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之弧”的断裂

2024年12月6日伊朗军队撤离叙利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高官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伊朗抵抗轴心来说，叙利亚的陷落就仿佛柏林墙倒塌。”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导致黎巴嫩真主党与其资助者伊朗完全被隔绝。

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曾经有着两大共同利益，即同属一个教派和反以色列。然而，逊尼派主导的“沙姆解放组织”上台，令什叶派的共同点不复存在。所以，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都寄希望于以色列问题来找到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共同利益。据《参考消息》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便向路透社表示，伊朗已与叙利亚新领导层内部的反对派武装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以防止两国之间出现“敌对轨迹”。但“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2024年12月15日（当地时间）表示，叙利亚已筋疲力尽，因此无意与以色列发生战斗或对抗。这令伊朗“重新向叙利亚渗透”的难度更高了。

为什么叙利亚的剧变对伊朗影响如此之大，“抵抗之弧”是如何建立又如何被瓦解的，断裂后的“抵抗之弧”将会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这将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抵抗之弧”的缘起

伊朗作为什叶派国家，过去与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共同组成中东“抵抗之弧”，即反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东巴勒斯坦人民的欺压。而叙利亚担负的是伊朗“抵抗之弧”的桥梁角色，即从伊朗往伊拉克、经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所在地），再到巴勒斯坦（哈马斯所在地）。

什叶派作为伊斯兰教中的少数，仍旧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可从信仰和大国情结的视角去探究一二。什叶派代表了一种精神，在信徒看来，这是真正的伊斯兰精神，让信徒意识到异教徒的残酷，与敌人绝无妥协的可能。什叶派的历史就是一部抵抗的历史。什叶派历史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但却不屈服于主流的压力，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与伊朗的历史经历和现状高度契合，并深嵌在伊朗人的心中，让伊朗不会屈服于强权国家，而且赋予伊朗一种使命，那就是带领伊斯兰教走向复兴。

要理解伊朗的大国情结，则需要我们回到伊朗苦难与辉煌交织的过去看一看。伊朗的历史概括起来就是“三次辉煌和四次沦陷”。伊朗作为文明古国，在波斯帝国的三个时期，中央高度集权，疆域广阔，文明远扬。而四次沦陷，则分别是遭受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蒙古帝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

这三起四落，既令伊朗找寻到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民族认同，也埋下了伊朗被边缘化的种子。昔日波斯帝国的强盛令伊朗具有极高的文化自信，认为足以在自己的历史文化里探寻到未来的方向，但也同样令伊朗故步自封、不愿向西方学习。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后，伊朗不再认为自己的文明先进，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却一步步沦为西方的附庸，直到霍梅尼时期，伊朗才真正走上了自主道路，然而也开始了与西方的对抗。

“抵抗之弧”的建立

霍梅尼的出现，不仅顺应了民族主义兴起的潮流，也是伊朗和伊斯兰纠葛历史的必然选择。

霍梅尼承托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伊朗呢？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屡战屡败，领土被瓜分，主权被削弱，西方势力不断渗透……王权因为自身的腐败和西方的渗透不断衰落，反而是曾经和王权平分秋色的教士集团逐步崛起。近代教士广泛参与了立宪革命、反对烟草专卖等事件。“君主出卖国家利益，而教士捍卫国家利益”成为此时伊朗最真实的写照。

霍梅尼掀起的伊斯兰复兴热潮，是伊斯兰传统受到压制，伊朗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后的强势反弹。而这股潮流，确实扩散到了各个伊斯兰国家，许多国家开始回归伊斯兰传统，让他们同样拥有发声的欲望和权利。对于伊朗来说，拒绝世俗思想不代表没有在探索适合伊朗的制度和发展道路，霍梅尼甚至试图把伊斯兰的政治思想和现代共和制度相结合，他认为这是“全新而先进”的伊斯兰政体。

而最重要的，也是令伊朗真正扭转颓势的，是霍梅尼真正实现了“政教合一”，切实实现了对宗教的控制，国家第一次垄断了全部权力。而在国家高度宗教化之后，宗教也成为了伊朗外交的手段之一。

一方面，局势动荡使得伊朗的国家安全受到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美国和以色列，也来自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中东乱局也给了伊朗前所未有的机会，伊朗积极介入地区局势，扶持各国什叶派信徒，发展亲伊朗的政治势力，传播其意识形态，渲染什叶派的抵抗精神，然后借用这些亲伊朗的势力，以较小的成本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和以色列的势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

什叶派是伊斯兰世界的少数派，伊朗天然就引起了中东的孤立。面对其他国家对伊朗的抵制和封锁，伊朗很快就找到了两个“伙伴”——叙利亚和黎巴嫩。

真正让叙利亚和伊朗实现特殊关系的是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作为伊拉克的邻国，叙利亚担心萨达姆击败伊朗后称霸中东会危及其安全。最终，共同的利益压过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选择支持伊朗。

纵观叙利亚与伊朗的互动，叙利亚作为主权国家，其主动与伊朗加强联系是根据自身情况，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并非伊朗的干预与强迫。叙利亚堪称是主权国家中和伊朗关系最亲近的，它完全符合伊朗的要求，既亲伊又反美以。

到了21世纪，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叙利亚内战既充分体现出叙利亚和伊朗之间亲密的关系，也体现出伊朗对其他代理人的控制，还能体现出伊朗通过什叶派信仰进行跨国动员的能力。可以说，此时的叙利亚真正成为了“抵抗之弧”的桥梁与支点。

“抵抗之弧”的崩塌

伊朗建立抵抗之弧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同时增强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将美以逐出中东，穆斯林大团结，但是“抵抗之弧”真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吗？

伊朗利用宗教凝聚人心，但也为宗教所困。不但美国和以色列没有退出中东，而且伊斯兰世界还形成了一个以沙特为首的反伊朗集团，沙特和伊朗的矛盾超越阿以冲突成为中东最大的矛盾，两国也愈加以教派划分敌我。在激烈的斗争中，什叶派许多争取权益的行为都被等同于伊朗的行为，导致伊朗承担了很多额外的责任和压力。

宗教政府成立后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直接解决经济困境，而经济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生活，一个长期贫困落后的国家，其政府的合法性也将不断受到质疑。

同时，在没有足够的国力时，抵抗换来的或许并非目标的达成，而是对手愈发高压的制裁。伊朗把自己的安全和美以退出中东挂钩，通过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核武器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换来的是联合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面对制裁，伊朗不屈服，在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一边继续发展核武器，一边在周围国家培植势力，然而换来的还是制裁。国内也因为一轮又一轮的制裁，民生愈发凋敝。

过去一年多来，中东局势经历了颠覆性变化，深刻改写了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在这场震荡中，伊朗苦心经营多年的“抵抗之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从哈马斯在加沙遭到毁灭性打击，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被彻底清除，再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骤然倒台，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接连失守，使其精心构筑的地缘支点全面崩溃。

作为伊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关键盟友，哈马斯不仅为伊朗延伸影响力、充当对抗以色列的前哨，更扮演着凝聚伊斯兰世界反以共识的“符号性”角色。然而，近来以色列的强硬军事行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失去战略前哨后，伊朗对以色列的间接施压手段已近乎消失，让伊朗在政治、宣传乃至外交层面都陷入被动。

黎巴嫩真主党曾是伊朗“抵抗之弧”的中坚与支柱。然而，近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成功摧毁了其核心指挥系统。如今的黎巴嫩真主党已不复往日之势，只剩残余武装苦苦挣扎。随着黎巴嫩真主党倒下，伊朗在黎巴嫩的地缘杠杆被全面削弱，原本作为战略缓冲的关键环节被拦腰截断。

叙利亚一直是伊朗在中东布局的压舱石。阿萨德政权的存在为伊朗提供了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物资的地理通道。但是，阿萨德政权突然倒台，伊朗被迫仓皇撤出这一战略支点。这不仅让伊朗苦心经营多年的叙利亚军事、情报与经济网络顷刻瓦解，也打断了伊朗本土与黎巴嫩、加沙之间的陆上走廊。“抵抗之弧”由此失去了关键的桥梁。

内部经济困境与社会不满、外部挤压，使得伊朗难以继续高额补贴这些代理人。随着“抵抗之弧”原有支柱国家被悉数打击，伊朗亦没有新的替代选项来迅速填补战略真空。在失去区域代理人和地缘缓冲之后，伊朗不仅在军事上进退两难，更在政治与外交层面陷入被动。直面美国和以色列压力的伊朗，或将进入新的战略调整和收缩期。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中，曾经对伊朗进行了“极限施压”，使得伊朗能源出口额一度被压缩一半以上，财政状况断崖式恶化，通货膨胀率暴增，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在这次胜选后，特朗普发出警告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因此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上台可能会成为压垮伊朗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抵抗之弧”断裂之后

失去护城河一般的“抵抗之弧”，伊朗将被迫做出新的抉择，是继续投入大量精力构筑更为隐蔽的防线，还是转向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内民生改革。伊朗能否找到一条新的有效发展路径，这或许将决定着中东新秩序的黎明之光会不会洒在伊朗的土地上。

从叙利亚到“抵抗之弧”，再到整个中东地区，这次冲突也进一步昭示中东地区局势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任何一方能完全阻止冲突持续升级，且所有冲突正在逐步联动，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的战线。在某种程度上，叙利亚冲突连接了欧亚大陆一北一南两个子区域的战争，即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开始，局部战争的火焰似乎一再被燃起却难以熄灭。

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的长久之策，并非西方大国所一贯奉行的“干涉主义”，而是要以中长期发展来促使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不仅要将安全与发展相关联，更要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责任编辑：侯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