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中国近代兵学大师

在我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兵学大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深入考察世界列强盛衰之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的国防理论和实现国家自强、抵抗外侮侵略的完整方略。他为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而专研兵学，又因通达兵学而更加坚定“中国必胜”的理论自信。他是一个满腔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心中只有中华民族，胸中只有民族大义。他不亢不卑，尽管游走于不同的军阀门庭间，但始终气高骨硬。他是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在抗战至暗时刻发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激扬呐喊，鼓舞无数国人奋起反抗。他的儒雅风范、远见卓识和家国情怀，使他在中国军界享有盛誉、备受尊崇。即使到今天，他的高风亮节、治学精神仍值得人们学习；他的一些国防建设理论和军事学研究方法仍值得人们研究。

学贯中西，创立先进国防理论

蒋百里（1882年—1938年），原名蒋方震，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后赴德国深造，广泛涉猎西方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名著与战例战史，深入钻研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俾斯麦等著名军事统帅或军事思想家、理论家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1918年—1919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军事，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等国的胜败之道，切身感受到了战后欧洲各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他曾在1927年和1933年，两度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深入了解日本对华政策。1935年，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赴欧美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重点关注德、法、美、意的军事思想和国防建设成就，如德国的战备经济建设、法国的战略战术、意大利的空军建设、美国的国民总动员等。1937年—1938年，再次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出访意、德等国，从事抗战外交。经过多次的留学深造和游历考察，蒋百里不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国防思想、军事理论有深入研究，而且对欧美、日本的军事动态和国防现状了如指掌，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国防与军事的发展大势。在此基础上，蒋百里积极引进、大量介绍国外先进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如资产阶级战争观、义务兵役制、总动员思想、军事辩证法、总体战理论、“杜黑主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似乎稀疏平常，但是在那个封建帝制刚刚垮塌、国家封闭落后、外国列强环伺、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1912年，蒋百里完成第一本军事著述——《参谋勤务书》。书中对比分析了德、日、俄、美等国军队参谋部，提出在共和政体下，中国如何建设参谋部的构想和方案，并详细论述动员、谍报、侦察、给养、兵站等参谋部勤务和军事教育。众所周知，作为19世纪初普鲁士人首创的重要军事制度——总参谋部是现代军队的“标配”，直接关系作战行动的效率与胜败。其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旧中国在艰难中走向共和，这一军事著述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实权派编练、发展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蒋百里又完成《军事常识》一书。书中广泛论述了近代军事与国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包括战争理论、建军原则、国防原理、兵役制度、武器装备、编制原则、教育方法、军队管理等，介绍了国外最新军事与国防动态，引进西方先进军事理论成果，并依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中国国防制度改革的方案或建议，精心描绘出一幅富国强兵、振兴国防的宏伟蓝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此时蒋百里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书中号召中国应“以日本为最大假想敌”，加紧练兵备战。

1922年，蒋百里进一步完成《裁兵计划书》。这里的“裁兵”，并非主张削弱国家防御力，而是将“裁兵”作为“扩张国民防御力的惟一手段”。这涉及到蒋百里首创的国防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换言之，经济要与军事融为一体，“一切必要的战时工业、后方补充乃至人民粮食，都要加意努力，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中国有土地有劳力，表面看似乎缺乏资本，但只要实行裁兵，就可以把纯粹消费、等同“死物”的军费，变成生产性资金，就可以把消费性军队转变为生产性组织。“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此又何愁国防不兴呢？此外，书中还提出中国要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构建“全民皆兵、兵民合一”的国防体制，并提出抵御日本侵略的缜密的作战构想，涉及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工业布局调整、国防工程构筑等诸多根本问题。在当时，这些国防思想具有急迫的现实指导意义。

1934年—1935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的暴露，蒋百里提出诸多实案化建议，他的国防理论也进一步充实完善。例如，他拟定了一份抵抗日军侵略的紧急方案，建议将国家工业布局调整至内地山岳地带（以湖南为中心），加紧开发中国西北石油，并在庐山、衡山、川湘边界山洞内置池储油。随后，他在上报国民政府的《总动员纲要》《总动员之意义及其实施办法纲要之说明》等报告、文章中，借鉴欧美各国经验，对中国如何实施总动员展开详尽阐述，为支持长期抗战作整体规划。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中，收录了蒋百里的许多经典军事论著，成为其国防理论的集大成者。

研思呼号，矢志建立强大国防

同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民国先驱一样，蒋百里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出国考察、回国著书，还是草拟方案建议，蒋百里绝非简单地、机械地引进他国先进国防理论，而是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力求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方案”。例如，他虽然主张引进西方近代参谋体制，但并非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实际国情予以斟酌取舍。蒋百里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他的一生。他不懈地为中国国防强大而努力研究、奔走呼号，其国防理论著作中处处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

尽管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试图征服全世界，但蒋百里并不认为西方兵学就优于中国。1913年，闲赋家中的蒋百里曾计划翻译德国伯卢麦将军的《战略论》，但“顾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以余所见腓特烈、拿破仑、毛奇之遗著，殆未有过于此者也”，因而，他改变“求诸外”的初衷，转而开始阐发《孙子兵法》。他说，“吾欲取他国之学说输之中国，吾盍若举我先民固有之说而广大之，使知彼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无所用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于是，便诞生了蒋百里版《孙子新释》。他用现代兵学视角观察古代兵法，彰显中国古老兵学的现代价值。例如，对于“兵者，国之大事”这一开篇名句，蒋百里引述毛奇的话解释道，“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这自然而然地引出他所倡导的总体国防论。此外，蒋百里认为，此句中用“兵”而不用“战”，表示战时用兵和平时建军同样重要，因而不仅要关注战法，还要重视练兵备战等军队建设问题。

1912年底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一职，应该是蒋百里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蒋百里一直认为，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职业军官。他到任后首次训话便讲道：“军人精神要融合日本武士道、欧洲骑士和中国游侠三种气质，铸成重然诺、轻生死的精神。保定军校的学生，就要锻炼成这种精神，作为未来的建军基础。其次学问，应以日、德为标准，但必须超过日、德，才能战胜日、德。现在一切训练教育的实施，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如此包举天下的眼界与胸怀，在当时少有人能及；如此坚定意志和慷慨激昂的励志，令人热血沸腾。蒋百里的新式教育对学员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治中、傅作义、叶挺、董振堂等人，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都表现出勇毅的品质。

退居闲职后，蒋百里重拾军事研究。他深知，在社会上广泛倡导兵学是建立强大国防的思想基础，这项工作甚至比领兵打仗还重要。他编纂的《参谋勤务书》，除了提供一套共和政体下建立参谋体制的改革方案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日本视为军事秘密的参谋学问变成国民须知的“军事原则”，为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普遍指导。《军事常识》亦是如此。该书从内容上看至深至广，绝非一般军事理论著作可比，那为何题目称为“军事常识”呢？蒋百里如此做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要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军事理论公布于众，让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都关心国防、了解国防并自觉献身国防。这实际上正是蒋百里“总体国防论”的一大要义所在。关于此，蒋百里在《军事常识·缘起第一》中讲得明白：“是故吾书既竟，而璀璨庄严之国家乃涌现于吾前。昆仑之高也，长江之长也，历史之悠久也，民族之富庶也，美哉国乎！爱之而欲强之，则尝求其道于东矣，而勿得焉；于西矣，而勿得焉；归而求之于朝，而勿得焉；求之于野，而勿得焉；乃求之于自我而得之。我即国家也。此璀璨庄严之国家，惟我有之，惟我享之，惟我可以使之强，惟我可以使之富。呜呼，世界果有爱此中国，求其强而勿得者乎？其求诸我，其求诸我！”这说的正是蒋百里的心路历程。他在留学日（即东）、德（即西）寻求救国真理而未得，在归国后求诸朝（即当时的袁世凯中央政府）、野（即地方势力）均见回音后，他找到了真正可以托付的对象，即广大国民（即“我”）。于是，他欲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提高广大国民的觉悟与水平，以期成为御侮卫国的坚强力量。这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民战争”理论何其相像！

蒋百里为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而专研兵学，又由于通达兵学而更加坚定“中国必胜”的理论自信。在1922年出版的《裁兵计划书》中就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他依据中国国情民性，强调要建设积极防御型国防。他指出：“人民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而决战，没有掺着别一种目的，就可以无坚不摧、无敌不破。”他还暗示日本的侵略政策必定破产：“抱了一个侵略主义，看见这块土也肥、那个岛也好，但是可怜的人民，只有一条命，所以结果至于自己革命。”他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积极防御的名言——“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作阐释，“军事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最高点，只有自己保卫自己，那侵略他人的政策，不过一时侥幸罢了，所以世界上，没有侵略政策的国家能永远存在的理由。诸君了解这句话，就可以得一种确信，就是假如我们同最危险的邻居打仗，一定是打胜仗的”。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蒋百里的理论自信犹如黑暗中一片烛火，鼓舞了中国无数热血青年。

1935年，预见日本即将全面侵略中国的蒋百里，呼吁中华民族立即将全部物质的、精神的力量动员起来，做好抗击日本侵略的充分准备。他大声疾呼，“现代之战争非单纯兵力之战争，乃为全民族之战争，故中国一旦遭遇非常，当不能自外于此。因之为对抗敌人起见，当综集全国所有之精神力量与生产能力，以助长军队之战斗”。即使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蒋百里仍抱定“中国必胜”的信念。1938年8月，武汉会战濒临失败，中国陷入抗战以来至暗时刻，悲观失望的情绪一时间笼罩华夏大地。蒋百里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不仅尖刻地指出日本的固有弱点，还发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坚决的正义呼声。11月初，蒋百里因病溘然长逝于广西宜山县，但他的抗战名言激励着无数抗日将士征战疆场，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