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现代化

摘 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其深深植根于数智时代的土壤中。在这一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优势主要体现为在线教育建设夯实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数字校园建设赋能数字化生态生成、教育理论研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方略，但同时仍面临传统高等教育教学体系致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缺位以及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等现实劣势。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新型文化体系构建、数字新基建打造等时代机遇，亦要应对数字鸿沟扩大、知识碎片化、信息管理风险等外部挑战。我国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需秉持强化优势、科学发展、开拓进取、战略规避的原则，具体应遵循以下路径：以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引领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发展；依托国家在线教育平台系统性规划知识教学框架；借力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数字校园建设；统筹建构数据智能基座，重点加强数据安全治理。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数智时代；数字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6-0001-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6.001

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前进路向与战略遵循。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深深植根于数智时代的土壤中。一方面，数智时代的技术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化与转型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成为驱动高等教育第四次革命的关键性要素［2］；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在现实世界全领域的融入、融合，亦在不断冲击高等教育基本形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制约与挑战。由此，本文应用SWOT分析法①，对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优势、劣势以及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加以分析，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一、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优势

数智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政府及各高校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驱动力，以智能化应用为核心，不断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这是现阶段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依托的优势。应准确把握优势，稳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在线教育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3］置于国家教育发展的重点位置。以此为目标，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共计上线慕课6万余门，学习人数达近10亿人次，“慕课西行”工作开展卓有成效［4］。在此基础上，2022年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学科专业、高校、平台、专题、一流课程、热门课程、最新课程等多个路径实现“一站搜索全网好课”，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友好的个性化体验与服务，推进新常态下的在线教学建、用、学、管全过程智慧化治理［5］。数据是数字化的基础，有效的数字化需要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数据，二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存储、传送等数字技术［6］。我国政府规模化建设慕课、微课等数字资源，为高校数字化教学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而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则为数字资源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有效支撑，高水平金课与教材获得渠道的拓宽、课程体系一体化管理的推进、网络教学中国范式的形成等在线教育建设方面的创新与进展，不断夯实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

（二）数字校园建设赋能数字化生态生成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本质在于重构高等教育生态，对物理空间进行重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物理空间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基本场所，是不同教育要素相互关联的物质基础。学校以校园、教室等空间中的基础设施为教学实践的发生提供物质依托［7］。《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3］，对高校信息化建设作出明确要求。以此为目标，各高校纷纷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一方面建设基于统一标准、各类信息充分共享和流通的统一数字平台［8］，另一方面逐渐将交互式白板、智能传感器、3D打印机等数字设备嵌入教学实践场景。数字校园建设，为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的形成提供了完备的承载空间与实现路径。在信息管理平台与数字设施的基础上，高校可以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移动应用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促进不同信息要素间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已有数字教学设施联通学生信息管理平台，打造多样化、个性化培养方案，依托线上课程与教学资源，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营造虚拟现实环境等。构建以“线上系统-线下设施互联”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数字生态，助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三）教育理论研究明确数字化转型方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系统筹划相应的战略路径与政策措施，形成共识。2022年，我国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以下简称《发展指数》），使用国际前沿的多维评价技术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加以直观呈现。同时，还发布首个《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该报告立足国际视野，全面搜集梳理了五大洲50个国家与26个国际组织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举措、主要经验成就与发展趋势，开创性地提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转化、转型、智慧”三阶段论，并就未来10至15年教育数字化发展形成综合性倡议，契合当前数字化浪潮下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大势［9］。《发展指数》与《发展报告》的发布，对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政府及高校可以洞悉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律，考察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明确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不足、可以借鉴的优势经验、可以依托的现实资源以及转型深入推进的发力点等，进而因校制宜，制定具体的未来发展策略，为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提供方略指导。

二、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劣势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一定成就，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亦存在一定劣势，制约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

（一）传统高等教育教学体系致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

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兴起是数智社会的关键特征，高等教育由此突破空间局限，实现与全球高等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联通。由此可见，数智时代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教学模式改革，而体现为对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与存在形态的重塑。一方面，高校应与社会全要素之间互通互联，在师资、课程、设施、服务等多方面形成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利用社会资源实施教学；另一方面，互联网拓宽了全球沟通的渠道，高校应借此联通全球，打破高校间的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同塑造未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10］。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教学实践现状，部分相关政策制定者与高校管理者缺乏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科学认识，难以跳出传统教育的视域局限，多依赖传统经验进行决策，高等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多被错误嵌套至已有教学体系中，致使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以高等教育信息化促进教学改革仍旧是在既有框架中进行微调。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在于技术对学校形态的重塑与教学范式的改变［11］。但现阶段我国部分高校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却仍旧固守在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中，仅通过数字技术在传统模式框架下进行要素优化，而非将教学改革置于数字化社会变革的大视野下加以重塑，将数智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间的新型关系排除在教学之外。二是数字技术“工具理性”对于高等教育教学活动本质的异化。纵观现阶段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多是以“技术工具论”为主导，盲目地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单纯依赖数字工具赋能改革，将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完全依托于纯技术因素，并未意识到这种唯工具、唯技术论其实是西方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体现［12］。在这一观念的钳制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所指向的技术辅助教学，提升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方法的应有之义被遮蔽，异化为“为技术而技术”的实然之态，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出劣势。

（二）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缺位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根本力量［13］。数智时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变革了教育教学方式，也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推进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教学创新实践、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既是培养数字化教学人才的必然要求，亦是通过数字化教学满足新时代学生需求，更好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举措［15］。

对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具备怎样的数字素养，世界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较高要求。2016年，美国发布《预备未来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16］，对教师所需具备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教师能够通过知识与技巧丰富教学环境，同时利用技术优化教学环境，反思教学过程［17］。欧盟则通过《数字信息教育行动纲领（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2021-2027）］，要求教师利用数字技术有效辅助教育实践，同时不断思考“数字技术应如何与教学全过程更好地融合”［18］。我国亦于2021年发布《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围绕信息技术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助推教师信息化教学的有效开展提出多项工作要点［16］。但实际上，我国高校教师对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教学创新的重要价值缺乏正确认识、抗拒课堂教学数字化变革，同时存在数字技术专业知识匮乏、数字技术应用形式化、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教学能力薄弱等问题。此外，在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面，我国部分高校培训形式单一、浮于表面，时间短、内容少，且多侧重对相关理论知识的讲授，并未将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引入教师发展的全过程。可见，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执行主体，现阶段我国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显著缺位，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另一突出劣势。

（三）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

依托数智时代互联网的广泛普及，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打破学科专业的层层壁垒，使高等教育真正融入社会，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若学生能够获得学习的自主权，则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与需要灵活地选择不同学科、类型的课程进行多元化整合，进而形成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10］。对此，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2021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2021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19］，提出“学位模块化的分解与组合”是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并指出“学分微认证”势必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教学的关键技术环节［20］。

但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学分、学位管理体系则面临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困境。一方面，虽然现阶段我国已将“学分银行”作为基本思路对高等教育学分制度进行了改革，部分高校间实现了学分互认、课程互选以及资源共享，但仍旧存在学分认证框架标准模糊、主体不明确、学科间学分转换障碍明显等问题［21］。在具体实践中，学生跨学科学习依旧是以主修学科为主，其他学科课程则多为公共选修的形式。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学科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的基本单元与依据，高校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的唯一主体，高等教育学位管理表现出学科性强、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22］。而数智时代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则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理念，要求打破横亘于学科专业、高校、社会、国家间的重重壁垒，强调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显然，我国高校现行的以单一学科专业为主的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学生培养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这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形成的障碍。