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自省与外部驱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要素与内在机理

［摘           要］  世界各国都见证了教育三个层次的扩张，因此出现了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已成为影响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日益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其更主导了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欧盟内部，出台了标志着技术改革的《里斯本战略》，进而，博洛尼亚和哥本哈根高等教育进程（HE）与职业教育（VET）表达和传播欧洲技能形成的首要目标。此后，“德国例外论”定位了教育改革中的一系列因素制度。首先，隔离的制度逻辑；其次，学校教育的分裂性与有限的渗透性；最后，同构压力导致德国实施本科学士（BA）和研究生硕士（MA）课程，针对这三个因素的改革使德国高等教育迅速崛起。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教育扩张；德国；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5）03-0０17-04

世界各国都见证了各级教育的发展，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大众化，2000年，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超过1亿，世界各地的精英对高等教育有着共同的参照系数和不同的理解方法。[1]接下来发生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三元化”全球现象，对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分层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提供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可获得高技能职位的事实，促进国家与个人对技能培养的投资。在欧盟，技能形成体系的改革已经开始，《里斯本战略》提出了“让欧洲成为最具活力国家”的口号。然而，作为欧洲中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国的德国，高等教育参与率和毕业率增长明显低于其他国家。

一、外部驱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分析

几十年的经济萎缩使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缺乏资金以及采取分散性的教育管理方式。[2]这给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带来了诸多挑战。虽然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各国一再改革教育体制、实施新的教育课程改革、提高绩效和受教育的平等性，但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步伐却非常缓慢。考虑到德国的经济状况，面对中等教育程度的供给侧因素，这种对高等教育变革的抵制似乎更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外部驱动因素成为推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力量。首先，欧洲化的进程《博洛尼亚宣言》和《哥本哈根宣言》作为制度均衡的外生力量，其制定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德国的国家教育系统。其次，过分关注中等教育的结构和选择性。最后，过度讨论意识形态、普通受教育者存在的逻辑性以及“教育”的持久影响是否会导致民族分裂。正是以上这些因素致使德国高等教育放慢了扩张的进程，但也形成了潜力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全球技能形成的模型：制度与文化的一致性

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并且不断地进行着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平等性。尽管如此，各个国家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内生压力以及理想和原则的外部压力，然而，世界经济变化要求参与技能形成的所有机构做出反应，在提供一般的抽象技能和职业的默契技能的这两个方面影响高等教育，并且进一步影响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因此，在欧洲各国出台关于高等教育与培训的政策中，这两种技能都是理想化和标准化的项目和方案。国际理念下的制度变迁经济压力以及欧洲的规范和监管很可能与国家的文化和结构特征相一致。

（二）高等教育萎缩：遭遇“合法性危机”

有研究表明，一些中等教育体系与“世界政体”联系紧密的国家，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速度最快，但德国并不符合这一模式，有部分原因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高等教育萎缩。这种境遇除却社会地位和中等教育的选择性以外，也是由于资助的缺乏以及教育管理的分散化所造成的。延伸并进一步明确这一点，将德国高等教育扩张的缓慢步伐与对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规范性承诺相联系，将中学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分层结构中的制度惯性相联系，将中学教育和技能培养系统的结构中的制度惰性相联系，就会明确德国高等教育萎缩的实质是与社会地位和中等教育选择性有关的意识形态原则的结果。因此，统一后的20年，德国的大学由于维持其传统的，也曾经是全球领先的模式而遭遇了“合法性危机”[3]。

二、内部自省：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因素制度

德国衡量改革效果的“硬性案例”标志着欧洲技能培训体系的形成。德国在高等教育方面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包括综合性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和“双元制大学”，后者更是采用了结合高等通识教育和公司内部培训的形式。在德国，以学校培训为基础，校企共同制定的职业培训体系是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特色之一。德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隔离教育制度，这个“例外”形成了同构压力，严重限制了高等教育的潜在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教育分裂”导致持续的渗透率限制也是隔离学习的基本逻辑。受过职业训练的年轻人可能“资格过高”，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群则“资格过剩”，这是高等教育扩张的负面特征，即分层教育体系结构的结果。

（一）隔离教育制度的存在

隔离教育在德国是长期且合法的存在，孩子们在4年级或者6年级以后就被要求进入分布在五个东部联邦州以下学校类型中的一种：初中、国际-中等学校、高中、多轨综合学校或多轨合作学校。这五种类型的学习过程在9年级之后结束，也可能继续到10年级，并得到一个名为“Hauptschulabschluss”的证书，而正规的中学毕业证书（Realschulabschluss或Mittlere Reife）是在10年级后收到。最高中学水平的学习过程在12年级或13年级之后结束，并获得一般高等教育入学证书（Allgemeine Hochschulreife）或特定对象高等教育入学证书（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以及由应用科学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入学证书（Fachhochschulreife）。

1.隔离制度逻辑

这种隔离教育制度的逻辑在于人为地将儿童分为理论能力型与技能才华型，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顽强的“天赋”思想。[4]这种思想激励人们选择支持所有处于同样教育水平的同质群体被分配在分层的中学类型中，很早就被定义为“适当的”且对于一个指定的智力水平。而事实上，学生未来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是否具有天生的才华，还取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机会。隔离制度逻辑传达了不同的教育和社会地位预先决定了哪条进一步的教育道路所体现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些渠道最终引导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定岗位，最终导致上下流动的渗透性低下，尤其是向上流动变得更为艰难。

2.种族隔离逻辑

德国是欧洲种族隔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教育史上的一次教育改革失败就是因种族隔离而持续存在特殊教育引起的。教育隔离制度的存在，导致教育的层次和路径不同，与之相关的塑造个人行为和教育投资作为“培训场所”和“资历消费者”出现了分歧，而消除种族隔离的逻辑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分层中学教育。在当代改革有关技能形成的德国，由于合法的选择制度和种族隔离的既得利益，德国的教育一体化一直非常难以实现，因此，对高等教育招生和改革的分析不能分层，而是需要考虑整个德国的教育体系。

（二）学校教育的分裂性与有限的渗透性

1.中学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差异

2008年，经历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自统一以来经济的持续崛起，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共有442 100人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271 000名普通教育毕业生升入综合性大学或应用科学大学，这些学生中有161 500名职业学校毕业生。尽管入学人数持续增加，但有几个不平等现象值得关注：第一，只有四分之三的人符合开始学习一门课程的条件，因为在当时开始一门课程的学习时，存在社会群体具有不同倾向的现象。第二，来自受教育程度较低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比例很高。第三，持续增加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34%，与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劲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86%）、瑞典（73%）、美国（65%）、英国（55%）日本（46%）相比仍然较低。

2.按机构类型划分的高等教育参与情况差异

2009年，在综合性大学开始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比例较低，如2009年报读文学学士课程的学生占全部入学学生的四分之三，而当时英国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应用科学的报读人数在2008年就已经占到总人数的80%；2008年，以200所应用科学大学的艺术类学科为例，31 593名学生就读于55所艺术和音乐学院，但这种相对较新的组织形式是定量的，仅限于某些联邦州。此外，28 525名学生在职业学院学习。这些中学后与高等职业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学徒制，代表了一种新的混合组织形式的教育模式。[5]

3.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家庭社会背景差异

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时间跨越长达十几年，结果显示尽管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翻了一番，但实际的入学人数并未发生改变。[6]调查还对100名儿童家庭成员学历以及家庭背景进行了跟踪，对比低学历和高学历家庭背景群体，21人来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63人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期间有儿童二次入学或退学以及再入学，最终，19个来自低学历家庭，64个来自高学历家庭且家长达到高等教育水平。中学后，只有7个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32个来自高学历家庭，31人最终毕业。[7]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孩子享有教育优势，由此体现的是，针对每个主要的转变中，成功进入最有声望大学的儿童和青年严格的教育途径大大减少了。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家庭社会背景存在很大差异，对此，德国教育界给出的解释是：几种成本更低、风险更低的专业导致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学校，更不喜欢大学，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似乎更喜欢危险的、高风险专业和课程，因为这在许多领域是存在激励措施，可以得到更高回报。

（三）同构压力导致德国实施本科学士（BA）和研究生硕士（MA）课程

由于国际间高等教育的互相竞争和比较，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渐趋同，从而出现了国际性的同构压力。1999年，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同构压力，德国开始的博洛尼亚进程将原先单一硕士层次的文凭分解成学士和硕士两级学位，此时的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一样，均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8]这种改革是为了让德国的高等教育更好地融入国际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相匹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因此更加透明化、系统化和国际化。

1.校企合作教育改革因素

在德国，很多地区开始了“双重研究”，这种方式使结合了更高层次的通识教育和企业内部培训的教育形式越来越普及，通过这两种类型的学习可以取得双学位，因此，吸引了当时近50 000名大学注册学生中的12 000名接受公司培训。[9]事实上，这种教育形式成功地利用了德国企业的影响力和地位，使学校提供新的学习课程，企业提供灵活的学习途径和公司兼职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形式的法律地位等待确立，劳动力市场价值等待验证，其不确定因素也影响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如高校和传统教育机构。因此，德国开始着手实施BA和MA课程，以求对应新的教育形式的层次化和功能差异化，从而保证其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变化使德国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2.双元制学习改革因素

德国实施BA和MA课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的高等教育中很大一部分组成结构是一种引以为豪的“双元制”。德国的双元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体系，它允许学生在高中毕业后选择进入公司工作实习，并通过与职业学校的结合获得理论和实践的知识，这种双元制度在德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德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和出口率的提高，德国学徒制培训出现了双重危机。一方面，由于德国经济的转型，传统的手工业和制造业职位的数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欧盟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德国学徒的就业机会受到了挑战。加之德国的第三短周期课程，被理解为中学毕业后接受的短期职业或专业教育，在课程实施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将原先单一硕士层次的文凭分解成学士和硕士两级学位，不单独授予BA学位，作为具有可有更高职业资格的MA学位将不会获得较高的工资，这影响了学位和新的“双学位”的关系，这也是推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升高而在德国却不具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