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成长经历及其启示

在新中国开国元勋中，彭德怀元帅是一个卓立特行，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伟人。他从旧社会苦难的童工到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旧军队底层士兵到新中国十大元帅的成长经历，烙印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印记，镌刻着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奋斗足迹，蕴含着一代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战将成长成才的规律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艰苦求索崇高理想信念，始终初心不改

彭德怀受父亲影响，从小秉性耿直，重义气，充满正义感。少年时期，他被家乡世代流传的易华打富济贫的传说吸引，萌生了打富济贫的想法，15岁便参加饥民“闹粜”运动，加入湘军后还秘密成立“救贫会”。在反思这些经历时，彭德怀认为，这种打富济贫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行不通。在湘军期间，一批来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常常向士兵宣传爱国思想，提倡富国强兵、实业救国，这引发了彭德怀思想新的变化，他期望能够改造湘军，使其成为一支能救国救民的军队。然而，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大小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更深重的苦难，湘军内部走私贩毒、吃空饷、搞内讧等丑恶现象横行，连那些曾经宣传爱国思想的军官，也“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这令彭德怀对改造旧军阀实现富国强兵感到失望。

北伐战争的爆发为彭德怀思想飞跃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已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师第1团1营营长的彭德怀，在代理团长指挥所部协同围攻武昌的战斗中，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关心士兵疾苦，给时任独立1师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员段德昌留下深刻印象。段德昌专门为彭德怀所部送去进步书刊，与彭德怀多次促膝长谈。彭德怀回忆道：“听了他（段德昌）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从围攻武昌认识段德昌到后来驻防湘西北的近5个月时间里，彭德怀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所吸引，被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追求所折服，曾经朴素的革命思想逐渐升华为共产主义觉悟，他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虽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照顾统战关系，暂不在国民革命军军官中发展党员，但彭德怀经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洗礼之后，铁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理想信念之火已被点燃。在大革命遭遇严重失败的逆境条件下，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入党不久的彭德怀主动率部举行平江起义，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在此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和坎坷经历中，彭德怀始终把理想信念化作坚定信仰和果敢行动，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升沉荣辱，始终初心不改、理想如一、信念如磐。

一生顾全大局、勇挑重担，锻造非凡胆魄

在彭德怀光辉的革命历程中，每当重要关头，他总是以大局为重，多次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专挑重担、敢打硬仗，以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铸就大国战将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非凡气魄和过人胆略。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5军与红4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湘赣两省军阀便纠集18个团约2万人的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会剿”。面对敌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和红军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彭德怀临危受命，挑起留守井冈山的重担。此时，守卫井冈山的兵力只有800余人，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很大。红4军主力离开仅3天，敌人就从四面八方以泰山压顶之势向井冈山疯狂合围攻击。彭德怀在外有强敌压境、内缺粮食弹药的危急情况下，率领我守卫部队与来犯之敌血战四昼夜，虽然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放弃了阵地，撤出井冈山，但以巨大牺牲换来红4军主力向赣南的成功转移，有力配合了红4军在赣南地区的顺利发展。

在长征途中，为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背水一战，指挥红3军团第4师在光华铺血战三昼夜，完成阻击任务。尽管湘江之战过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但彭德怀在光华铺阻击战中，再一次于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彰显了他为革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血性胆魄。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工作。1940年朱德总司令调回延安后，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担主要落在彭德怀肩上。他领导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了华北敌后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钳制了日军进攻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增强了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上，当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时，彭德怀再次临危请命，主动承担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千钧重担。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指挥部队与10倍于我之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撤离延安的45天里，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的辉煌战绩，半年后就扭转战局，一年一个月零三天便收复了延安，两年零八个月便解放了西北五省（区）。

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被紧急召到北京，他再一次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扛起了抗美援朝的重任，以52岁的年纪重上烽火前线，以劣势装备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国境之外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恶战，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迫使号称没有战败纪录的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前，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经此一战，彭德怀以其精心谋划、果敢指挥和敢于打败一切强敌的胆略和气魄而威名远扬，成为令敌人肃然起敬的对手。

积累战争实践经验，造就战争指挥艺术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老一辈革命家成长成才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古今中外战将成长的基本规律。如果从1916年参加湘军算起，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彭德怀戎马生涯达37年之久。如果从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算起，他投身革命也有25年，这其中他有20多年是身处烈火硝烟的战场，先后与旧军阀部队、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军、美军等国内外强敌交手过招。长期战争实践的浸染，为他战场经验的积累、军事才能的锻造和指挥艺术的磨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率领红5军，“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以起义之初的千余人，驰骋于湘鄂赣地区，披坚执锐，在两三年内就发展为万余人的红3军团，开辟和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突围、奇袭岳州，到奔克长沙，再到后来的五次反“围剿”，彭德怀亲自参与和指挥了一系列硬仗恶仗。在长征途中，他率部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二战遵义城。在毛主席的巧妙指挥下，他率部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战役的主动权。这些战役战斗，或胜利或失利，都丰富了彭德怀的战争实践，加深了他对战争规律、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理解和把握。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成功指挥了击败追敌骑兵的战斗，取得直罗镇大捷，“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些战争实践，为他后来指挥更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领导和指挥了世界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敌后游击战争，从战争实践中他认识到“没有民众武装和游击战争，正规军便失去了耳朵，失去了羽翼，它的力量将会大大减弱，它的困难将会增多”，他认为游击战争“特别是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他系统总结游击战争的著名十大战术原则：必须避免每一个失败可能性很大的战斗；以奇袭作为主要进攻战术；慎密而精细的计划；要用最大的注意提防民团；在与敌人作战时要集中多于对方的兵力；己方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应避免与敌主力交战，应该向敌人最弱的或最致命的地方集中攻击；必须使用一切“警戒”，使敌人不能发现游击队的主力所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情报等。这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游击战术理论完全来自于他长期的游击战争实践。同时，彭德怀还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正确处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者的关系，他强调：“为应付敌后战争环境，我们总的战略方针，仍然是基本上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及某些必要与可能袭取敌人堡垒据点之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拔取敌据点之阵地战，三者必须有机的互相配合。”他指挥的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参加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作链，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和嚣张气焰，使“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的谣言不攻自破，同时，初步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实战经验。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精心运筹，指挥第一（西北）野战军，纵横驰骋，腾挪转移，设疑兵，布奇阵，蘑菇兜圈，指南打北，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虎口夺食，穿插分割，奔袭包抄，连战连捷，迅速扭转了战局，创造了延安保卫战、陕北“三战三捷”、沙家店战役、宜川战役、澄合战役、荔北战役等一系列经典战例，同其他战场互相配合，一年之后便转入外线反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正确把握战机创造战场，适时而进、适时而停，击敌之短、避敌之长，灵活运用“集中兵力，造势胜敌；故意示弱，诱敌深入；迂回包围，穿插分割；近战夜战，速决歼敌；运动防御，轮番阻击”等多种战法，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军旅生涯，形成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品质

在彭德怀战斗的一生中，他总是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真理、拥护正确主张，旗帜鲜明同错误思想和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指挥作战中，他总是身临一线、下沉基层、实地调查，做到知己知彼，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品格和求实作风。

1934年1月中旬，临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发展到顶点。当时，彭德怀曾给中央写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守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但是并没有得到答复。广昌战役前夕，彭德怀曾尖锐地指出：“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红3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结果，广昌战役失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对此，彭德怀曾当面痛斥李德分兵把口、短促突击那一套，指责他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为了挽救革命、挽救红军，彭德怀在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针锋相对，做坚决斗争的同时，已经做好了“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的准备。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结合切身军事实践和经验，严厉批评李德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长征途中，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毅然率部随党中央北上，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必然结果，而他敢讲真话、九死不悔的人格秉性，与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交相辉映，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