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

［摘要］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初，目的是推动现代教育的改革及建立科学的教育。而“科学性”正是通过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否、方法论体系的完整与否来进行判断的，这也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表征。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论发展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其主要分为借鉴与移植、反思与创新两个阶段。同时，聚焦当前中国学界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领域关注的问题，将其归纳为两大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及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比较教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4）06-0129-04

自1817年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后，西方的比较教育学在整体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趋势。有关比较教育方法论发展的讨论也基本达成一致，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借鉴主义方法论、民族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当下多元化的方法论趋势。同时，由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因而，各种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运用于比较教育学科之中，使具体的研究方法种类繁多，如：文献研究法、调查法、统计法等。不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方法，均在比较教育的研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是比较教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

中国的比较教育学在民国时期引入，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巨大打击，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重建。与西方国家相比，改革开放后重新起步的中国比较教育学，其发展历史并不算太长。本文关于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发展历程的梳理讨论，一方面，选择借助相关著作进行；另一方面，选择借助比较教育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

（一）在著作上的体现

首先，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述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著作。如朱勃于1984年编译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便是比较教育学科重建后，最早有关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1993年问世、由薛银理所著的《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作品。其次，也存在许多虽非专项研究，但也对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的著作。如吴文侃、杨汉清所著的《比较教育学》便介绍了调查法、文献法、比较法、分析法等比较教育学常用的研究方法。高如峰、张保庆所著的《比较教育学》则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基本和其他两类，认为比较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其他研究方法如观察法、描述法、统计法等，种类繁多，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生兆欣的《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主要是在梳理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

（二）在学术论文上的体现

本文从比较教育相关的三大核心期刊——《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中选取有关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以作为研究的样本资料，简要探讨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以下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借鉴与移植

这一时期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发展期，论文投稿数逐步攀升。其中，与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章最显著的特性便是借鉴性与移植性，且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中国的比较教育此时刚刚起步，一切研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故借鉴学习他国的方法和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者主要通过翻译文献、撰写文章介绍国外的相关方法理论，这些理论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可。如朱勃于1981年发表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便介绍了美国教育学家哈罗德·丁·诺亚与马克思·A·埃克斯坦对比较教育学科学方法的认识，包括鉴别问题法、两种模式的假设法、概念表示法、选择例证法、搜集资料法、处理资料法、暗示效果法等。[1]而1989年，吴文侃发表《比较教育学的方法论和基础》一文，文中用一定篇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现代系统理论方法进行了探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方法论的基础是综合性、整体性、动态性、可比性、客观性五大原则。[2]各类文章层出不穷，极大丰富了当时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尚且空白的研究方法领域。

其次，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运用的方法多数是自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移植而来。1989年发表的《社会学分析和比较教育》中，傅建明便陈述了“比较教育基本是个衍生领域，它从许多其他学科中借用了理论和方法”[3]这一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反思与创新

中国学者在前期为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方法理论做了大量工作，毫无疑问，这对当时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且有益的影响。但是，国内也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部分学者认为，尽管比较教育的“国际性”要求学习他国，一味地“拿来主义”也不可取，国外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并非一定适合中国。王淑娟在1992年发表的《当前美国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便以美国的比较教育发展为例，告诫中国学者在研究时“不能忘记存在差异和带有批评性的观点。”[4]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在与西方思想的碰撞后，逐步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中国学界开始思考如何在横纵维度上推进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1998年，王长纯借《“和”的哲学与比较教育：兼论西方中心在比较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终结》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要建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比较教育理论，一方面应走有容乃大的“和”的路径，超越国学情结和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则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启示，实事求是地对待包括西方在内的比较教育理论。”[5]顾明远等也提出了新型的文化研究模式，对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创新。

二、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关注的相关问题

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大问题。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发展

“学科方法论是从整体上对该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的哲学反思，同学科本身的内在思维逻辑紧密相关。”[6]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一定程度上由方法论体现，在学科名称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比较法始终是特殊的存在，不但作为方法论层面上共同的思维基础，并且意味着一种学科视野，具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除此之外，比较教育学界也存在许多由不同流派主导的方法论：如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方法论、施瑞尔的系统功能主义方法论等。在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方法担负起了研究的具体实施：实证主义者推崇具有科学性和可视性的定量研究法；民族主义者则偏好因素分析法和描述研究法；作为常规工具的图表法、问卷法、实地研究考察法等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发挥了自身优势。但在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的现状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比较教育学仍缺乏一套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且短时间内这一状况不会改变。因而，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便成为目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讨论。

1.关注文化视角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7]一方面，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延续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文化在研究中有助于研究者理解他国教育并解释教育差异；另一方面，纵观西方比较教育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学界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在一时的沉寂后，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焕发生机，西方的这一经验同样提示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者：重视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试着从文化视角看待比较教育研究问题。

在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中，顾明远是主张采用文化视角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7]高度评价了文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教育是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正因如此，中国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跨文化性的教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会面对本国与他国、过去与当下的冲突。而文化则在其中担负起化解这一冲突的责任（这里的文化指的更多是比较教育学的一种方法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研究者通过关注文化视角，不仅能在纵深方向更多地挖掘教育内容，还能促进比较教育学向完善、有序的方向发展。

一些与文化因素相关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如人种志方法、区域研究法等。1976年，梅斯曼发表《论人类学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一文，是人种志方法在比较教育学中得以应用的开端。而人种志方法在中国则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最早为1996年陈向明发表的文章《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以人种志的方法研究了某一辍学个案。当前，在众多比较教育方法中，人种志仍属于被频繁讨论的一种研究方法。如徐辉的《教育人种志与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便论述了作为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的人种志的定义、内容、特征等，认为人种志方法将教育放入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考察，具有真实性、客观性，能够更好地达成比较教育的目标。除此之外，区域研究法也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区域教育对“区域”的定义之一便是“文化区域”，某一区域的教育必定是扎根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中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只有探讨更多的文化因素和历史背景，才能避免研究的表面化。

2.多元综合化的趋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界对比较教育方法论与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比较教育的分析单位不断拓宽，不但有跨国比较，而且有国内比较。其次，比较教育研究不再是片面、孤立地进行，它与文化背景、时间维度、政策方针都有着极大的联系。最后，比较教育界对研究成果的要求不断提高，在要求解释性的基础上开始注重研究成果的可视性，以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及政策实施服务。这些都使比较教育重视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且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应是多元的，任何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都可以被运用。只有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并互为补充，才能更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研究对象的内涵、探索研究问题的答案、实现研究的价值。中国比较教育界对新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如何实现多元综合化这一问题讨论良多。

对原有方法，主张方法的合作与创生。一般表现为注重科学方法论与人文方法论的结合，综合运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蒋凯认为“教育现象不仅具有量的方面，还具有质的方面的差异。”[8]研究方法选择的单一便意味着研究内容的窄化，这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定量研究危机上已经得到了验证。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最初以移植西方体系为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应尽量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不让定量方法独占鳌头。在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鼓励定性研究成为与定量研究相得益彰的一种研究方法。

对新方法，一方面，比较教育学要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从学科历史来看，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或方法论，以及与这类学科相关的结构功能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等，在比较教育中都有被借鉴使用的经历。这意味着比较教育学科具有开放性与跨学科性的特征，且不会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具有可行性。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通过著作论述了这一问题，如王英杰梳理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轨迹，认为“比较教育学科表现出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学科间相互借用研究方法的现象很多”[9]；陈时见赞同其他学科的方法使比较教育研究更加深化这一观点，认为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深入发展比较教育学科等[10]。跨学科、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由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合作完成比较教育研究，能够完善学科方法论、完善学科体系、革新学科革命。另一方面，方法的创新始终是一门学科的活力源泉，基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探寻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新的生长点也得到了关注。近年来，计算机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新机遇。在研究中，除了常用的文献分析法之外，可以借助网络进行非面对面的叙事交流，以把握原有的、真实的教育信息，弥补转述带来的缺陷。这种新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研究结果，不仅信度与效度都十分优秀，还便于大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