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职业教育主体模式探究
作者： 罗自强［摘 要］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在我国始终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效。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以及劳动者劳动能力和农业素质的提高，而农业职业教育也一直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漫长的中国农业发展史中，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形成了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级层面共同参与的组织形式，从而形成“一个主体，多元参与”的农业职业教育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国农业发展更加重视对现代化科技的应用，以及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完善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管理模式，对未来农业发展和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 键 词］ 农业；职业教育；主体；一体多元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3）04-0165-04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职业教育在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播和传承、农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农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业职业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性管理，可以说是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农业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中国农业职业教育史研究中，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研究往往被视为职业教育研究主题的应有之义，在某种程度上被习惯性地忽略或低估。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发展的力度和广度，而我们传统的农业职业教育主体模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实践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一、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农业职业教育导向
农业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在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播和传承、农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农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业职业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性管理，可以说是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方面，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
“农业是全部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生产部门”[1]。我国人口数量众多，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这使得“以农为本”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认知和共识，农业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国家始终把发展农业、安定民生作为自身的首要职责。夏、商、西周时期，奴隶社会逐步形成，社会发展处于萌芽阶段。在此过程中，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治制度，官吏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负责社会治理的重要职业。在此情况之下，农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出现了掌握相关职业知识和技术的专职官员，如兽人、鳖人、牛人、鸡人等。[2]
西周后期，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政府逐渐将国家治理的重点放置在了经济方面，为保障民生、稳定社会，王室大臣虢文公着力劝谏周宣王行藉田之礼，认为“夫民之大事在农”，并深入分析了国家与农商之间的关系，为古代重农观念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教育的重要性。在此阶段，农业教育内容已经相对较为复杂，而且涉及多个领域，如《周礼·地官司徒》所记载，大司徒教育内容多达十二项，包括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种植，以及豢养鸟兽等，包含了农、林、牧、副各业。[3]此外，这一时期在农业教育方面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大司徒负责全面管理，其下属分工负责，包括遂人、酂人、司稼、里宰等职官，而县正负责督促和管理农业生产。
自此以至于现当代，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随着西方理念、文化以及技术的渗透，清朝时期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受到外部的影响相对突出，多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方法的照搬。但是，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及有识之士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放在突出位置的做法，注重实践教育，使农业职业教育不断强化，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逐渐加入职业教育行列中，使得当时的农业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多方参与仍旧是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国民政府无暇顾及农业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和实施以及受限于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影响，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难以实现大范围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农业生产不断恢复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为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农业、农村始终是国家治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内容。政府在多次报告、会议中也着重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新时期背景下，为强化促进农业发展，就需要加强对于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国家重农思想和政策的延续，彰显了党中央对农业人才培养的高度关注和战略智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政府主导农业发展仍然是农业发展的关键。
国家和政府对农业职业教育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承担起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职责，组织和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降税减负、奖励农耕等措施保障农民权益，将政策向有利于农业企业、农民的方向倾斜，以此激发企业、农民加入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中的国家、政府、知识阶层、农民等各种社会力量围绕国家和政府的主体管理，总结农业知识和经验，阐述农业发展思想和理论，不断更新农业发展技术，落实推广农业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管理作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二、以地方政府职能为节点的农业职业教育架构
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农业发展和农业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落实在地方各级政府身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各级政府为节点的农业发展和农业职业教育网状架构，以确保农业政策的实施以及农业职业教育覆盖全国的农业生产领域。在古代，地方政府这一职能主要体现在劝农制度的设立与发展上。
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和“以民为本”思想下的产物，“劝”兼有鼓励、督促、教育等多重含义。劝农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据说劝农始于后稷，西周时开始藉田，汉朝开始设官劝农。《礼记·月令》《周礼·地官》等均记载了我国古代主要实行的劝农制度，不仅强调帝王应事必躬亲，以此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同时还明确了务农技术的重要性，重视劝农以及农业教育的技术性。
汉代以后，国家开始设立劝农官，或有地方政府长官兼任劝农使，并以劝农效果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依据，对于劝农不力的官员则处以严惩。秦汉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秦国以“农战”立国，而汉代出于对社会大动荡和大动乱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认为“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明确阐述了农民作为社会的基础阶层，对于社会稳定性有着极大的影响，也关乎着社会的未来发展。在秦代的前车之鉴下，汉初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皇帝屡屡“亲耕藉田以为农先”，汉文帝也曾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这构成了秦汉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基本态度。而实际负担农业职业教育的则是地方官吏，如二千担、循吏等，都承担着农业教育、农业推广等方面的职责，包括加强农业管理，教授传播农业知识与技术，推动生产发展，是国家农业政策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是联结国家和农业、农民的重要环节。
即便现当代，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相应的农业管理机构和职员，以指导和推动农业的发展，这些部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农业职业教育的职能。
三、以知识阶层为中心的农业知识和技能成果总结
在国家主导下，知识阶层对农业生产的参与为农业生产和农业职业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阶层是政治统治的基本支持力量，传统的官吏选拔制度，也使知识阶层和官员身份之间的交叉非常多。知识阶层对政治的这种参与，使他们在关乎国家政策方面的关注和参与也相对明显。
知识阶层在农业职业教育中，他们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发展出中国丰富的农业思想，对农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总结形成农业发展的成果，推动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与推广，特别是当知识阶层的身份和官员身份相结合时，这种作用就更加突出。自西周重农思想成为传统国家和政府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后，每个时代的知识阶层都在不断加强农业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同时伴以经验的总结和技术的更新，如先秦时期的管仲、孔子、荀子、孟子等，秦汉时期的贾谊、晁错等，两晋隋唐时期的傅玄、杜预、陆贽、李翱等，两宋的李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吕祖谦、叶适等，元明时期的许衡、王恽、刘基、张居正、徐光启以及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王源及颜李学派、张履祥、包世臣、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等。他们往往既是知识阶层，又是官员，既是农业政策的制订者，又是农业政策的实施者。
另外，知识阶层也有能力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总结农业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编撰农书，使之成为农业职业教育的教材，对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居功甚伟。如西汉杰出农学家氾胜之所著《氾胜之书》、东汉崔寔所著《四民月令》，总结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对农业发展和农业职业教育均意义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在前人农耕技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生产作业实践需求，著成农业技术全书——《齐民要术》，以总结农业技术“教民”，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齐民要术》既是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杰出代表，其中记载了丰富的农耕作业知识和技术，因此，又经常被作为农业职业教育教材，对于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即便是在隋唐时期，国家对于农业产业方面的重视程度仍然较高，劝课农桑逐渐成为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有效提升了当时农业产业和职业教育水平，兼有知识分子和官员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推广农业职业教育方面的职责得到加强。武则天当政时，农业经济对于国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结合当时情况以及技术水平，命有司编辑撰《兆人本业记》，在改善农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此时国家的农业管理体制也得到了有效完善，甚至构建了专门推行农业政策的机制，同时这一机制也成为唐朝实施农业教育的关键手段和依据。此外唐朝还专门设立了劝农使，以此强化地方农业发展，如“令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劝农使”。与此同时，隋唐地方长官也肩负劝农职责，不仅需要结合当地自然情况以及特色，加强农业发展，还需要宣传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当时农业职业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唐代王方翼，在夏州任职都督时，为便于人们耕种、提高作业效率，设计了“人力耕地机”，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畜力缺乏的问题。
宋元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农业学者以及相关著作数量急剧增加，为我国农业产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王毓湖曾经编纂了《中国农学书录》，其中记录了自古以来的农业相关书籍以及农耕技术手段，经整理发展，宋朝以前的农业相关书籍一共有60余种，而宋元时期则多达130余种，包括宋陈旉的《农书》、元司农司的《农桑辑要》等。此类书籍对我国农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中总结的农业知识以及技术手段，在我国农业职业教育过程中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直至明清时期，人们生活水平较低，对于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这也使得农业职业教育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农业知识和技术教材的数量逐渐增多，其中以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影响最大。该书多达50余万字，包括农本、田制、蚕桑、牧养等12个门类，涉及农业理论、实践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还包括农具和水利工程修建方法，直至今日对于我国农业职业教育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