100万只猫》《玛德琳》《给小鸭子让路》《小房子》《晚安，月亮》《逃家小兔》《爱心树》《失落的一角》《驴小弟变石头》《怪物史莱克》《小蓝和小黄》《田鼠阿佛》《青蛙和蟾蜍》等都成为一时之选。其中，“金色童年”系列（代表作《世界上最慢的小狗》）主打平民路线，带有“机械复制时代”全面普及童书的模式；苏斯博士“戴高帽子的猫”系列有意识地做了年龄段和识字量的区分；桑达克《野兽出没的地方》对儿童负面情绪的正向表达。这些都是图画书发展中的重要突破。值得一提的是，琼·穆特采用中国禅意文化所演绎的欧洲民间故事《石头汤》，美籍华裔杨志成的《叶限》《狼婆婆》等对中国民间故事、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解读，蔡皋与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合作的《桃花源的故事》等，都是中国元素初入现代儿童图画书的积极尝试。

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左图右书、左图右史，中国传统书籍中的“插图”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到了技术精进、文人雅好、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的明代，既有像《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样的传世百科类作品，也有《西厢记》《三国演义》这样多位名家绘制的不同版本的经典作品。童蒙读物也通过图文并茂来增强可读性，如《新编相对四言》中每个字都配有插图，“画”字所配插图是卷轴画形式的墨竹图。《帝鉴图说》《养正图解》《日记故事》等多为童蒙养正、少年劝学的故事，基本采用以文配图、上图下文等形式。鲁迅曾言幼时最爱的“课外书”是《山海经》，缘于它附有插图；他对装帧艺术、插图情有独钟：“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连环图画”辩护》）文、图的“互文”关系，在连环画（俗称“小人书”）、童书、儿童刊物、教科书等不同文本载体中继续发扬光大。从20世纪20年代勃发，连环画兴盛了近70年，涌现了诸多光耀这一艺术形式的名家，如陈丹旭版的《水浒传》、赵宏本版的《杨家将》、赵宏本与钱笑呆版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继卣版的《大闹天宫》、王叔晖版的《西厢记》、张令涛等版的《红楼梦》以及贺友直版的《山乡巨变》、顾炳鑫版的《红岩》、程十发版的《孔乙己》、丁斌曾与韩和平版的《铁道游击队》、华三川版的《白毛女》等，都曾令国人追捧。当然，上述作品以“小人书”的形式吸引了广大儿童读者，但其创作目标是普及大众，而非

童蒙读物。与此同时，带插图的童书陆续出版，如《大林和小林》《儿童故事》《新儿童故事》等。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出版的《河马幼儿园》可视为我国幼儿图画书的开端。此后，《萝卜回来了》《神笔马良》《三十六个字》《小山羊和小老虎》《动物园》《小蝌蚪找妈妈》等均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提供了“范型”。另外，清末民初以来的《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儿童世界》《小朋友》《儿童画报》等都折射出“‘儿童’审美价值取向的多向度表达和探索，并以‘镜像’的方式成为市场营销的运作、市民趣味的嬗变、时代与文化对儿童塑造的要求与实践、国家未来主体的一种想象等多方合谋的时代景观，隐含了共时性的‘儿童’塑造实践和历时性的‘童年’价值样本堆积”［1］。此外，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所编制的教科书中均附有大量插图；被誉为“中国连环画第一人”的陈丹旭、“中国漫画第一人”的丰子恺分别为《国语新读本》《开明国语课本》绘制了大量切题又别有生趣的插画。

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图画书作品的涌入，中国港澳台地区的译介与推广，中国原创图画书逐渐生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和童年样貌。从最初对传统故事的绘编（如《宝儿》《画马》《安的种子》等），到创作者对童年的追忆（如《荷花镇的早市》《团圆》等），对当下童年生活、家庭关系、社群环境的致意（如《纽扣士兵》《外婆家的马》《回老家过年》等），对不同特点和生活境遇儿童的关注（如《躲猫猫大王》《独生小孩》《脚印》等），进而对中国元素的现代艺术化探索（如《小石狮》《京剧猫》《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对非遗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貌、民间方言的呈现（如《天上掉下一头鲸》《一个人 一座城》《盘中餐》《鄂温克的驼鹿》《天黑黑要落雨》等），以及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对生命哲学的体察（如《耗子大爷起晚了》《冀娃子》《老轮胎》《仓老鼠和老鹰借粮》《其实我是一条鱼》《一只蚂蚁爬呀爬》等），乃至对儿童特质、童年趣味的精妙把握（如《别让太阳掉下来》《外星人捡破烂》《大灰狼娶新娘》等）。此外，大量的科普主题作品、带有互动性的立体书、可扫码进行“互联网+”式阅读的作品也彰显出中国故事的气息，如《飞船升空了》《敦煌：中国历史地理绘本》《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俺老孙来也》等。上述图画书基本都被列入2021年10月27日教育部“推荐 347 种幼儿图画书”的书单中。［2］这是一年级小学生可以完成的早期阅读书目，也是一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提到的“很多好看的图画书”。

二、和大人一起读：读什么，怎么读

一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的主题是“读书真快乐”，用场景图的方式呈现了阅读的四级“阶梯”：听故事、讲故事、选书、独立阅读。无论哪一级，都希望儿童的阅读是快乐的。这就带来至少三个有意思的话题：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阅读的渠道有哪些？可以“和大人一起读”哪些类型的作品？所有的阅读是否都是快乐的？

处于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总体来说，识字量是非常有限的。从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来看，我们也不赞同以“识字量”作为评判儿童早期教育效度的主要标准，因为这并不影响儿童以听众的方式听父母、祖辈讲故事。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中梳理了宋代以来士人家庭的启蒙教育，亲子共读、友伴同读等方式对士子成长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大量的历史实例证明了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祖辈对儿童阅读的重视、参与，能够较好地激发儿童独立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当然，随着生活科技化水平的提高，各类电子玩具、智能化教辅用品、手机App等均能够“讲故事”。“读书真快乐”主题特意选取家庭活动方式的“听故事”，而不是通过上述电子产品来完成，显得意味深长。尽管智能产品里的音频故事，可能比大部分父母讲得更生动，但是它们不能取代父母作为“讲故事”的人所提供的文化意义和亲密关系。在这一点上，甚至祖辈的“代劳”都会显得不够切题——在大部分父母都要承受生活重压、工作高强度的当下，亲子共读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维系家庭温度、儿童成长归属感的重要方法。

关于“讲故事”，现在有多少儿童在讲故事？周兢等学者在对上海幼儿语言能力的追踪过程中发现，幼儿“讲故事”的能力，尤其是依据图画书的“图”来复述故事情节、概括故事大意、创造性改编等，哪怕经过课题组有意识地训练和三年追踪的“实验组”，遑论没有经过训练的“对照组”，整体而言，都是偏于薄弱的。［3］进入一年级，这一情况是否会得到扭转？笔者认为大可不必纠结于此，“讲出来”，与同伴、父母、亲友分享故事，要比“讲得好”重要得多。

图例三是“在书店看到了很多好看的图画书”。不得不说，到书店、图书馆、书展等进行“线下”看书、选书活动，既是家庭文化生活的方法，可以抵制过度网络化带来的阅读的碎片化、流量化，更是触摸、翻阅、体察“书”这一物质文化实体的方法。尤其是图画书的文本形态，是电子书、音频书无法取代的。在书店、图书馆、书展等场域观看图画书，儿童就有可能生成较为整体的视野、比对的思考、选择的意识。对图画书的装帧、色彩、线条、角色形象、背景与留白、图文关系、叙事结构等，有了“在场”文本阅读的实境体验。

相较于“听故事”渠道的广泛、便捷，给儿童提供什么样的故事，让他们独立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年级上册的“和大人一起读”有8篇作品3种类型：童谣《剪窗花》、《春节童谣》、《谁会飞》（壮族民歌），散文《小鸟念书》，童话《小白兔和小灰兔》《小松鼠找花生》《拔萝卜》《猴子捞月亮》。一年级下册的“和大人一起读”有8篇作品5种类型：童谣《谁和谁好》《妞妞赶牛》《孙悟空打妖怪》，散文《阳光》，儿童故事《胖乎乎的小手》，寓言《狐狸和乌鸦》，童话《夏夜多美》《小熊住山洞》。16篇作品的类型分布依次如下：童谣7篇（占比44%），童话5篇（占比31%），散文2篇（占比13%），儿童故事1篇（占比6%），寓言1篇（占比6%）。另外，课外推荐读物《和大人一起读》（4册）共收录45篇作品，类型分布依次如下：童话11篇（占比24%） ，诗歌童谣9篇（占比20%），民间故事9篇（占比20%），儿童故事7篇（占比16%），成语故事5篇（占比11%），寓言4篇（占比9%）；国内作品30篇（占比67%），国外作品15篇（占比33%）。从《快乐读书吧》提供的体裁来看，着重于故事、图画书；从“和大人一起读”提供的体裁来看，没有提及图画书，故事类涉及童话、儿童故事、民间故事、成语故事、寓言等有情节内容的作品；另外，补充了诗歌童谣、散文两种类型。可以说，从“读书真快乐”到“和大人一起读”，其体裁的数量和类型，都变得更加饱满了。当然，如果就儿童阅读的类型做进一步的研讨，涵盖科技、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等主题的科普类作品，中国传统古诗词等都可以涉猎。同时，既然是“一起读”，那么要读大人的作品，也可以读儿童的作品，包括儿童自己创作的相关作品等。比如，“是光”公益组织搜集了7—15岁西部山村留守儿童的诗歌，出版了《大山里的小诗人》诗集，这一同代人写同代人的作品，真实而诗意地反映了部分儿童的心灵故事，可以成为“和大人一起读”的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