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的破壳与培育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海民不得私出海”，海道也因为“可通外邦”而被禁止往来。短期看，这些禁令对加强海防、抵御倭寇袭扰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保守封闭的海禁政策，不仅为明中后期倭患大规模爆发埋下祸根，也为中国千年国运衰落埋下伏笔，想来令人嗟叹。回首观之，朱元璋是在用陆地思维看待海上防御，以为像修筑长城一样筑牢沿海防线便万世无虞了。这实在是刻舟求剑、以羊度马！

西方也好不到哪儿去。最早的海洋霸主，也就是最早开启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曾试图把海洋封闭起来。登峰造极的是，1494年6月7日，西葡两国在教皇调停下，签订了一份瓜分世界的协议。按照这份协议，从北极到南极划定一条分界线（即“教皇子午线”），以西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以东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也是在用陆地思维看待海洋，想像在陆地上跑马圈地那样在海洋上划分势力范围，结果自然是双双归于失败。

后来的事众所周知。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最早认识到海洋对人类活动而言不同于陆地的性质，并提出“海洋自由论”。美国马汉则在梳理海洋国家发展史（特别是海战史）的基础上，发现了隐藏在海洋与国家繁荣强大之间的秘密，总结出海战的诸多基本原则，此即著名的“海权论”。但并不能说只有马汉认识到“海权论”。明中期俞大猷将军早于马汉三百多年便提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业”。“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这正是海战的基本法则，属于“海权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俞大猷处于中华文明没落期而马汉处于美国国运上升期，俞大猷的思想被置于冰冷的兵学库中锁起来了，马汉的思想则带领美国走向世界扩张，因而历史遗忘了俞大猷而记住了马汉。

可见，打开思维与思想创新很重要，新思想的培育与光大同样很重要。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天域、网域、信息域、电磁域、认知域等新战争域，今人的思想是否超越当初的明朝人、西葡人，而意识到它们对战争的确切意义了呢？如果确有真知灼见，是否存在制约，而影响其发扬光大并生发为强大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