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政课”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增强“四个自信”的路径研究

作者: 王旭双

[摘           要]  随着“大思政课”工作方案的提出,思政课建设整体进入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四个自信”是引导学生认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目前部分思政课教师对“四个自信”的学理研究还不足以支撑起思政课的价值引领功能。为更好地进行“四个自信”教育,思政课教师要在学术层面拓展“四个自信”的理论深度与广度;在实践方面思政课教师要深入现实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

[关    键   词]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思政课”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3)08-0129-04

思政课教师是我国高校教师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承担着宣传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又面临着意识形态以外的各种价值观念的挑战。高校思政课教师讲好、讲深、讲透思政课,坚守好意识形态的阵地,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自200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思政课的重要性,并指出思政课的发展方向与建设思路。面对获取信息渠道多元、价值观多元的新一代网络原住民大学生,思政课教师如何使思政课堂的教学更有效,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对党的政治认同,是当今众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持久关注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大思政课”背景下当前“四个自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指出,思政课的教学迫切需要以“大思政课”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的教学模式。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体现了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同时也对思政课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在教师。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政课教师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大部分思政课教师面临着科研与教学双重压力。思政课教师承担的课时量比较大。据统计,“51.22%的教师年均承担256以上课时的教学工作量”[1]。在一些高校中,思政课教师的课时量甚至可以达到一年500多课时。同时和专业课教师一样,思政课教师也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任务,或面临着职称晋升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思政课教师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平衡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矛盾。繁重的教学使得一些思政课教师无法抽身去进行科研,因此,相当一部分教师无法在职称晋升中有所突破。相反,如果思政课教师将科研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势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教学准备与研究,繁重的课时已经把他们压得疲惫不堪,再加上科研的压力,他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完善与创新。因此,高校的绩效管理模式与思政课教师职业特殊性之间存在矛盾。

其次,思政课教师来自各个专业,他们可能精通自己的专业,但对思政课本身的一系列知识体系未必熟悉,尤其是未必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来龙去脉、思想资源,以及与西方相比所具有的鲜明特色。思政课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科研也应该首先着眼于教学或与教学相关的课题。有学者重提了厄内斯特·博耶的“教学学术”的概念。教学内容也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应该加大对思政课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奖励力度,鼓励思政课教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学研究上。

最后,有学者认为部分思政课教师存在理想信念有些模糊、重言传轻身教、知识结构与思政课教学不吻合、不重视思政课的科研、不理解思政课教师的价值所在等问题[2]。“四个自信”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成就的高度凝练与基本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越性的自觉认识。坚定“四个自信”并深入了解“四个自信”是新时代对思政课教师的要求。学生具有“四个自信”的前提是授课教师对“四个自信”的高度认知与深刻理解。只有教师深刻理解“四个自信”,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和增强“四个自信”。然而在现实中,思政课教师的“四个自信”涵养还有待增强。一方面不少思政课教师对“四个自信”不够重视,没有真正将“四个自信”落实到课堂中。另一方面不少思政课教师对“四个自信”研究不够,在课堂上不能真正深入下去又不着痕迹地将“四个自信”讲出来,这导致学生对“四个自信”认识不够。以上两点都属于“学科研究和教学研究在内的学理研究仍不能很好地支撑思政课的政治性”[3]。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从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身出发,分析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思政课教师增强“四个自信”涵养的途径与方法,从而为思政课教师增强“四个自信”提供一定的途径与方法。

二、深挖思政课的理论内涵与资源

思政课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因此,思政课教师的其他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应该围绕教学进行。高校应鼓励思政课教师投入与思政课教学相关的研究中,形成思政课教师自身独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深入了解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不断努力奋斗而探索出来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实践经验。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坚信我们党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适合我们国家的道路。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理解程度不同,而思政课教师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同和深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理论特色讲出来,否则思政课的教师授课就会跑偏或达不到教学目的。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这门课要告诉我们的是历史是如何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思政课要体现学理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如果不紧紧抓住思政课的主流主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三章就有可能讲成清史课,而学生对于这种教学过程并不会觉得不妥,但这种上课方式已经严重违背了思政课的本质与初衷。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果在讲辛亥革命时能给学生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特色,将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然而由于思政课中只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简称“新思想”)直接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几门课从表面来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性不强,故该关键点容易被教师所忽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思政课的重要目的。

(二)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是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所建立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认同,同时也包含对外来文化的高度包容。”[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实现文化自信所依赖的三种文化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与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不可能离开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向前发展。

作为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承袭传统教化,从而走向未来。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价值资源”“二者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相通性”等[6]。思政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人文关怀,而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思政教育的开展。然而,有学者研究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政治理论课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融入方式固化[7]。所以,我们需要“从宏观的基本实施路径和微观的课程实践方案”[8]两个层面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探索与实践。

乐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传统乐教之旨趣在于修身育德,音乐教育乃围绕人格圆满、道德完善以及社会教化展开。”[9]从微观层面看,乐教对思政课有着积极的影响与启示。儒家文化以礼乐并称,乐教具有陶镕、陶冶的作用。“《乐记》强调用‘乐和’促进‘人和’‘天和’‘政和’的中和观,对当前高校德育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10]明代心学家罗汝芳曾经在讲学中充分运用乐教育人的方法,其在腾越州进行乡约训语时,经常要为上万名乡民进行讲解,他运用乐教不仅能够去除人群中不时发出的噪音,而且能够达到“于时太和洋洋,充满流动,而万象拱肃,寂若无人矣”[11]的效果。罗汝芳请童子唱歌并间以奏乐,“临阶除进,诸童子清歌,初《陟岵》一章,众哗稍定;再《凯风》一章,又更定;三歌《南山》二章。乃率堂上下士夫生儒同声相和,复合以管乐,间以笙箫”。通过乐教的方式,罗汝芳不仅能使听众安静下来,更能营造安详宁和的课堂氛围,为他的演讲做准备。乐教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转变孤立狭隘的生活而为广博深厚的性情,化枯燥呆板的情绪而为活泼有生趣的德操,清除个人内心与社会的种种冲突矛盾,而重趋于谐和协调”[12]。借鉴古代的乐教,我们可以通过播放适当的音乐来开启思政课,通过音乐来陶冶学生的性情,进而增加思政课的亲和力,摆脱思政课给人的刻板印象。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灵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灵魂的滋养,并运用于我们的思政课堂中,既可以带来好的教学方法,又可以使得青年学子更加亲近传统文化。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德育中寻找资源与方法,与思政课教学相结合,形成独有的文化自信。

(三)思政理论课要融会贯通

学术界对于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大学阶段的思政课一体化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各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都是按照不同的课程来划分不同的教研室,教研室之间交流相对较少。一位思政课教师通常主要上一门思政课,同时或先后上几门思政课的情况比较少。这种情况固然有利于每位教师专研自己所教的课程,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各门政治理论课之间是分离的,不成体系的。实际上,思政理论课在内容上是成体系的,是一个整体,这表现在四门政治理论课的上课时间是有逻辑顺序的,不容打乱的。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告诉我们能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成才成长、贡献社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从历史观的角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从哲学观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层面的实践与演进过程。“概论”和“新思想”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成果。我们看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整体内容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

笔者自工作以来先后承担过哲学与人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现为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概论”和“新思想”等课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同政治理论课之间存在着微观上的联系,可以互相为证。例如,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本上的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帮助学生去理解分析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革命随之走向低潮,此时还要不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一段历史可以运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来分析。秋收起义在城市的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从而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探索出一条同中国国情相符合的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实践决定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紧密联系,思政课教师应该将二者联系起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整个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