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理论应答与政策机制研究

摘要：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体系，必须重新审视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必要性，从理论层面对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做出回应。优质的教师教育应融合综合性与师范性，回归教师教育的育人初心，以培养出更优质的教师人才。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政策机制加以落实，包括准入机制、管理平台、培养模式、评价体系等，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拓展教师教育的空间和功能，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增强教师教育能力。

关键词： 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理论应答;政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2）01-0008-05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国家对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鼓励和支持，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苏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陆续成立了师范类学院。与十多年前高校“去师范化”的潮流大相径庭，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成为新趋势。“兴学之本，唯有师范”。教师教育是各类教育的基础，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于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必然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综合性大学为何相继兴办教师教育、其理论应答为何、又该制定哪些政策机制去实施，这些是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绕不过去的问题。

一、新趋势：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

教育乃国之大计，师者为教之根本。中国教师教育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发展。王运来指出，“中国综合性大学开办教师教育出现过三次探索，20世纪20年代‘高师改大’运动为第一次，抗战期间的著名国立大学倾力举办师范学院为第二次，而现今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则可称为是第三次探索。”[1] “我国的综合大学与教师教育 ， 经历了一个由合而分、由分再合的发展历程。”[2] 守望什么样的教师教育，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任务。“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教师教育应担负的历史使命。自2018年以来，随着《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件的出台，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逐渐由制度转变为实践，成为新时代教育的必然趋势。新的教师教育格局能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我国教师教育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制度，完成新时代赋予的教育使命。

（一）教育战略催生教师教育多元发展

党的十九大宣告进入新时代，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教育战略部署加快了继续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步伐。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育强国不能是空中楼阁，而是要以一整套保障机制作为基础，形成稳固的教育发展动力，尤其是师资队伍保障。师资队伍于教育改革来说，是最终的落实者;于教育教学来说，是育人成长的实践者。从战略层面说，教师教育通过培养优质教师，为教育强国提供人才支撑，以“强人”助力“强国”。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对教育发展的战略意义，“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为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应当且必须适应教育战略调整，多主体多渠道办教师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师教育从被动服务于政治意志的需要向主动适应经济建设的方向转变”[3]，并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存在。未来教育将朝着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具特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优质的教师队伍是保证教育优质的前提。教育战略的重新部署带动着教师教育多元发展，教师教育从“被动调整”转向“主动适应”。而当前，“教师教育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师范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师范生培养的内部结构与现实需求不吻;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普遍陈旧等等。借助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专设教师教育学院而严格规范的培训准教师，是教师教育发展的一种高内涵存在。”[4] 这就要求综合性大学在教师教育过程中重新定位，不能只作为“旁观者”，时代变迁需要综合性大学“有所作为”。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是适应教育战略布局的需要，进一步将政府、高校、社会等力量整合起来，助力优质创新的教师教育体系构建，为教育改革、教育治理、教育现代化以及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优质师资。

（二）社会矛盾转变倒逼教师教育升级

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转化对教育领域而言，主要体现在人民对教育的美好向往和并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优质公平的教育需要优质的教师队伍来实现，这就引发了优质教师的目标与不健全的教师教育体系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既影响了教师教育的规模，也不利于其质量提升。以往的教师教育被囿于师范类高校，属于定向型教师教育体系，较为单一，不能把所有有意向且善于从教的学生纳入教师队伍，而综合性大学中的此类学生却被排斥在教师队伍之外。所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教师教育必然经历定向型封闭式教师教育体系与非定向型开放式教师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并最终过渡到非定向型开放式教师教育阶段。”[5]社会矛盾转化即是国情变化，教师教育必须做出回应，从理念到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当前社会功利性很强，存在淡化或弱化教师教育的错误导向，对教师教育的政策导向、支持措施未能完全匹配战略需要和社会要求，直接影响了教师队伍的规模和质量。社会矛盾转化倒逼教师教育更加开放、多元，需要把有条件、有能力办教师教育的综合性大学纳入教师教育体系中，提高教师教育能力。截止到2020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7930万人，其中义务教育专任教师10295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833万人。与上年相比，教师队伍规模有了很大提升，教师学位层次构成继续提高，基本满足了教育发展的师资要求，但还存在师资队伍的结构性失调、区域师生比失衡等问题，例如，特殊教育专任教师亟需增加、东西部师生比差距悬殊。随着“对教师使命的进一步界定和国家公职人员特殊法律地位的确立”[6] 、教师待遇提升的呼吁和逐步落实，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加入教师队伍，“从教热”加快了教师教育发展，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由口号逐渐成为现实。优质教师培养需要综合性大学发挥综合性优势，融合重点化、均衡化和特色化三种教师教育取向，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升级教师教育能力。

（三）缘于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的要求

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除了外部因素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外，还有学校本身学科建设的需要。综合性大学有着学科的完备性，而要建设一流大学，应当补充学科空白，且突出特色，一来顺应国家战略需要，负起一流大学的责任;二来健全学校学科，体现综合优势。对综合性大学的一流建设而言，需要重新回归教师教育，扩大教育功能、扩充教师队伍，基于综合性建设包括教师教育在内的教育学科。综合性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回应教育改革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自身条件来反思教育改革中的不足，健全体制机制，为其他学科发展的管理服务做出整体性思考。“教育学科是大学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是大学校本研究的重要基地，这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三种定位与境界，”[7] 为综合性大学学术创新、教育问题思考、高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照。基于学科建设模式的外部引入和国情所需的内部发掘，创新中国特色高校学科发展理论和方式。再者，从综合性大学本身的教育改革来说，需要教师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补充，对接国家教育战略，响应社会人才培养，利用学科优势带动教师教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不同于师范大学的培养模式，以点带面，推进综合性大学学科体系的优化。

二、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理论应答

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是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适应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是上个世纪基于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经验所做出的抉择，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进一步开放，不再局限于师范大学，其真正的发展力在于深刻的专业内涵，从理念上升为制度，并由制度规范教师教育的专业轨迹，对教师教育的边界和外延有了新拓展。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有其内外理论支撑，主要包括复合型人才理论、市场竞争理论、博弈论和统合论，来为它的未来发展之路正名。

（一）复合型人才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衍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替进行，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利”，也带来“弊”，尤其是知识体系的变革，知识、信息、经济等交织在一起，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被解构，同时，新技术、新理念、新制度也在重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化，要求培养具有多元知识、多元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对一个人所具备的知识、能力、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国际视野等多方面的考量，广义上来说，复合型人才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狭义上来看，复合型人才即一专多能的人。 “复合”是多种质的因素的组合，知识的跨学科、学位的跨专业、职业的跨领域等，这就涉及到教育的通识性，因而复合型人才对应着通识教育。实质上来看，复合型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内在衍化，对接社会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一个人在个性、道德、能力等方面的和谐、自由、全面地发展和完善。”[8]复合型人才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并根据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加以衍化。这一理论为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提供了人才论基础，综合性大学优势在于综合性或者说是学科性，其学校环境能为师范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支撑，促进师范生的全面发展，保证学生个体在综合性大学背景下，充分汲取知识营养，拓展视野，提升能力。

（二）市场竞争论是教师优化的外在归因

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将学校、社会、政府等多方教育主体整合起来，合理配置资源，利用竞争实现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师范生培养的数量、结构等除了要接受政府监管、调控外，主要由市场供需关系来决定。以往师范生多由师范类院校培养，满足公办和民办教育所需师资，但师范院校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其所培养的师范生质量参差不齐，其培养模式脱离了社会实际需要，导致人才资源的浪费或结构性失调。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师资队伍受教育发展规模影响，教育发展规模根据社会人才供需关系而定。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师资来源不再仅限于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也是师资力量的重要来源。从市场供需出发，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与师范院校形成竞争之势，从外向内刺激教师队伍的优化升级，继而扩大教师教育规模、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市场竞争是一种动态竞争和有效竞争，“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基本方向在于：让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多元主体基于信任的高等教育合作治理机制，推进和实现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9]因此应结合学校调控手段，保证市场竞争在教师优化过程中的良性作用，从而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治理中优化教师教育能力。

（三）聚焦于“综合性”与“师范性”的博弈和统合

当前，我国在教师的培养和就业方面存在两个现象：一是部分师范院校并不安于师范定位，尽可能地摆脱师范标签而兴办成综合性院校，即“去师范化”;二是一些毕业于国内知名综合性高校的学生会选择到中小学任教。这两种现象折射出教师教育的矛盾问题，其本质就在于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的“综合性”和“师范性”：综合性大学偏于跨学科，走通识教育之路，很少涉及教书育人的师范基本功;师范院校则偏重于“师范性”，诸如“三字一画”、教学设计、教案编写等。两者存在多维度的不同（见表1），彼此在教师教育中存在博弈，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兼容之势，综合性与师范性应从博弈走向统合，两者相互借鉴，形成互补，继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教师教育在综合性大学中逐渐演变为一个专业、一个学科，其最终要实现的是知识、技能、实践、服务等要素的融合，构建起具有包容性、成长性和专业性的教师教育体系，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三、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政策机制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教师教育，我国教师教育具有极为突出的特殊性，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地位。要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必须创新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机制。” [11]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不仅限于理念，宏观层面应加强制度设计、政策支撑，中观层面需要学校治理加以稳固，微观层面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这是一个整体性行动，需要具体的政策机制来运作，从理念转为实践，落实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程序，从教师教育管理走向教师教育治理，实现以人为本，育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